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康
少 康
中國在周初卽有「區夏」、「諸夏」、「華夏」之稱，彼時用「夏」朝的國號來代表中國，正與後世以「漢」朝的國號稱中華民族一樣，可見夏朝在上古時必是一個文化頗高，政治勢力相當大的國家。孔子曾說：「殷因於夏禮」，又主張「行夏之時」，這更足證明我國的文化實是胎源於夏。這樣重要的一個朝代竟未曾留下任何紀載，所謂虞書中的「大禹謨」，及夏書中的「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諸篇都是後人僞造。我們至今還沒有發現過與它有關的直接史料，甚至連間接史料也不多見。這眞是一件極不幸的事。在這些殘餘的零星資料之中，卻有一樁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便是太康失國與少康中興的事蹟。此事首見於左傳魯襄公四年（西元前五六九年），魏絳勸晉悼公和戎的那段談話之中。他說：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
政。恃其 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
尨圉，而用寒浞。寒 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
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
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
服。羿猶不 悛 ，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 子
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 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
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豷氏，處澆於
過，處鄩於戈，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
戈；有窮由是遂亡。……」
在魏絳講過這番話七十五年以後(魯哀公元年),伍員又引用這個故事來諫吳王夫差，而且對少康的出身和行動談得更較詳細。他說：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
出自竇， 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
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
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
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
左氏之後，那位博聞強記的大文豪，三閭大夫，在他的離騷中也一再提到這個典故。他引往事以諷懷王，說：
「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
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强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
厥首用夫顚隕。」
他謀國之忠，窮而不變，雖在放逐之中，仍欲廣求賢能以中興楚室，求如宓妃，簡狄者而不可得，乃想「及少康之未家，留有虞之二姚！」這直是認爲二姚大有功於少康之帝業，可以媲美英、皇了。屈子把他滿腹憤懣之氣發洩於「天問」之中，亦曾提及澆被殺的經過，說：
「唯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顚隕厥首？女歧縫
