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西的史學及其異同
古代中西的史學及其異同
自有人類，便有歷史。石器時代的人所用過的骨、角、齒牙，所做成的石、陶器物，所雕的偶像，刻的圖畫就是他們的歷史。亞非諸古民族，如埃及、蘇美、巴比倫、亞述、希太提、希伯來、波斯、印度等都曾留下好些圖、籍、石刻。稍後，希臘便產生了史詩、故事，中國則有甲、骨、鐘、鼎上的刻詞，商、周政府的文、誥，同民間流傳的詩歌。這些都是極有價値的歷史，但卻均沒有史學上的意義。史學是從歷史產生，然而有歷史並不一定會有史學。古代有史學的民族實只有東方的中國同西方的希臘。所謂史學必須具備下列幾個條件：
（一）對直接、間接的史料有精確的考證，
（二) 對雜亂的史料有成系統的排列，
（三）對歷史的發展尋岀因果關係，
（四）對過去的史實有正確的解釋同評價，
（五）使古人的陳跡成爲有益於今人的知識，
（六）由歷史知識培養成歷史思想。
用這六個條件來衡量古代中西的歷史載籍，可以毫無疑問地斷定史學之在中國是始於孔子而成於司馬遷；在希臘，則始於希羅多德(Herodotus)而成於波利比奥斯(Polybius)。東西兩大民族各自獨立發展其史學，而爲時大致相同──都是從西元前第五世紀初年起，至第一、二世紀之交止──倒是一件値得令人尋思的事。
孔子好古、敏求、博學、愼思，肯定了歷史的聯續性，而認爲周朝的禮敎是從商朝的典章變來的，商朝的文物是由夏朝的制度演成的，以後無窮盡的中國歷史均將由這樣的因果關係推衍而成。但是從夏、商兩朝的後裔，杞、宋二國中，找不出足够的文件同熟於掌故的前輩學人，可資傳說之考證，他只得將那些古史存而不論；退思其次，把他本國，魯，政府所藏較爲詳備的官史，取其可加考證的部分，加以校正，用「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的方式，將那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修成「春秋」一書，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使後人讀之，可「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從此，死的史料便成了活的知識。不特此也，古代的紀載一向「藏之政府，不下庶人，國亡，則人與事偕絕」；自孔子「發金匱之藏，被之萌庶」，纔使一般人可藉史學的義法，養成歷史思想，以爲處世、論人、治事、立身的準則，從此遂令中國文化逐漸形成了一個定型。孔子也自知史學之爲用甚大，所以有「知我、罪我」，其在『春秋』的話。
孔子以後的學者，自左丘明以至董仲舒，幾乎每人都有他們自己的歷史觀，其大有影響於史學的，則爲孟子、鄒衍、與法家諸子。孟子首倡「一治一亂」之循環論，鄒衍更創「五德轉移，治各有宜」之說以爲歷史循環論的根據，而演成「三統」、「三正」的歷史哲學。韓非子承荀卿「法後王」的理論，認爲「世異則事變，事異則備變」因謂「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於當今之世，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法家們的這種議論實可謂開歷史進化論之先聲。
上說的先秦諸子實無一人專治史學，他們都是把歷史當作哲學資料，用過去的史實來遷就他們自立的義法；因而對於史料的運用與解釋，往往有不實不盡之處。那完備的史學還得等待一位出身於史官世家的純粹史學家來加以組織，那個人便是司馬遷。他世典天官，熟於載籍，壯年遠遊，幾徧華夏，幼嘗「耕牧河山之陽」，「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邦，觀孔子之遺風，鄕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後更「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所至之處，輒「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他在文、獻方面所下的工夫可說是遠過前人。