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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變中守住史學的尊嚴——回憶沈剛伯與曾祥和兩位老師
《史學與世變:沈剛伯精選集》新書座談會演講整理稿
黃克武
一、一段延續半世紀的師生因緣
今天非常高興有機會在臺灣大學校史館(舊總圖),向各位介紹《史學與世變:沈剛伯精選集》這本書。沈剛伯先生生於1896年,卒於1977年,離開我們已將近半個世紀。在這麼長的時間之後,為什麼還值得重新編輯、閱讀他的著作?他對今天的歷史研究與教育,又有什麼啟發?這是我編輯本書時不斷思考的問題。
我想先從個人的一段因緣談起。1975年至1979年,我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讀書。大學二年級開始,曾經修習曾祥和老師開設的西洋上古史、中古史以及英國史等課程。曾老師教學非常認真,對學生也很親切。我們這一代讀歷史的學生,受她的影響很深。
由於修習曾老師的課,我也有幾次機會見到她的先生沈剛伯教授,並曾到他們位於青田街的家中拜訪。沈先生當時已經退休,滿頭白髮,給人非常深刻的印象。老一輩臺大人常常談到「臺大八景」,沈先生的一頭白髮便是其中之一。這樣的校園趣談,多少反映了他在臺大師生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當時我對沈先生的學問了解有限,只知道他是一位學貫中西、講課非常出色的歷史學家。後來讀到中央日報1982年出版的《沈剛伯先生文集》,才逐漸認識他的學術世界。他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包括中西史學、中國古代思想、歷史哲學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思考,始終包含著對現實世界的關懷。
曾老師2013年過世以後,我參與沈剛伯曾祥和文化教育基金會的工作,擔任董事。沈先生與曾老師的女兒沈念祖女士長期致力於保存父母的文獻與紀念資料,基金會也持續推動教育及文化活動。由於這一層關係,臺大出版中心邀請我編輯《沈剛伯精選集》,並撰寫導論,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
從年輕時在曾老師課堂上學習,到今天有機會整理沈先生的著作,前後已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對我個人而言,這次編書也有一層延續師生之緣的意義。
二、沈剛伯的生平及與曾祥和老師的婚姻
沈剛伯先生是湖北宜昌人,生於清末的一個耕讀家庭。他的祖父是舉人,非常重視傳統經史教育;父親則曾赴日本留學,接觸近代的新式知識與教育理念。因此,他從小便同時受到傳統學問與新式教育的薰陶。
這一點對他後來的學術發展很重要。他既有深厚的中國經史根柢,也能接受西方的學術方法。青年時期,他親歷辛亥革命及其後的政治動盪,對時代變遷與個人命運之間的關係,有很深刻的感受。
1924年,他前往英國倫敦大學留學,研習歷史、憲政史,並接觸埃及學。當時中國學者對古代埃及文明的研究還相當有限,他能夠進入這個領域,顯示其學術興趣的廣泛。留學期間,他也有機會直接觀察英國的政治制度與學術文化。這些經驗,使他往後能從中西比較的角度思考中國的歷史與思想。
1927年返國以後,他先後在武漢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校任教,抗戰期間隨學校西遷,在十分艱困的環境中繼續從事歷史教育。1948年來到臺灣,擔任臺大文學院院長,直到1969年卸任,前後長達二十一年。他也長期在歷史系任教,培養了許多學生。
談到沈先生的生平,不能不談他和曾祥和老師的婚姻。
這是一段當年引起相當大風波的師生戀。兩人相差二十四歲,曾老師原來是沈先生的學生。不過,根據曾老師後來的訪問紀錄,沈先生在教她的時候並沒有追求她。兩人逐漸接近時,沈先生已經不是她的授課老師,也沒有論文指導關係。
即使如此,他們的結合仍然受到家庭與社會輿論很大的壓力,尤其曾老師的父親強烈反對。曾老師自己也經過一番考慮,最後決定與沈先生共同生活。
1946年12月26日,他們在鎮江舉行婚禮,由曾老師的母親主婚,只請了一桌客人,十分簡樸。
婚後最初幾年,兩人的生活相當清苦。在南京時,他們住在大雜院中兩間很小的房子裡。曾老師後來回憶,雖然物質條件不好,但夫妻之間非常談得來,志同道合,像朋友一樣相處。沈先生十分顧家,出國時經常寫信回來。
來到臺灣以後,沈先生在臺大任教,曾老師則在師大教授西洋史。兩人各有自己的學術工作,也經常討論文章與歷史問題。曾老師有時會從讀者的角度,提醒沈先生哪些地方可以講得更清楚。
