財團法人沈剛伯曾祥和文化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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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和教授訪問紀錄新書座談會致詞
孫 震
曾祥和教授訪問紀錄新書座談會，應該是曾教授門生故舊和歷史學家聚談的舞台，主辦單位給我安排了30分鐘的致詞，我心裏很不安，僭越之處請大家原諒。
我從年輕的時候就景仰沈剛伯教授和他的夫人曾祥和教授。我進臺大的時候，沈先生是文學院院長。我雖然是臺大的學生，後來又回母校教書，但是我認識沈先生，沈先生卻不認識我，真是遺憾！我到沈先生去世以後多年，才有機會認識沈師母曾祥和教授，偶而跟著她的學生到她家吃飯，聽她說話。我有幸為這本書寫序，閱讀全文，也讀了一些手邊曾教授的文章，對曾教授的學術思想有一點淺薄的了解。曾教授從1943年在四川白沙鎮國立女子師範大學教書到2008年完全退休，浸潤西洋史研究、教學65年，其間在臺師大專、兼任60年，臺大兼任29年，並在台灣其他大學兼課，她研究的範圍廣闊，著作豐富，我只能算在她的門牆之外張望了一下，未能見識到門牆之內的「宗廟之美」和「百官之富」。
曾教授說，我們想了解一種文化，要從其最初產生的背景環境看起。西洋文化源於古代希臘，希臘半島丘陵起伏，將全境分割成若干小平原，彼此之間山嶺阻隔，交通不便。山多田少，農業生產不足，距海近，自然而然發展對外貿易，進而轉變為商業社會，產生財富與知識俱增的中產階級，形成全民參與的民主政治。遺憾的是勢力壯大以後，對外擴張，發展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而我國文化源於黃河流域，平原廣闊，利於農業生產，人民安居樂業，政治上懷遠睦鄰，愛好和平，「王者不遠圖」，從不主動侵犯外國。
曾教授精研古希臘史、古羅馬史、與西洋民主政治發展。她晚年最關心的問題是西方的民主政治選不出賢能的政治領袖，所以一直想建立制度，尋找英主，而她心目中的典型就是我國創造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曾教授似乎較少討論西方從拓展對外貿易到重商主義、資本主義的發展。我想藉今天30分鐘寶貴的時間在這方面略作引申，為曾教授這本訪問紀錄作一附註。
在我看來，貿易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自然現象；勞動生產力提高，多餘的人力從事工商業，使民生富裕。我國春秋時期到了晚期，工商業開始發達，吳國的范蠡棄政從商，孔子的愛徒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可以說先知先覺，走在時代的前面。戰國時期是重商的時代。漢初重農抑商，一方面因為多年戰亂，田園荒蕪，人民流離，食用不足，所以重視農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不知道商業的經濟利益，表面上看到商人不事生產，坐收巨利，所以要加以壓抑。司馬遷雖然說：「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但是又說：「以末致財，以本守之。」末指商業，本指農業。經商雖然賺錢，但是不如務農穩當。其實全世界一直要到18世紀末葉以後，英國古典經濟學派發展，才了解商業促進分工、專業、提高商品效用、創造價值、提高生產力、促進經濟成長的重要意義。
唐宋以來，農業生產力提高，工商業發達，對外貿易興盛。唐代強大，宋室南渡，元朝疆域擴大，都有助於對外貿易拓展。不過唐代安史之亂(755-763)，中國到中東和印度的陸上交通受阻，對外貿易改走海上，使東南沿海商港興起，泉州和廣州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門戶。中國的商船，裝載絲綢、陶瓷、鐵器、和日用品，沿著海岸線，經東南亞到波斯灣，轉運到中東和歐洲。回程載回珠寶、象牙、犀角、香料和藥材。13世紀航行於太平洋和印度的中國帆船，有水密隔艙、船尾舵和羅盤，船隻構造和設備精良，水手觀星駛船，船隻的大小直到16世紀都遠超過歐洲。
公元1291年，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受元世祖忽必烈之託，護送公主遠嫁波斯，從大都(今北京)出發，經陸路，到泉州出海。馬可波羅認為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他說：「假如有一艘滿載香料的船去到亞歷山大港，或其他信奉基督教國家之地，必有一百隻來到刺桐港。」當時的泉州因為遍植刺桐樹，稱為刺桐港。
當時歐洲與中國的貿易，是由威尼斯和熱那亞(Genoa)兩個城市控制。威尼斯和熱那亞為了爭奪自中國輸入到埃及和中東的奢侈品發生戰爭。1298年馬可波羅自東方返國，為熱那亞人所執，在獄中寫成他的《東遊記》(The Journey to the East)，亟稱中國的富有，引起西方對東方中國的嚮往。
1453年鄂圖曼(Ottoman)帝國崛起，土耳其人佔領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阻絕東方貿易的陸上交通，使東方輸出到歐洲的商品騰貴，另尋海上通路。