後來，他繼其父爲太史，乃根據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諸書，加上他所見過的中秘圖籍，私家譜牒，同所聽到的名人軼事，和國外典故，將他所認爲有流傳價値的史實，一一「總其終始，稽其成敗之紀」，作成一書，而名之曰「史記」。以「史」名書，使成爲專門之學，在中國實自司馬遷始。在這部空前巨著之中，他貫通以前編年、記事、記言、記譜系的種種方法，而創爲五種體例，依各種史料之性質，分別予以適當之有系統的處理；「用『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歴，『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遂永爲我國正史的典型。後班氏父子師其法而評其書，說他「采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其實既要「采摭」、「分散」，就自必有所去取，那詳略的問題乃是主觀的爭執，班氏之見未必遂爲定論。大體說來，太史公之採摭羣言，確極謹愼；他說：「山海經所云怪物，余不敢取之。」可見他對於史料是曾盡其可能底加以考證，而後採用的。再試看他所載大宛、康居、月支諸國之事，原係得之傳聞，而仍有好些地方可與西人的記載互相印證；對域外之事尙且可信，則其對於本國文獻之徵考翔實，應可令人不必多作無憑證之懐疑了。
司馬子長不獨能用科學方法創立史記的體例，而且具有卓越的見識，可垂爲史學的軌範。他自稱其修史的目的在「究天人之際，觀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眞是平正通逹，千古不刋之論。漢人用「天」字含有兩種意義：一指天神，一指自然界。所以他這第一句話若是譯成近代語，便是硏究宗敎對人的影響，同考察自然界和人的關係。他的「八書」同「日者」、「龜策」諸傳便是這種硏究的成果。第二句是指明歷史有聯續性，有進化性，而且是整體的，所以他纔盡其所知、所能，把時間、空間聯成一片，寫出一部人類的全史。雖然在彼時受到知識同工具的限制，未能圓滿底達到目的，然而他的識見同志願，用心與努力確超越班氏斷代史之作遠甚。他的第三句話不僅是謙謙君子之詞，而且實爲史學家應有的態度。因爲史實的本身固然是千古不變，但是對它們的解釋、評價、同應用，則實應因時、因地而異。前賢之言固可以啓發後學，但絕非可以强人必信之敎條，若使史學有了定律，則人將喪失自由意志，豈不變成了物嗎？向使黑格爾、馬克斯輩有這樣的胸懷識度，也不至創爲謬論，流毒後世了。
總之中國的史學，無論是在方法上，還是在哲理上，確是自司馬遷而完成其發展。以後東漢、唐、宋、以及近代作者，因為治學的工具同知識的範圍都突過西漢，遂能在某些地方有比太史公更為精到之處。那是「緝雜彩者難為功，製段錦者易為力」的原故，並不足為奇。若就大處立論，則我國至今還没有出一個史學家具有超過他的新見解呢。
距孔子修史絶筆的時候，前後大槪不出三、五年，在小亞細亞之哈里卡拉薩(Halicarnassus)城邦中出生了一個希臘孩子，名叫希羅多德。他生長在三洲之交的地方，對於古代各種文化都曾耳濡目染；壯遭世變，去國遠遊，曾東至兩河流域，西達義大利，南到埃及，北抵黑海，見聞遂益廣博。那時候，希臘、波斯正陷於長期戰爭狀況之中，他認爲這兩大民族各有短長，各有許多偉大奇異的事蹟，値得傳之久遠，昭示後世；乃博採羣言，著成後人分爲九卷之「波斯戰史」。其書以波、希戰爭爲經，而涉及無數的殊俗、軼事，以及亞洲各種其他民族的活動;其中雖有許多考證欠精，文勝於質之處，然若從大處著眼來加以評判，則此書至少具有三種特點：（一）他把人看成有理智的動物，因而考其行事，究其動機，使其自負成敗得失之責；從此遂使西方歷史脫離了神話的圈套，而進入人文疇範；（二）他持論公平，力求客觀，褒貶決之於是非，譏彈無分乎敵我，西方歷史之具有敎育意義，實自此書始；（三）他搜集舊聞極爲廣博，暗示人類行動互有關聯，已經差不多有了世界史的觀念。這三種特點便構成了西方最初期的史學。兩千年來，他一直被稱爲西方「歷史之祖」，實可以當之無愧。