裳，爰同 館止，何顚易厥首，而親自逢殆？」
這是說澆和他的嫂嫂，女歧，同室雙棲，適逢少康夜獵，至其處，遂襲而殺之，併誅其嫂。這段很戲劇化的描寫與左傳所載不合。於是今本竹書紀年乃調停二說，而巧爲之詞，在「少康使汝艾諜澆」之後，加上下列一段：
「初浞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歧，寡居。澆强圉，
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歧爲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
襲斷其首，乃女歧也。澆旣多力，又善走；艾乃畋獵，放犬逐
獸，因嗾澆顚隕，乃斬澆以歸於少康。於是夏衆滅浞，奉少康
歸於夏邑。」
今本竹書紀年所載多襲取他書，往往諸說雜陳，互相矛盾。其爲他書所無者又率空洞無據，誠如王國維氏所說，乃一「無用」、「無徵」之書。所以上述「浞娶純狐氏」一條未必可信。不過關於「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那一條，似乎可靠，大可當作左傳之補充資料。因爲「天問」上有「覆舟斟鄩，何道取之？」的話，論語也有「奡盪舟」之言（奡、澆同音，「奡」卽是「澆」。「盪舟」舊解爲「陸地行舟」，未免太不近理，自然應釋爲「覆舟」），均可視爲竹書中此條之旁證也。
古本竹書紀年之為戰國時魏國之紀年史，是無可置疑的。它對於夏朝自太康以至少康時代的大事，有如下的紀錄：
「太康 太康居斟鄩，乃失邦。
「仲康
「相后 相及位，居商邱。元年，征淮夷，畋夷。二年，征
風夷及黃夷。七年，于夷來賓。相居斟灌。
「少康 少康卽位。方夷來賓。」
前言「失邦」，而以後卻始終不提復國之事，當係竹簡殘闕之故，固不能因此而遂否定其他各條之眞實性也。
史記的作者當然沒有看到過汲冢殘簡，但他所寫的夏朝帝系卻與竹書全同；不謀而合，自然是兩倶可靠。夏本紀中說：「帝太康失國，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爲帝中康。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太史公不敍太康失國的經過，而使少康復國的事旁見於吳世家中；這種自亂體例的寫法當然是他的疎略之處。後來張守節作「史記正義」，特引「帝王紀」補之，洋洋四百字一段文章說得元元本本，似甚詳盡，其實只是將左傳上的兩段聯成一篇，並沒有旁的新資料，現在就不必轉述了。
以上所引都是間接史料，然而這些間接史料我認爲是可信的。其理如下：
（一）春秋、戰國之世去古未遠，各國所藏官書尙多完好；彼時士大夫所見到的典籍自然有許多是後人無法知道的。他們說的、寫的東西，我們不能因爲不明其出處，或不得其眞解，遂一槪加以懷疑。
（二）自殷墟發掘出許多直接史料以後，已證明商書、楚辭、史記所載的商朝歷史大致可靠。旣如此，則夏書、楚辭、史記所有關於夏朝紀載也應不至於全不可信。
（三）殷墟遺物已充分表現出極精美的藝術，很複雜的社會組織，及相當進步的文字。這絕不是一種草眛初開的民族在三、四百年內所能一手創造成的文化。它必定前有所本。所本爲何？則孔子「殷因於夏」的話便是正確答案。
（四）大禹謨及夏書諸篇確是偽書，但不能因此遂將五子須于洛汭之事一筆抹煞。大抵僞書不外兩種──因原書已佚，乃僞造以冒充古書者，及假古人之名以自抒懐抱者。前者的文章是假的，而事情卻絕非完全虛構，因爲古來本有此書。後者的議論是作僞者所杜撰，但是他所借用的題目及所託的古人必是眞的。若連題目同古人的名字都是憑空虛構，勢將無法騙人，此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也」。向使管仲治齊，商鞅佐秦之時，在政治、經濟上不曾有過新的設施，則世上何至有人要僞造管子、商子一類的書？如果蘇武同李陵未嘗在匈奴結下一段深厚的友誼，後人又何苦要假造那封「李陵答蘇武」的長信？這難道不是理之至明嗎？平情而論，眞史料中常有長篇累牘的假話，而僞書中卻未必就沒有一些眞的史實。眞中有假，假中帶眞，似眞實假，似假反眞；古、今史料大抵如斯！考辨的工作有時要從米中淘稗，有時卻要沙裏揀金，以一槪百，是足以誤事的。