1488年，葡萄牙人狄亞茲(Bartholomew Diaz)發現南經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的海上路線。1498年，達加碼(Vasco da Gama)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1510年葡萄牙佔領印度西南海岸的果阿(Goa)；1511年佔領麻六甲(Malacca)，控制東南亞與歐洲的香料貿易。1517年派遣皮爾斯(Tomé Pires)為使，率領船艦8艘，會合果阿市長菲奈歐(Fernão de Andrade)抵達廣州，北上晉謁明武宗。明廷允許葡萄牙以澳門為基地從事貿易。葡萄牙是歐洲第一個在東方建立海上帝國的強權。不過由於菲奈歐之弟西邁歐(Simão de Andrade)強佔廣州外海Tamao島，建立城堡，為中國驅離；明廷並將皮爾斯下獄，卒於獄中。
1492年，熱那亞人哥倫布在西班牙王室贊助下，西渡大西洋，發現中南美洲。西班牙人掠奪南美洲的黃金、白銀，大量輸入西班牙。葡萄牙與西班牙爭霸海上。
1493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發布訓諭(Papal Bull)二分天下：葡萄牙獲得巴西和大部分東方，西班牙獲得大部分美洲和太平洋，包括菲律賓在內。1519年葡萄牙人麥哲倫在西班牙贊助下，西渡大西洋，於12月13日到達巴西里約熱內盧。1520年11月28日進入太平洋，1521年3月16日發現菲律賓群島。1521年4月27日麥哲倫喪生，1522年9月28日「維多利亞號」獨自返回西班牙塞維亞港，完成環繞地球一周壯舉。
西班牙由於自南美洲取得大量金、銀，國力壯大，北上稱雄。1585年發起對英國的海上攻擊，1588年其無敵艦隊(Armada)為英國的海軍所敗。
1600年英國在印度設立東印度公司。在此之前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涉及政府對待海盜的策略，值得一提。1577-1580期間，英國的海盜卓克(Francis Drake)掠奪葡萄牙和西班牙商船，取得價值150萬英鎊的財寶。1581年4月英國的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登船赴宴，授予爵位，卓克回贈部分劫掠的財富，英政府以其中一部分償還國債，一部分用以設立後來的東印度公司，並以東印度公司為基地，發展在亞洲的海上勢力，漸漸後來居上。150萬英鎊是多少呢？曾教授在《蠶化絲不盡，2015》的一篇文章中說：十六世紀亨利八世及伊莉莎白父女統治之時「承平」時期，王室歲入不到50萬英鎊。」(p.204)
1600年荷蘭取得安汶的丁香貿易的獨佔權，1602年設立東印度公司，這是繼英國設立東印度公司之後的第二個聯合股份公司。它們都擁有軍隊，可以發動戰爭，並殖民外國國土。1619年在爪哇建設巴達維亞(Batavia，今雅加達)作為東印度公司的總部。1621年佔領班達，屠殺島上15,000居民，僅留下懂得生產荳蔻和肉豆蔻的工人，從產地控制香料的供應。1622年北上攻打澎湖，在馬公築城，與福州水師對峙。1624年自澎湖撤軍，攻佔台灣，先後築熱蘭遮(Zeelandia，今安平古堡)和普羅民遮(Provintia，今赤崁樓)，
對外擴展勢力，在南台灣建立政權，發展農耕，及對中國、日本和歐洲的貿易。
1426年，西班牙自菲律賓取道台灣東海岸，到達台灣北部，攻佔雞籠(基隆)、淡水，並溯淡水河而上，到達台北。1642年為荷蘭人所逐，據台16年。1662年，荷蘭人為鄭成功所敗，結束對台灣38年的統治。
16至18世紀歐洲進入重商主義時代。重商主義以為一國的財富就是其所擁有的金銀總額。一個國家如果自己不出產金銀，只有以國家的力量發展對外貿易，造成出超，賺取金銀，累積國富。所以對內管制經濟，對外以國家力量開拓市場，掠奪資源，侵佔國土，產生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反觀我們中國在國力強盛之時，也從不主動侵犯外國。中國的海上勢力，經過南宋和元朝，到明初到達高峯。公元1405年(明成祖永樂3年)，鄭和7下西洋，首次出航，他率領的船隊有大小船隻200餘艘，將士兵2萬7千餘人，是世上最強大的海軍。87年之後，哥倫布橫渡大西洋，他的船隊不過3隻，人員只有90人；又29年，麥哲倫的船隊環繞地球一周，船隻不過5艘，人員不過265人。鄭和7下西洋雖然免不了經歷衝突和戰爭，但基本上沒有侵佔，沒有掠奪，只是宣揚國威、撫慰遠人的和平之旅。
1433年(明宣宗宣德8年)，鄭和於第7次下西洋返國途中病逝。明政府改變宋元以來的對外貿易政策，禁止華人下海入番。從此中國的海上事業式微，東南沿海一帶居民生計受到嚴重影響。不僅自毀海上長城，而且驅民為盜，致與外來劫掠的倭寇結合，使明政府的海疆綏靖工作困難倍增。對照西歐各國以政府力量支持貿易發展，過與不及，值得歷史學家深入檢討。
2000年1月13日《東亞經濟評論》(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在一篇評論中說：過去500年對亞洲而言，是一段由繁榮降落到貧窮的故事。今日亞洲仍為全世界窮人最多的地方。中國於15世紀從世界舞台撤退後，開始貧窮，並喪失其在航海方面技術領先的地位。