緊接著希羅多德，而名聲幾可與之頡頏的一位史學大師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他比希羅多德晚出世約二十年左右，曾參加雅典與斯巴達兩大集團爭霸之戰，認爲那是全希臘民族的活動，而且影響到所有的鄰國，自波斯以至於西西里，實乃希臘歷史上一件極重要的事變。於是他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來敍述那次戰役的詳細經過，希能垂之久遠，爲世典則。他對於歷史寫作，陳義頗高，評價極嚴，嘗以爲在彼時流行的一些歷史著作，無論是詩歌，還是散文，都是直書聞見，未加考證，無徵不信，毫無見地的編輯文件，够不上稱爲歷史。他這種廣泛的指摘似乎連希羅多德的著作也已包括在內。他的標準樹立得如此之高，其寫作確也極盡了考竅評判之能事；曾自謂：「對於戰爭中的種種行動，從來不隨便記下第一個受訪問者的陳述，或是根據傳說，擅加推測。我的記載不是本身所親歷，便是把他人的敍述，曾一一儘量加以澈査過的。這種硏究過程極爲勤苦，因爲在場目覩之人，或因具有成見，或因追憶不淸，其所陳述往往互相矛盾。」單就考證方面講，他力求徵信，「盡而不汙」；在古希臘歴史作家中，實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除考證精確之外，他那部被後人分爲八卷的史書還有兩大特色：（一）他大槪是受了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影響，很著重心理的硏；常於敍明事實經過及其因果而外，更進而探求歷史人物之動機，往往想像出當事人的對話，藉以闡明幕後眞相，使讀者可知種種事變之眞實原由。以心理學的方法來硏究並寫作歷史，他可說是世界上的第一個人；（二）他寫歷史，並不是單爲了史實本身的價値，而是要把它變成一種政治敎育，使讀者可以鑒往知來。他自詡要使他的書永遠成爲人類一種知識上的「恒產」(a possession for ever)；這種偉大的抱負，他是差不多實現了。
修昔底德以後兩百年內，希臘的歷史作者頗不乏人。他們寫的書雖不能與希羅多德及修昔底德的名著相提並論，然因時代演進的關係，那些學者確爲西方史學開了兩條新路：一是關於空間的，一是關於時間的。以前修昔底德的歷史專寫希臘各邦。希羅多德曾記述波斯史實，且旁及其他很多的亞洲民族，頗有一點世界史的意味；但他那種世界觀念是屬於地理的，而不是歷史的。因爲他仍不免把各民族看成一些毫無歷史關聯的敵對單位，彼此不相合作；至於融合統一，則更非其想像所及。在時間方面，這兩位史學家所記都是他們本人的見聞，可說皆是那時候的現代史；擧凡幾十年前，他們所未曾目睹耳聞的事，是一槪不提的。到了第四世紀，局勢大變，希臘人的政治、經濟、文化勢力擴張到了亞洲及北非；事實上，各民族合作融化以成爲天下一家的新世界已經將要出現。此時的一些歷史作者也就很自然的形成了世界史的觀念。要寫世界史，絕不可能僅以作者的見聞爲限，勢必採集旁人，或是古人的著作；於是就打破了以前空間限於本國，時間限於及身的作風，而產生了時間較長，地域很廣的著作，頗有點像世界通史了。
史學有了新觀念，史書也就有了新體裁。那兩百年內的歷史著作約有五種。一是仍舊因襲舊傳統而僅述其本人所親歷的，如色諾芬(Xenophon)之希臘史(Hellenica)、遠征記(Anabasis)。二是略具有通史體裁的希臘史，如埃福鲁斯(Ephorus of Cyme)，賽奥彭普斯(Theopompus of Chios)，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 of Olynthees)，杜立斯(Duris of Samos)等所著之希臘史(Hallenica)。