曾老師在晚年的口述訪問中,對這段婚姻有很多動人的回憶。她並沒有迴避婚姻中的困難與委屈,但總體而言,對兩人的共同生活十分滿意。她說沈先生是一個好人,自己從來沒有後悔,甚至開玩笑地說:「假如還有下輩子的話,還可以是他!」
這段話使我印象很深。它讓我們看到,兩位學者在長期共同生活中所建立的理解、信賴與深厚感情。
三、沈剛伯的教學風采與學者人格
沈先生在臺大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教學。
許多學生回憶,他上課時幾乎不帶講稿,有時只帶一枝粉筆,便可以從容講授。無論中國史或西洋史,他對史事、人物、制度以及歷史掌故都非常熟悉,講起來條理清楚、滔滔不絕。對一般學生而言,這種講課方式很容易留下深刻印象。
胡適先生也非常欣賞沈剛伯的學問與演講能力,曾經稱讚他學貫中西、對史事如數家珍,尤其佩服他演講時不需要講稿。當時有人因此認為,沈先生大概具有過人的記憶力,所有的學問都裝在腦子裡。
不過,曾祥和老師的回憶,讓我們看到另外一面。
她特別指出,沈先生雖然上課不帶講稿,卻從來沒有一堂課不準備。即使已經教過多年的課程,每次上課前,他仍然重新閱讀材料、整理筆記,思考應該怎樣講授。因為人的理解會隨著閱讀與經驗而改變,所以同一個問題,經過一年之後,可能又有不同的認識。
曾老師說,他「沒有哪一堂課不準備,一直到最後一堂都是如此」。
我覺得這句話非常值得我們今天從事大學教育的人深思。
學問的累積固然需要長時間的閱讀與研究,但如何將自己的理解清楚地傳達給學生,同樣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沈先生的教學看起來非常自然,背後其實有極其認真的準備工作。
而且,他很重視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希望學生能從史料出發,對歷史問題形成自己的判斷,不必事事依從老師的看法。從這個角度說,沈先生對臺灣史學的貢獻,除了著作本身,還包括長期的教學,以及由此形成的學術風氣。
四、「史學與世變」——他的歷史思想
接下來,我想談談沈先生的史學思想。
這次精選集的書名《史學與世變》,取自沈先生的一篇重要文章。我認為,這四個字相當能夠概括他的史學觀念。
沈先生有一句話:「世變愈急,則史學變得愈快。」
這句話的意思是,歷史研究與時代環境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當社會發生重大變化,人們對過去便會提出新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會推動史學的發展。
例如,今天我們關心女性的歷史,就會重新閱讀過去的材料,追問女性在家庭、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我們關心疾病與醫療,也會重新研究過去人們如何面對疾病與災難。這些問題未必是傳統史家最關心的,但隨著時代的改變,它們逐漸成為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沈先生認為,中國史學的發展也有類似的情形。從孔子整理歷史材料,到司馬遷撰寫《史記》,再到後代史家不斷改變史書體例,歷史知識始終隨著政治、社會和文化條件而發展。
他非常推崇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史家需要掌握材料,也需要有貫通古今的眼光,才能從繁複的歷史事實中提出有意義的解釋。
不過,沈先生也很警惕歷史研究中的武斷與偏見。
他曾提醒我們,即使是當事人自己寫的日記、書信,也不一定全部可靠。因為每個人在記述事情時,都可能受到自身立場、記憶與處境的影響。因此,史家必須仔細考證,並且運用不同材料相互比對。
這種治史方法,可以說融合了中國清代考據學的傳統,以及他在英國所接受的史料批判訓練。他很重視歷史的複雜性,對於企圖用一套簡單規律解釋全部歷史發展的理論,始終保持警惕。
在他的理解中,歷史是人類在具體條件下,經過思考、選擇與行動所形成的結果。研究歷史,必須了解各種條件如何相互作用,也要重視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主動性。
這也是為什麼,他特別反對將某種歷史發展模式視為不可改變的必然法則。
他對中西文化的比較,也貫穿著這種歷史意識。他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重視道德、家庭與禮治,西方近代社會則特別強調法律、制度與個人權利。對他而言,文化能否長久延續,與它面對新環境時的應變能力有密切關係。傳統必須經過不斷的調整,才能繼續發揮作用。