經濟學的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在他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清乾隆41年)中多次提到，中國比歐洲任何部分富有，但是富有而無進步，和500年前馬可波羅看到的情形很少差異。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教授在他的新著《The China-U.S. Trade War and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 2019》中引用Angus Maddison的估計說：18世紀末期和19世紀初期，中國之GDP佔世界GDP的30%，然而1960年只有世界GDP的4.4%，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只有1.75%。(p.6)
18世紀後半，工業革命從英國開始向西歐和北美發展。技術進步，在資本主義制度支持下，取得連續不斷的性質。技術不斷進步，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均產值與所得隨之不斷增加，世界進入現代成長時代。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問世，世人開始知道，生產是在所使用的材料創造增加的(經濟)價值；一國的財富不是金銀，而是全國勞動力每年所創造的產值，現在叫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個人追求自己的財富，從事生產，為社會創造價值，從中取得一部分作為自己的利潤，他所創造的價值越大，得到的利潤就越多，個人的利益和社會全體的利益一致，讓利潤得到道德上的正當性。史密斯說：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如有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帶領，達成社會全體的利益，而且比蓄意想要達成社會的利益更有效率。追求自利，因此受到鼓勵。
如今現代成長隨著全球化幾已普及全球，雖然為世人帶來前所未有的富裕，然而其對社會和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傷害也日漸顯著，難以為繼。除了企業醜聞時有所聞外，最重要的如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資源耗竭、地球暖化、氣候異常、與物種滅絕等。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放任物欲，貪得無饜。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說：
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
曰：嗟呼! 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
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
何以異哉！
唯有讓我國傳統的儒家倫理進入現代生活，讓仁義在利益前面，世界才有永續發展的可能。
曾祥和教授的這本訪問紀錄，在現代這個功利社會中最重要的意義，在我看來，就在於她和沈先生淡泊名利，潔身自愛的生活態度。沈先生和曾教授有很多地位顯赫的朋友，但是他們不慕富貴榮華，一生只做學問，「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為我們在人生的追求中做出榜樣。
最後，讓我們引《中庸》中孔子的一段話，呼應曾教授對現代民主政治中尋找「賢能」領袖的關懷：
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在，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政治應由賢能的人承擔。選賢能的人要看他的人格，其中最重要的品質就是仁。仁者「愛人」、「博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而不是謀求自己的地位、權力和財富。
(修訂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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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和教授訪問紀錄新書座談會致詞──孫震校長──2018年12月19日
2025-05-01
202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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