三是某一希臘城邦的專史，如蒂邁歐(Timaeu of Tauromenium)之西西里史(Sicily)。四是某一國的通史，如曼涅托作(Manetho)之埃及通史（彼時埃及已建立了希臘王朝，所以曼涅托作仍應視爲希臘學人）。五是名人傳記，如菲利斯托斯(Philistus of Syracuse)之迪奥尼修斯傳(Dionysius)，赫格西亞斯(Hegesias of Magneia)，克來塔卡斯(Cleitarchus of Coophon)之亞歷山大傳。這些作家的書雖大都考證欠精，識見不高；然而他們爲西方史學開闢新世界之功卻是不可泯沒的。
發揚這種新史學觀念，而寫成一部名著的，是西元前第二世紀的波利比奥斯(Polybius)。他以世家子弟，少年卽曾參加希臘軍、政、外交各項實際工作，經驗學識超越常流。國亡之後，淪爲羅馬顯要的門客，以舊邦之俊彥，參新國之機要，常隨軍遠征，遍歷地中海區域，南至非洲，東到西亞，北抵黑海，西達大西洋，攀阿爾卑斯之高峯，旅行高盧各地；其見聞之博，遭遇之奇，實非以前希臘任何學者所可比擬。他目覩迦太基之夷爲廢墟，親見地中海之隸於一尊，痛故國之沒落，驚世界之丕變，思紀其實而考其故；乃本其見聞所及，復詳察檔案，將七十五年內地中海世界所發生之一切大事，加以分析、綜合，寫成一部有系統的巨著，達四十卷之多。他對於政治之良窳,制度之演進，必探其本源，溯其因革，往往及於百年以前；關於軍事，則詳述雙方之戰略、戰術，以及當時地理形勢，而後加以翔實公平之評論。這部書不幸久已殘缺，然就古人所引用過的，及現存的若干卷看起來，實可斷定他的考證謹嚴並不亞於修昔底德，而識見卓越，則殆尤過之。後世評其書者多以爲他用字遣詞過於生硬，記事瑣碎平淡，有欠生動，而且論斷往往涉及道德，不免迂腐。這些一話雖也言之成理，但是些微疵瑕終不能掩其重大成就也。
我們若略其細節而論其大體，則波利比奥斯對於西方史學至少有下列三大貢獻：
（一）確定了歷史的繼續性；
（二）承認人類「歷史是一有機的整體」，因爲「義大利和非洲的事都是與亞洲和希臘的事牽纏著的」；(“History is an organic whole; the affairs of Italy and Africa are interwinded with those of Asia and Greece.”)
（三）評定了歷史的普遍價値(Universal value)，認爲「對於眞實生活之最隹敎育是從實際歷史事件得來的知識」。(“The best education for real life is the knowledge of affairs which accrues from practiced history.”)
除此之外，他在方法上也有過乎前人的地方；那就是他常將每一事件的近因與遠因作分別的處理，而且很廣泛確切底應用地理知識。波利比奥斯的著作具有上述種種特長，我們說古代西方的史學成於其手，應非過鑒。
中西古代史學的發展略如上述，現當進而比較其異同。先論其相同之點如次。
（一） 確認人有理智，其一切行動均出於自由意志；因而對於所有的歷史事件要一一尋求其合理的原因與自然的結果，遂使歷史脫離宗敎範圍，而成爲一門獨立的學問。
（二） 歷史上的事變旣然都是層層相因，則人類的歷史，在時間上，是有連續性的；某一時期的專史，某一事件的特記都只是整個歷史中的一小部分。
（三） 人類的言行實交相影響，互爲因果；所以就空間來說，眞正歷史應該是整個人類活動的記錄。寫歷史的人受了知識及資料的限制，爲了實用的目的，不得不以某一國家或某一民族爲主題，但絕不可因此而遂將歷史本身原有之世界性一筆抹煞。主客雙方的行動在敍述上，雖可有輕重詳略之分，其種種外在的因果，與關係的眞象卻是不應忽略的。
這三點可說是中西古代史學家對於歷史本身的性質所共有的認識。
（四） 修史以求眞爲目的，應運用各種直接、間接的考證方法及一切有關的學術來辨別史料的眞僞。
（五） 對於零星雜亂的史料，須廣爲收集，以科學方法，加以整理、選擇、排列，使其成爲有系統、有意義的紀載。
以上兩點是中西古代史學家所曾採用的公同方法。