我們旣認爲前面引用的資料可信，就不妨根據它們來作進一步的硏討，看當年的夏朝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政治局勢，那所謂失國、復國又到底是怎樣一囘事。
封建制度的完全樹立，大槪是周朝的事，以前似乎只有割據的事實，並無分封的制度。古人但說禹在卽位之初，卽「頒夏時於邦國」、「會諸侯於會稽」，從未提到他有大封宗室及功臣的擧動。可見所謂夏時的諸侯，如有窮、有鬲、有虞、有仍等，都是在禹稱帝以前便已存在的一些政權。就是那與夏室同姓的斟灌、斟鄩，也並非夏朝所封，而是早和夏並存的兩個小國。像這樣多的小國密集於今日河南、山東兩省之內，足見夏朝的政治局面實是一個典型式的「城邦」時代。夏的本身也只是彼時許多城邦中的一個，傳到禹的時候，他的勢力擴大，被稱爲帝，正如西亞古代一大羣城邦中常有所謂「王中之王」一樣。禹之得躋帝位，似乎未用武力，或許眞如傳說所講，因爲治理河南境內的黃河，收到功效，受到各小國的擁戴，因而得到他前任虞帝的禪讓。孟子對萬章所說「暴之於民而民受之」那段話很値得我們細加尋思，因爲他以「朝覲」表示各諸侯、貴族的態度，用「獄訟」、「謳歌」來形容一般平民的情緖，正與一切古代民族選戴新君的方式情形一模一樣。這是戰國時代所絕對不會有的政治行爲，孟子又何從得到這樣與事實完全巧合的一種假想？他必有所據，始出此言；可惜他不曾說明出處，而我們今天又無法得到直接資料，可加以證明耳。
這樣徒擁高名而很少實力的皇帝統治一大羣壤地相連，主權完整的城邦，當然是「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擧措稍有不愼，便會被人推翻。所以太康因出獵過久而被羿所拒，以至失國，並不足奇。不過他只是失國──失去夏朝的都城──安邑一帶的地方，而並未喪失天下。因爲他仍有力量保持着皇帝的尊號，傳之於其弟仲康，再由仲康傳之於相。相稱帝約二十餘年，纔爲寒浞所殺。他們兩代、三帝轉徙於鄩、灌、商邱一帶至少也有四十年左右，絕非純粹寄人籬下的一個流亡政府。試看他們還能對淮夷、風夷、黃夷等蠻族用兵，便可見尙有相當的實力，足以行使一部分皇帝原有的威權；特猶不能進攻強敵，光復故土耳。
自齊桓、晉文藉尊周之名以成霸業而後，春秋時的士、大夫幾莫不曉然於君臣之義，上下之分，而尤以史官之筆爲嚴正不阿。乃左傳記羿拒太康及澆殺帝相時所用的筆法，卻絲毫不曾含有貶斥的意味，對羿、對相，同尊爲「后」，曰「代」、曰「伐」，不分君臣。整篇記載所用的詞句完全是對兩個平等集團交戰的寫法，可見城邦型的「諸夏」在春秋時代的人們心目之中，是說不上有中央、地方之別的。所以他們對於那些曾經稱過帝的政治人物一律沿用其固有名號，毫不加以褒貶，縱令同時有兩個皇帝，也在所不顧。這與從前西亞、兩河流域間的蘇末諸城邦領袖更迭稱帝，或同時稱帝，而貝羅索斯(Berosus)作史時，一槪用其原來的頭銜，正是一樣。孔穎達作「春秋正義」，也說：「逐出后相，羿乃自立。相依斟灌、斟鄩，夏祚猶尙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足見唐人是承認羿、相同時稱帝爲當時實情的。但是古人對寒浞的看法卻未嘗加以寬容。浞殺羿而繼其位，且繼續擴張勢力，終於破鄩、滅夏，在彼時所有城邦之中，應該是個極強盛的政權，他本人自必竊大號以自娛；然而從來無一紀載尊之爲帝，或是稱之曰后。這自然是因爲他曾經受羿之恩，作羿之相，旣已確定君臣之分，便不應有篡弑之擧；不稱其位而直書其名，蓋已深貶之矣。至於澆之據過，得諸其父，且與帝相本無隸屬關係，恃強興兵，亦爲城邦互相火併的常事，史官自無妨據實直書其「伐斟鄩」，「滅夏后」也。
好些主權各自完整的城邦擠在一小塊地方，自不免彼此磨擦，時相兼併，經過長期的血腥過程，而逐漸減少城邦的數目，造成較大的霸權。像有窮之代夏，與少康之滅窮，便是這種政治演變的一個例子。
周書「度邑篇」載武王吿周公之詞，末尾有下列幾句：
「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
三塗，我北望過于嶽鄙，顧瞻過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無
