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西史學的異同
古代中西史學的異同
人類早就有不同的思想。第一種是數理思想。這可以說是人對自然界的思想。這思想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只不過在某個時期、某個國家、某個民族發展得快或慢而已。第二種思想是宗敎思想。宗敎在初創立時，可能受地方環境與地方情形的影響；但傳佈起來，就沒有什麼民族的界限，而向世界性方面發展。第三種是歷史思想，這是要文化高的時候才有的，原始的文化不可能有歷史思想。甚至於文化相當高的民族也不見得有歷史思想，如巴比倫、埃及等。他們的宗敎思想發展得快，但歷史思想卻發展得很慢，所以也就無所謂史學。
普通講的歷史，是從有文字開始的。古代的民族，像埃及、蘇美人(Sumerian)、巴比倫、亞述、希伯來人與波斯等，他們統統留下了各種不少的文字記錄；但這些都只是他們的歷史記錄，而不能說是他們的史學。在古代，有史學的只有東方的中國與西方的希臘。中國殷商的甲骨文，民間的詩歌等都是歷史的資料，但不是史學作品。又如西方很早就有荷馬與Hesiod的詩，但這也只能說是含有史料的文學作品而，不是史學。
値得稱爲史學的作品，要有下面幾個條件：
（一）對以往的史料加以精確的考證。
（二）把雜亂的史料加以有系統的整理。
（三）把史料的關係脈路弄個淸楚明白。
（四）對以往的史料，加以精確的解釋與公正的評價。
這樣才能把以往的史料變成活用的知識，從而培養史學觀念，使讀史的人在不知不覺中培養成歷史意識。
從這些條件衡量起來，中國有史學是始於孔子(551─479B.C.)而集大成於司馬遷(145—87? B.C.)。希臘則是從希羅多德(Herodotus, 484？─425？B.C.) 經修昔底德（Thucydides, C. 460─C. 400B.C.）到波利比奥斯 (Polybius, 203？─C. l20B.C.)而完成了它的發展。從西元前第五世紀前後到第一世紀前後，在這約四百年間，中西兩方史學的發生、發展、完成，遙遙相對，相差不過二三十年。時間上眞是巧合。
我們先談中國古代史學的情形
孔子這個人，好古敏求，學問很博，但他對要講的東西都加以嚴密的考證。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文獻不够他就不講，可見他對以往的史料是要加以謹愼的考證的。孔子就二百四十二年的史料，考其眞僞，以事繫年，明其因果關係，定其是非善惡，而成「春秋」。所以春秋是根據孔子的史學所成的作品。尤其是朝廷的官守；但由孔子而下逮民間，這是件了不起的工作。所以可說從他起，中國的歷史開始成爲學問。
孔子以後，諸子百家中，至少有三種歷史學思想對後代有影響：第一個是孟子，他創立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論，他講的歷史循環論比西方早兩百年。歷史循環論到今天仍然有人主張，湯恩比的「歷史的硏究」就是相信歷史循環論的。第二個是鄒衍，他不但相信歷史循環，而且提出五德轉移，相生相尅的運行法則，這在漢朝是很有力量的。第三是法家的思想。他們的不法往古，實際是開了歷史進化論的先聲；這要比西方早一千八百多年。但從著作上完成史學發展，不能不推司馬遷。司馬遷是史官世家。年二十就抱著歷史意識，去遊覽天下的名山大川，而實際是作歷史的硏究與考察。當了史官後，便繼承父志，歷盡艱辛，寫成了空前未有的史記。史記一百三十篇，對材料，他作了批評，在規模上，他用五種體例，網羅了人類各方面的重要活動。對遠方國家的敍述更與百年後的希臘學者Strabo所記載的可互相印證。
所以這眞是體大思精的大著，一直爲後世所循。
司馬遷尤其有高深的史學見識。他說他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天」在先秦有二義：一種指神，一種指自然界。「究天人之際」用現代的話說，就是硏究宗敎對人的影響及自然與人的關係。一直到今天，這話仍然正確。「通古今之變」是要找出因果關係，找出歷史線索。「成一家之言」，在他雖說是謙詞，但實是硏究歷史者的正常態度。對史料的解釋與應用，可以因時代與人而不同。因此對歷史的解釋，只能成一家之言；否前就變成敎條了。如果硏究史學的人都能像司馬遷所採的態度，就不會有黑格爾與馬克斯的歷史觀了。西方自從孔德 (Auguste Comte) 以後，想把歷史變成物理、化學的定律一樣。但歷史思想與數理思想不同，想把個人的看法寫成不變的定律，這是害人的。
現在來談西方
西方在古希臘時，從數理思想而生哲學思想。因此，歷史在知識界中所佔的地位並不十分高。希臘文化也受到小亞細亞的影響，西方有History這名詞，就是從小亞細亞來的。他們認爲歷史是人類合乎理智的行爲，他們寫史的目的，是想解決他們的問題。Herodotus的歷史，一方面要了解戰爭的原因與波斯的眞相。不過記言記事只是史料而不是史學。Thucydides比Herodotus更進一步，對史料的尋求更詳細，並應用社會心理學。到紀元前第四世紀，希臘史學可說停頓，哲學家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都瞧不起歷史。到了亞歷山大大帝造成一跨歐亞非的帝國時，希臘人開始知道歷史是世界性的，因此史料的運用較前進步。一百年後，希臘出了Polybius，他認爲歷史是有用之學，可以做爲有用的敎育。到他的時候，希臘史學已發展到一個較高的階段。