今天回頭看,沈先生對中西文化的某些概括,當然仍有討論的餘地。但他始終重視歷史條件、制度變遷與文化調適,並將這些問題納入史學的思考範圍,顯示了相當開闊的學術視野。
五、《沈剛伯精選集》的編纂與未刊講綱的發現
這次編輯《沈剛伯精選集》,主要以1982年中央日報出版的《沈剛伯先生文集》為基礎,從中選出最能代表沈先生學術思想的文章,並加入一份過去沒有正式刊行的珍貴材料。
全書分為五輯,第一輯是史學,第二輯是中國古代思想,第三輯是中西文化,第四輯是近世思想、歷史與人物,第五輯則是〈中國政治思想史(講綱)〉。
編書過程中,我愈來愈覺得,沈先生雖然出版的專書不多,但他的學問其實有相當清楚的系統。
從史學思想到中國古代政治觀念,從中西文化的比較到近代知識分子的人格與責任,都可以看到一條持續的思想線索。他十分關心歷史與文化如何形成、如何變化,以及人們如何在變動的世界中建立合理的社會與政治秩序。
這次編書最令人高興的一項收穫,是找到並整理了〈中國政治思想史(講綱)〉。這是一份沈先生親筆寫下的手稿,大約完成於1953年前後。手稿保留了他當時準備授課的內容,文字相當細密,其中甚至可以看到一些與家庭生活有關的隨筆,流露出他對女兒出生的喜悅。
這份手稿的整理相當不容易。由於是手寫文字,又包含大量古籍引文,辨識與校對都需要花費很大的工夫。臺大歷史系的黃方碩同學協助辨識手稿,我也參與整理與核對,最後才得以收入這次的精選集。
臺大出版中心的編輯同仁同樣付出了很多心力。沈先生過去發表的文章,往往沒有今日學術論文常見的完整註腳,但他的論述其實大量依據原始典籍與史料。這次重新編輯時,出版中心的編輯逐一核對引文,補充必要的出處,使讀者更容易掌握其論證的根據。
另外,我們也從沈家保存的兩百多張照片中,精選出十多張具有代表性的影像,讓讀者可以透過照片認識沈先生的生活、家庭與教學。
這些工作都使本書的意義超過單純的舊文重刊。
尤其〈中國政治思想史(講綱)〉,讓我們看到沈先生在課堂上如何有系統地講述中國思想史。這份講綱共有十講,從先秦諸子談到明末清初。沈先生先介紹儒、墨、道、法、陰陽等不同思想傳統,再討論漢代帝國政治思想的形成、魏晉玄學、宋代功利思想與理學,最後談到明末清初知識分子對政治制度的反省。
他的安排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
例如,孔子、孟子與荀子如何理解政治秩序與道德?墨家與法家對國家治理提出什麼不同的主張?宋代王安石等人的改革思想,與理學家的政治理念有什麼差異?這些思想在不同時代如何轉變,又如何與具體的制度發生關係?
講綱最末談到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可以看到沈先生對政治權力與知識分子責任的重視。
例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他主張學校應當成為議論公共是非的重要場所。沈先生特別注意這一點,顯示他關心政治權力是否能夠受到公共議論與道德原則的約束。
當然,我們不能直接把黃宗羲的思想等同於現代民主制度,但其中對君主權力的批判,以及對公共議論的重視,確實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發展。
過去有人認為,沈剛伯的學問博大,卻缺少一套完整的思想系統。這份講綱提供了另一種理解他的可能性。從十講的安排可以看出,他對中國政治思想的發展,有相當清楚的歷史分期與整體認識。這也是此次編書最重要的學術收穫之一。
六、知識分子的風骨——從胡適到方孝孺
最後,我想從沈先生與胡適的關係,以及他對方孝孺的研究,談談他作為一位知識分子的精神與時代關懷。
胡適與沈剛伯同樣重視獨立思考、學術自由及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胡適非常欣賞沈先生的博學與演講能力,而沈先生也在文章中表達對胡適人格的敬重。
他特別注意胡適的言行一致,以及在學術與生活中所展現的品格。對沈先生而言,一位學者的價值,除了知識與文章,還包括他如何待人處世,以及在面對社會壓力時,能不能堅持自己所相信的原則。
這一點,在沈先生〈方孝孺的政治學說〉一文中,表現得尤其清楚。
1960年臺灣發生雷震事件,對當時的知識界造成很大的衝擊。1961年1月11日,在紀念蔡元培先生的座談會上,沈先生發表了關於方孝孺政治思想的演講。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談方孝孺?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值得思考。
方孝孺是明初著名的儒者,因反對燕王朱棣奪取皇位,最後遭到殘酷的政治迫害。傳統史書往往將他塑造成忠臣殉節的典型,但沈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希望進一步了解他的政治思想。