（六） 對於歷史事件的評價，盡其可能底捐棄個人成見及狹隘的民族情感，而力求公正平允。
（七） 歷史的功用在以古人的陳跡作今人的敎訓──尤其是政治上的敎訓。好古敏求，爲的是彰往察來，並不是要厚古而復古，更非圖薄古而誣古。
（八） 從歷史上來硏究一切事變的演進程序，及古人的言行、得失與其動機，因而養成文明人所具有之「歷史思想」。從不同的民族歷史中，產生出各民族間彼此不盡相同的歷史思想，復由這些不相同歷史思想，育孕成他們各不相同的宗敎、哲學與科學思想，因而形成了人類的各種文化。
上述三點是古代中西史學家對於歷史讀者所共有的啓示。
（九） 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官書，抑是西方古時的私史，它們的重點都是放在社會的上層階級和軍政方面的領導人物身上。這好像畫一高樓，上齊浮雲，而下無基礎，未免眞成了空中樓閣。
（十） 爲了要探討並描寫歷史人物之心理與動機，便往往寫出長篇大論的想像對話。這雖是極饒風趣，可以引人入勝，然而畢竟是代人立言，浮誇失實。
這兩點可說是中西古代史學家所不約而同的弱點。
現再將中西古代史學互異之處擧其大者，略加論列。
（一） 對於的變的觀念不同 宇宙的運行和生物的進化都不曾稍停，所以整個人類的歷史實不外乎各種變動的紀載。若是對於變的看法不同，其所形成的基本歷史觀念，便自然不會一樣。周易繫辭上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這是說各種制度規章及其施行實爲人類最有價値的活動，所以典禮的改變在歷史上實佔有極重要地位；惟具有大智慧的人纔能對這些變動的因果關係看出一個究竟。繫辭雖不是孔子說的話，但其爲先秦作品，則無疑義：因此我們可以斷定這種看法是戰國末期的歷史哲學。從彼時直至近代，我們便永遠把「變」和「通」聯爲一個觀念，而將因、革、損、益的硏究當作由跡象之「變」以逹成至理之「通」的史學了。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已經把「變」看成宇宙間一切事事物物演進的自然現象，而想從其過程中，探尋一個合理的途徑。這種演變的方向趨勢便是因果定律；根據這種定律，而可知百世，是之謂「通」。
希臘人的見解則與此大異。自色諾芬尼斯(Senophanes)倡「一切爲一」(All is one)之說以後，巴門尼德(Parmenides)遂進而演成一套哲學，謂宇宙本體以及一切事物的本質，俱是永恆的，不變的。從此以後，所有希臘的學人幾乎無不堅信「天不變,道亦不變」之說，而認爲我們經歷見聞所及的種種變化均爲五官感受到的幻覺，絕非事物的本體；因而主張本體纔是最終極眞理之所在，纔是値得我們探討追求的眞知識；至若一切變的跡象乃泡影曇花，瞬卽消失，實無硏究的價値，縱欲加以論列，也只是個人的意見(opinion)，算不得有普遍性的知識。所以像亞里士多德一類的哲人都輕視歷史，認爲它還不如詩歌之比較接近眞理，就是因爲歷史所記都是變動的過程跡象，而毫無不變之道存乎其中。他們的史學家──包括修昔底德同波利比奥斯在內──雖也注意到歷史事件的原因而加以探討敍述，但總以爲變的結局便是必然的毀滅，那是無理可言，無軌可循，無法可避的。他們始終沒有悟出因果之間必有定律，而這種定律確是含有至理的。因果律之可以應用到史學方面，在歐洲是到十七世紀纔知道的。
（二） 於天人的關係看法不同 我國古人雖認爲「天命靡常」，人該「敬天之威」，但並沒有把天看成冷酷無情，成見一定，便絕對不變的主宰，而卻始終堅信人的運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儘管禍福是自天而降，但是招致禍福的動力仍是發之於人。天人的關係雖然密切到「疏而不漏」的地步，但這種關係是隨時可以由人自動調整的。人憑著自由的意志和行爲，進則可以「參天地之化育」，退亦能「格天心」，「囘天意」，而轉禍爲福於一念之間。此之謂「吉凶在人」，「人定勝天」，因爲天是沖虛無私，有感斯應的。因此我們的一部歷史全是「興衰在人」的紀載，偶而涉及天命，也純是「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寫照。