遠天室。」
這段文字所擧的夏國彊界，經過歷代學人的考證，已確知「雒汭」爲雒水入黃河處，在今日鞏縣正北；「伊汭」爲伊水入洛水處，在今偃師縣西南數里；「三塗」在今嵩縣西南，屬於熊耳山脈；「嶽」係指太行山而言，則「嶽鄙」應爲太行山麓附近之地，卽今日沁陽一帶。據此，可知城邦「有夏」的原始領土大槪西起洛陽，東至鞏縣，南據禹縣，北抵黃河。從這塊地方謀發展，自然以渡河而北爲最方便。傳說「禹鑿龍門，闢伊闕，析砥柱，破碣石，通大夏」，「都安邑」似非完全無稽之談。 除開這些工程方面的浮誇過當之詞，他從伊闕、砥柱間渡過黃河，佔領今日山西西南邊境上安邑、夏縣一帶地方，是很可能的。況且此處有豫、晉兩省惟一的鹽池，偌大的富源，還値不得一個有爲的君主去排萬難以爭取到手嗎？夏民族從河南的禹縣擴張到山西的夏縣，領土大致多了一倍，自然可以把新得的地方稱爲「大夏」，這與近代之所謂「大上海」、「大臺北」，用意正是一樣。
太康失國時夏朝管轄的版圖
當夏的主力進入黃河北岸以後，后羿乃乘虚渡河南下，由今日滑縣附近的「鉏」，移至洛陽以南的「窮石」，侵入夏民族的舊地盤，而迫使太康失其故國。此後數十年間，夏民族不能再向西北發展，只好順河東下，從洛汭、商丘，而轉徙於斟灌、斟鄩一帶地方，更聯絡有鬲、有仍、有虞諸小邦，以維持其殘局於不墜。用今日的地名來說，那就是由鞏縣而東往歸德，再北入曹縣，遠至濰水流域；臣靡則遠逃德縣，帝相則聯姻濟寧。到了少康，復受迫而囘到虞城、歸德一帶，以從事於生聚敎訓之復國工作。後來時機成熟，得到遺民的擁護，遂能殺澆、滅豷，佔領過、戈二城，其勢力遂直達掖縣了。這時候，夏朝的直轄版圖蓋西起安邑，東北至於渤海，東南聯接淮、徐；眞乃「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流沙當卽水經所說的「沙澗水」，在今日山西解縣附近），其聲敎所及，實遠過於太康卽位之時。這直是「大啓爾宇」，豈只光復故物而已哉？固無怪乎少康之生而有諸侯來朝，死而得「祀夏配天」也！
少康中興後夏朝的疆域圖
就現有的史料來講少康中興的事蹟，只能說出這樣一個槪略。今當對於太康的失國再進而稍加討論。史稱太康、后羿兩人的失敗都因田獵而起。這是秦、漢以來所絕對沒有的事，縱有政治領袖在打獵時被殺，也不會因此亡國。所以太康失國之因實在値得我們加以檢討，是傳說失眞呢，抑或確有其道咧？現在先引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發的一段議論，以明古時田獵的重要性。他說：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
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飮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
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
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這明明說出古時政治領袖們打獵，不是爲了娛樂，而是要藉以習戰鬪，治兵器，訓練民衆，預備祭品，實國家動員全民，定期擧行的一種大典。試看殷墟卜詞之記田獵者，其爲數之多僅次於祭祀。下至契丹、蒙古，以及淸朝初年，政府也都視圍獵爲一件政治上的大事。後代如此，則在上古時代的夏朝，此風當然更盛；他們無疑地是把它當做半遊牧社會的一種全民運動。這種全民運動若是領導得人，確可獲得民衆的敬愛，收到上述的四種功效。例如叔段能在田、狩的時候，表現出他射、御的技能，「暴虎」的勇氣，使人民覺得他「洵美且仁」，就能使鄭國「西鄙」、「北鄙」的人歸心於他。晉文公在已經敎民「知義」、「知信」之後，更藉大蒐來「示民以禮」，遂能作成三軍，奠定霸業。但若統率非人，籌備不周，便可發生兩種極大的危險。一是壯丁掃數外出，都邑空虛，便易啓鄰邦之覬覦，受強敵之突襲，而無從抵禦。二是當社會進入農耕時代之後，田獵早失其經濟價値，與一般平民的日常生活毫無益處。