現在我們來比較古代中國與西方史學的發展。先說大同小異的地方。
（一）東方與西方都知道史料要加以精確的考證。這個大前提──史料的鑑別──史學的初步，東西方是相同的。不過在史料本身卻有小異。中國重文，西方重獻。司馬遷的史料就百分之九十得之於文。但西方一開始就從獻著手。在Herodotus時，因記載之文很少，所以他只得找各個人去問，因此他的材料，不論是外國或本國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得自獻。西方重獻的傳統到現在還存在 (例如美國人到臺灣來找資料也從獻著手)。我們中國卻至今不重獻。
（二）雙方都把以往的材料蒐集整理成爲有系統的──這是歷史的第二步。不過古代中國在這方面的成就比西方大，因爲我們的史料多，希臘從Herodotus到Polybius史料少。早期西方的歷史，在時間上都不出八、九十年，但中國則將材料整理而爲貫通兩千年的鉅史，有如史記。
（三）中國與西方都認爲有把過去人類的歷史發展加以評價的必要，但態度與方法不同。西方的態度，Herodotus說他的歷史本意是考察 (Investigation) 的意思。雅典有人民法庭，由於法庭觀念普遍，使他們養成調查證據的習慣。Thucydides就拿來在歷史上運用。他向別人調査話問，力求其眞實與公正，就像在法庭一樣。Thucydides是雅典人，他的The Peloponnesian War，把雅典人的好壞都寫了出來，以求其眞，但中國的看法不同，我們把歷史看做一種敎育，是有道德觀念的，如爲賢者諱，爲親者諱，有遠大作用在內，故對事實眞相有歪曲。就哲學敎育講未可厚非；但就歷史講，希臘的史學以事實爲先，在求眞方面，西方勝於中國。
（四）東西方都認爲歷史有連續性，也承認歷史有世界性，不過希臘人是與他們有關的才寫，司馬遷卻與中國無關的也寫。
（五）在敎育意義上，東西方同。但中國的敎育意義較廣些。認爲歷史能培養人格敎育。因此，中國的歷史，不只是政治史，其他經濟、社會、宗敎、制度等也包括在內。西方則只視爲政治敎育──所以偏於政治史這一方面。
（六）古代中西史家都有一弱點，就是在記述時都有想像的對話。但要把眞正講過的話記下來是不可能的。替人造對話是中西相同的笑話。
我們再來談談基本不同的地方
（一）對歷史演進的看法。這與環境有關。希臘地方小，農地少，多山多地震，是商業社會，生活變動性大。中國是農業社會，比較安定，民族生活變動性小。中國古代戰爭並不像希臘內戰那麼殘酷，時間拖得那麼久，使得家破人亡。我們滅人只滅其宗廟，但希臘人滅人國便消滅其人民。這種人事的劇變，影響到他們的觀念，認爲凡是可變之物，不是知識，因此，他們要追求不變，追求永恆性的東西，認爲只有不變的東西才値得硏究。可變遷的不是學問。他們把歷史看做Opinion，甚至當做Illusion，而不當做Knowledge。但中國人的看法不同，中國卻要觀其變，從其變。我們要在變動中認出不變的東西。希臘的Herodotus，也認爲天下萬事萬物，皆在變之中，但他不是希臘思想的主流。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因爲歷史是變的，沒有普遍性的意義；所以都認爲歷史的價値不如寫詩，因爲詩是普遍性的。他們認爲一件東西發展時也潛伏著毀滅的因子 (黑格爾與馬克斯的思想就是如此)。Herod Otus Croesus (560—C. 540 B.C.) 他是個富有的國王，而富的本身就有毀滅的因素，但我們卻認爲財富之來是自然的。我們中國人認爲國家富強本身不會使之崩潰，用之得其道，卽可以遺之子孫。我們是用因果來看歷史，西方卻以矛盾律來看歷史。
（二）基本觀念──天人關係。我們認爲人定可以勝天。人有自由意志，可以相當地改變天之意志，決定歷史的命運。希臘人卻認爲個人有生死，歷史也有生死，這可以說是宿命論。他們所說的意志自由，只是控制人的情感，在危難時好從容就義。亡國滅種是無可挽囘的。
（三）文獻的不同，中國人重文，西方人用獻。這影響到以後的歷史發展，中國人常稱讚古代，越後來越不注重。由於側重文，因此保存文最多也最完善。西方用獻，但由於文字紀錄不够完全，前百年的老人死了，事情就不可問了。因此記事都是前後一百年的，決不窮源溯本；而中國的記事，在時間上能儘量延長。
（四）寫歷史方法的不同。孔子作春秋，有一字之褒，一字之貶；一字不同，褒貶就在其中。而且所謂微言不求表現上的明確。西方寫作精神由法庭演進而來，表現的方法，求淸楚唯恐不及。
（五）中國把歷史看作是知識，故有永恆的架子。希臘人的架子是臨時的，政治上的，不能培養人高超的見解，沒有永久性。
以上的異同，只不過是述其大略。
（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十二日•徵信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