希臘各城邦常發生地震、山崩、海嘯一類的奇變，使人受到不可抗禦的无妄之災。加之外而兵連禍結，亘數百年，往往城市夷爲邱墟，黎民糜有孑遺；內則時生政變，動輒株連，個人的榮辱，室家的聚散，多係突然而來，莫可預料。在這樣環境中生活的人自然覺得天意人事俱不可測，浩刼之來，賢愚同盡，遂深信宿命決定之論，更進而演成一種學說，謂死與生以俱來，毀與成相隨，治爲亂基，泰乃否胎，一切事物終歸滅亡；人所能做到的只是用他自由的意志來强制其內心之情感欲望而與世推移，不憂不懼底，以靜待那不能避免之悲劇來臨。因此他們的歷史（希羅多德的著作是惟一的例外）都成了變相的「紀事本末」。好像一切史實純是由於事變之自然演進，而絲毫不爲人力所左右；人只是盲目底行乎其所不得不行，絕不能改進環境，創造時勢，而可以得失自我，控縱自如也。
（三） 對於歷史的評價不同 希臘人的數理思想特別發達，認爲一切有學術價値的知識都沒有時間性、地方性，而且是可以用實驗來證明其眞實性的。至若歷史，則因時因地而各不相同，且均爲過去的陳跡，絕對無法加以重建，供人實驗。因此他們絕不承認歷史有獨立的學術價値，而只說它有相當的實用價値；就連這種實用也不是對於一般人的進德修業有補，或是於明理達變有益，而僅是在政治行爲上有些足資借鏡的地方，可以發生啓示的作用而已。他們以數理觀念來衡量歷史，想用硏究物質性能的方法來實證人的行爲，史學的發展當然大受限制了。
我國古代學術發展的情形卻不如此。易經上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話。所謂天文的觀察當然是數理思想的表現，至若人文的考究，則離不了歷史。「敬授民時」不過是「化成天下」的一部分工作，可見我國自古便把歷史思想看得比數理思想尤爲重要，而認爲「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可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所以韓宣子到了魯國，看到易象（這其實也是些古代的史料及其解釋）同魯春秋，就說：「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是把歷史當作最完備的政治敎育。其實古人把歴史「垂世立敎」的功用看得極爲廣大，並不是僅在政治方面纔發生作用的。他們直將歷史視爲人類寳訓，以爲任何人只要能够對於歷史「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便可由知古而明今，因鑒古而自省，集千百年來人類的智慧知識於己身，而逐漸把自己變成完人。因此我們兩千多年以來，始終把歷史當作一切學問的總滙，而有六經皆史之說。擧凡修、齊、治、平之道，皆應求之於歷史之中，歷史之獨立的、永恒的學術價値，在我國古人心目中，蓋有如此之重。
（四） 徵文、考獻，各有所偏 古代的希臘人因爲紀載太少，眞僞難辨，遂以爲只有本人親身的經歷纔是可靠的歷史，至少也要聽取那目睹事變起訖之人的親口報吿，再加以種種旁敲側擊的察問，而無可疑之點，方可成爲信史。修昔底德的名著便屬於第一類──等於今日流行之個人囘憶錄。希羅多德的大作則是用第二種方法博採資料，加以精覈而寫成的──頗似現在之所謂「口述歷史」(Oral History)。這樣寫出來的書當然是信而有徵。但是一個人畢生遊踪所至，見聞所及，記憶所能，考獻所得者，至多不過百來年在萬里左右內的地方所發生的事件；對於百餘年前，或是數萬里外的事，單用這種方法，是無法網羅到的。波利比奥斯寫羅馬征服世界史的時候，便感到這種困難；他終於不得不利用羅馬古人的紀載，而追述到一百五十年以前的事。但他仍爲希臘人的傳統觀念所囿，對於文字上的材料不敢多用，以致關於羅馬建國初期的事，依然一字不提。嚴格而論，所有希臘人寫的歷史，上焉者是專史，下焉者僅算得一篇長的論文；都不是原始要終的通史。