沈先生注意到,方孝孺的政治主張深受其時代環境影響。元末明初的長期戰亂,使他對政治秩序、百姓生活與君主責任有深刻的思考。他主張政治必須以養民、安民為重要目的,也十分重視士人的議論與道德責任。
在沈先生看來,方孝孺最值得重視的地方,是他相信政治權力必須受到道德原則的約束。當權力失去正當性,甚至以暴力壓制不同意見時,知識分子仍然應當堅持自己對是非與正義的判斷。
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問題:政治如果只剩下權力的運用,缺乏道德與公共責任作為約束,便可能走向專斷與暴力。
方孝孺最終以生命承擔其政治信念的後果。沈先生透過這段歷史,提醒讀者注意思想自由、公共議論與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沈先生發表這篇演講的時間,距離雷震事件並不久。當時臺灣的政治環境相當嚴峻,言論自由受到明顯限制。在這樣的背景下,沈先生選擇討論一位因堅持政治信念而遭到迫害的明代儒者,其歷史意涵自然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我認為,這篇文章顯示沈先生雖然平日不熱衷政治活動,但他的史學並沒有失去對現實的關懷。他透過古代人物與政治思想,思考權力、道德、自由以及知識分子的責任。
從這個角度來看,沈先生的學術思想具有一種內在的一致性。
他在史學方法上要求尊重證據,在政治思想上重視道德與制度對權力的約束,在教育上鼓勵學生獨立思考。這幾個面向彼此聯繫,共同構成他的學術人格。
七、結語——「先器識,後文藝」的現代意義
最後,我想回到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沈剛伯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將近半個世紀,今天為什麼還值得閱讀他的著作?
我認為,至少有幾個方面值得我們繼續思考。
首先是他對史學的態度。他非常重視史料的查證,也重視歷史問題與現實世界的聯繫。時代不斷改變,歷史研究自然會提出新的問題,但無論問題如何改變,研究者對證據的尊重與對判斷的審慎,都不應輕易放棄。
其次是他的教育理念。沈先生長期在臺大任教,對學生最重要的影響,可能正是他如何以自己的身教,培養學生讀書、思考與判斷的能力。
沈先生曾引用唐代裴行儉的一句話,勉勵臺大學生:「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人如果希望在學問或事業上有所成就,除了文章、知識與專業能力,更重要的是培養自己的器量與見識。所謂「器」,包含胸襟、氣度與承擔責任的能力;所謂「識」,則是辨別是非、理解事理與作出判斷的能力。
沈先生在討論歷史教育時,也特別強調「義」與「識」。他認為,學歷史的人應當具有正確的學術態度與獨立判斷的能力,才能在複雜的世局中,不受偏見與政治信條左右。
這些話對今天的大學教育,仍然具有深刻的意義。
我們今天生活在資訊非常發達的時代,每天接觸大量的新聞、評論與各種知識。資訊愈多,辨別真偽與形成獨立判斷的能力就愈重要。沈先生所提倡的史學訓練,正可以幫助我們在快速變動的世界中,保持冷靜、審慎與開放的態度。
最後,還有一點是我個人最深的感受。
我們評價一位學者,常常注意他出版了多少著作,提出了什麼重要理論。但沈先生的例子提醒我們,一位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有時候會超過著作本身。透過長期的教學、討論與人格示範,他可能在學生心中留下非常深遠的影響。
當年我在師大讀書,受到曾祥和老師的教導,也有機會見到沈剛伯先生。那時候沒有想到,經過這麼多年,自己還會有機會重新閱讀、整理他的文章,並向新的讀者介紹他的學術世界。這次《史學與世變:沈剛伯精選集》的出版,使我重新體會到,師生之間的關係可以經由學術傳承而不斷延續。
如果各位想進一步了解沈先生,我很推薦先閱讀他寫的〈我幼時所受的教育〉,認識他的成長經驗;再讀〈史學與世變〉、〈從百餘年來史學風氣的轉變談到臺灣大學史學系的敎學方針〉,了解他的史學思想;最後閱讀這次新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講綱)〉,看看他如何透過歷史教學,引導學生思考中國政治與文化的基本問題。
希望透過這本書,讓更多讀者認識這位學貫中西、認真治學、終身投入教育的歷史學家,也讓他對史學、自由與人格的重視,繼續成為我們思考今日世界的精神資源。
謝謝大家。
黃克武│《沈剛伯精選集》分享(文史流光──人文大師系列新書座談會 Book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