縱在農隙之時，老百姓仍是願在家裏「穹窒熏鼠，塞向戶墐」，或「晝爾于茅，宵爾索綯」的；一旦强迫他們離家幾十天，在那荒烟蔓草，茂林密箐 之間，櫛風沐雨，追逐禽獸，過一種準戰鬪式的生活，而又不能得到領導人物與之同甘共苦，自必含怨在心。此時如有野心家乘機煽動，當然可以激起變亂。所以當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返」的時候，有窮后羿便能「因民弗忍」，而拒之於河。後來羿重蹈太康的覆轍，「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寒浞就不難鼓動「家衆」，殺而烹之。這種奇異的政變正是半遊牧社會過渡到純農業時代所特有，而且應有的事。我們又那能因爲過慣了近代的政治生活，遂斥古人之說爲妄誕不經呢？
如上所述，羿之「代夏」，實因夏民之力；浞之殺羿，乃由於能「愚弄其民」；少康同靡之能滅澆、殺豷，是因爲得到灌、鄩兩國餘燼之力。這顯示出那些政治領袖們的得失成敗實完全取決於人民之向背。這究竟是儒家政治理論的假想呢，抑或彼時事變的眞象確是如此？我認爲這是寫實的紀載，而並非後人補充的推論。要解答這個問題，應先對於彼時帝王與人民所有的實力，加以硏討。考諸經、史，我們不難知道所有上古時代的國家都沒有職業軍人，更無常備軍隊；那時候纔眞是文、武合一，兵、民不分咧。因此「人」、「民」、「兵」三個字，在古書中，是往往交换着用，而其意義並無區別的。例如衞懿公禦狄之時，「受甲」備戰者，左傳稱之爲「國人」，而不曰「國軍」。子玉治兵於蒍之後；蒍賈謂其不可以治「民」，並未專說他不善治「軍」。像這樣以「人」字、「民」字當「兵」字用，或竟以「人」字替代「師」（卽「軍」）字，見於經書及先秦諸子中者，不一而足。蓋「兵」在彼時並非一種固定的行業，「軍」或「師」也只是臨時的組織，固無妨用那普通名詞「人」或「民」來指「兵」或「軍」也。總之，古時民卽是兵，平時各有職業，一旦有警，則每個成年人都可能受到政府的徵集，受甲、執兵，以衞社稷；等到戰事結束，便歸馬、解甲，各返其家，去幹他舊日的營生。這種兵並非帝王所養，當然不會無條件地效忠於其個人。政府的措施若是違反了人民的利益，在承平時，倒也還無危險：因爲人民沒有組織，是無從表達其意旨，顯示其力量的。如果他們有機會集合在一塊而且得到武裝，則其平日蓄積已久之怨恨就可能見諸行動，輕則毫無鬪志，不爲政府效力，重則倒戈相向，與汝偕亡。自遠古以至於春秋之世，天子、諸侯之因此而失國、喪身者很多，固不獨太康與羿始有此不幸之遭遇也。反之，若是政治領袖能智德兼備，受人愛戴，則百姓在平日一定會謳歌聖德，在戰時自然能效死弗去。那種君民一心的力量可使敵國之民具簞食而嘆「徯我后」，荒服之人貢玄黃而朝王室，又豈僅光復故土而已哉？所以一旅興夏固然表示了少康的才能，也顯示了人民的力量。
自由人民（古時奴隸很多，故我在此處用「自由人民」這個名詞以指那些非奴隸的人）左右政府的力量一直保持到戰國中葉（西元前第四世紀末年），猶未全失。自秦孝公用商君之策，根據一種新的政治理論，來推行種種新的軍、政制度，纔逐漸把民間的一切力量集中到政府之下，以聽君主一人之指揮。用全民的力量以逞一人的野心，自然效率很高，可收到戰勝、攻克之效。秦國行之六世，至始皇而遂統一中國。他爲鞏固政權起見，乃更進而「殺豪傑」，「愚黔首」，「收天下之兵」，以「弱天下之民」，使「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而誰何？」將國家的武力變成個人的爪牙，做皇帝的人當然可以執 箠柎以鞭笞天下」了。漢承秦後，律令雖然稍寬，而政治理論與軍事制度卻悉仍其舊。高祖、文、景、武、宣諸帝或假黃老之名，或藉儒家之說，「外飾仁義」，以籠絡英俊，內宗申、韓而綜核名實，畜士大夫若倡優，視人民爲工具；所謂我「漢家自有（之）法度」，說穿了，不過如此！由漢至淸的政治都是這一典型，行之甚久，幾成自然，三代時候的那種民治精神遂毀棄淨盡，我們於是乎只有「民享」的學說，而沒有「民治」的理想了。今日傷禹甸之沈淪，而究太康失國之因，嘆避秦之非計，而思少康中興之道，能不感慨、警惕、奮發有爲嗎？
（民國五十五年五月・正中書局「民族英雄及革命先烈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