我國古代的天子、諸侯各有官史，以記言記事，傳之後世。世家大族又多喜誇耀功勳，見諸吟詠，追述祖德，銘之金石；因此早養成知識份子們一種右文而稽古的風氣。孔子因杞、宋無徵而不言夏、殷之禮，以每事可問而修魯之春秋，可見他是差不多把徵文、考獻看得並重的。下至子長，仍多方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補充校證石室、金匱之書，其重視考獻可知。不過他要自邃古以至漢代寫成一部完整的中國通史，與春秋之僅記二百餘年之事者不同；對於那些代遠年淹的 傳說，實已無獻可考，乃不得不惟記錄是賴。此本無可奈何之事，但因此遂免不了有不實、不信之處。後之作者，多閉門著書，幾乎只知徵文而全不考獻，遂使以訛傳訛之弊歷久而彌著，反不如希臘古代零星片段之作爲信而可據矣。
（五） 史筆的不同 我國古代的史官記事，以懲惡、勸善爲目的，「原心定罪」爲義法；遇必要時，輒不惜歪曲事實以達成此種道德目的與其敎育作用。正如善相馬者並不注意於馬之牝牡玄黃，而但觀其神；所以善論人的史官初不一定拘於其人之外表言行，而一切要推其內心，以定善惡。例如：晉靈公確是在趙盾被迫出走之後，被趙穿殺了的。然而太史董狐偏認爲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竟大書「趙盾弑其君」！趙盾聽了他這番議論之後，也接受了這種裁判，而自認是「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後來孔子更贊董狐爲古之良史，說他「書法不隱」，而在春秋上照樣寫爲「晉趙盾弑其君夷臬」。像這樣的追究道德責任，直未免近乎故入人罪了。但另一方面，爲了維護「王道之正」與「人倫之紀」起見，卻又「惡訐以爲直」，而要爲親者、尊者、賢者諱，以致隱瞞事實的眞象，甚或改寫實事的經過。其實微瑕原不能揜瑜，又何必因大德而遂隱其一眚乎？此例一開，遂使後之作者濫用隱惡嫁禍之方便法門，而使「實錄」多不實，信史難盡信了。
古時史官原政府所設，奉命秉筆，多不敢直書招禍。因此乃形成「微而顯」，「志而晦」的體例，煞費苦心地寫得辭約義微，必使讀者冥心潛思，能於字裏行間揣測出其一字之褒貶，與錯綜之文、義。這自然很容易使後人用其忖度之心，本其仁智之見，加以種種不同之解釋，而各自成爲一家之言。微言旣絕，大義漸乖，去古愈遠，歧見益多，等到傳、疏、註、證、集解、正義一類的書堆滿案頭，而讀者乃更難尋繹原作者之眞意矣。後之修史者雖取法乎上，而未必能得其中，遂不免有時弄得微而不顯，晦而無志了。
上述幾種流弊卻爲希臘古史所無。希羅多德改變以前一般故事作家(Logographoi)的作風，而首採Historia一字以名其書, 用意可謂至明。蓋此字本義爲「審問」、「考察」，與我國指「記錄」而言之「史」字所紀之事雖同，而所含之意則實大異。這種「審」、「察」的觀念無疑是從彼時希臘通行之公審程序中得來。因爲希羅多德之修史，重在考獻，乃以法庭訊問證人及聆取兩造辯論的態度方式施之於其所訪問之人，旁敲側擊，尋根究底的追訊盤問，以期辨別情僞，求其眞象；然後用法官判案的筆法來寫成記錄，力求詳明確實，儘量避免一切可啓疑竇的詞句，直如鐵面老吏之運用刀筆，作成爰書，使人一讀便了然於是非曲直之所在；樹詞信意達之楷模，極盡而不汙之能事，對於後世讀者所賜予的便利可謂多矣。我國則直至朱晦庵始有以決獄之法來修史的主張，然而他只用此以論史，並未用之於考獻，對於史學發展的影響初不很大。
人類在悠久的進化過程之中，永遠是在做繼往開來的工作，一切發展，無論好壞，都受到歷史思想的支配。歷史思想是隨時變的，它變得時慢時快，或大或小；文化也就時慢時快，或大或小底跟著變。就連那要丟掉「歷史包袱」的企圖，也是從一種不正確的歷史思想產生出來的！我們若能將養成各種歷史思想的中西史學，自古至今底細加硏究，察其演變之道而較其異同之點，當不難發現兩種文化各自發展軌跡、趨勢，與其所以然的原故。這對於中西文化的了解，或亦不無小補呢。
（民國五十四年八月•東海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