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蛻變與復興
文化的蛻變與復興
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一切靈肉活動的總合。它敎我們以誠、正、修、齊之道，賦我們以利用、厚生之巧，指示我們昇平、大同的途徑，啓發我們參贊化育的智慧。它鎔鑄我們這個民族，使之定型，並不斷地爲我們改善環境增益我們之所不能；其本身的確永遠是「從道汙隆」，「一張一弛」地跟着時代變。
「變」實是我們文化的來源。因爲文化所含不外下列幾種。一是「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加以利用；是之謂應用科學。一是「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這就是社會科學。由是進而推論天下至賾、至動之理，「擬議以成其變化」，更「極深硏幾」，以「成天下之文」，而「定天下之象」；這便是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凡此種種莫不「見乎變」。苟不見「變」，則不識，不知，不文，不化矣。
文化旣由事物之變而誕生，更因事物之變而發揮其功能。物質與人心之變會引起許多新問題──有的是原有文化所能解決的，有的並非那已經定型之文化所能應付的。因此，文化乃不得不作局部的變以謀新問題之解決。這正是「窮則變，變則通」。「通」便是文化的復興，復興之後，自然會變得小而且慢；這樣的日子過久，就又會趕不上時代，因而感到困窮，需要再變。像這樣窮、變、通、久地依次循環，以至於無盡，便是文化的功用。此之謂「變卽成」，善變卽長存。若絲毫不變，便一無所成了！
文化不獨從變動中生長出來，而且在變動中滋榮起飛。幾千年的歷史昭示我們：世變甚殷之日均學術躍進之時，若太平日久，一切文物率由舊章，反覺了無生氣，搖搖欲墜。例如：春秋、戰國的確是一個極度混亂的時代，王綱解紐，諸侯割據，五霸爭主盟於先，七雄肆併呑於後，干戈擾攘，彝倫攸斁，亘五百年幾無寧日。然而諸子、百家之新說風起泉湧，水利、工、商之技巧突飛猛進；單從文化進展而論，此實爲空前，乃幾絕後之一大時代！反之，自康熙初年直至道光末季，政局安定，版圖擴張，人口繁殖，民生寬裕，確爲我國歷史上一少有之太平時期。但上恬下嬉，萬事俱墮，思想閉錮，學藝淺陋，除考據而外，擧凡形上之道，形下之器，無一不遠較前代退化！可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原則，用到文化興衰的問題上，也是千眞萬確的。這種彰明較著的例證實可推之任何民族歷史而皆準。
文化的變──無論其速度的快慢如何，其幅度的大小如何；也不管它的方式是否雜亂，它的影響是否顯著──總得先建立一個可以作爲一貫之道的中心來做變的根據，而這種根據卻只能從家喩戶曉的原有文化中去仔細尋求！選擇出一點或幾點，加之以新解釋，賦之以新生命，使其在整個文化中起發酵作用，慢慢地讓那些陳腐枯槁的東西脫胎換骨，面貌一新。對於異邦新說，則要精加吸收，善於融會，納入自己文化體系之中，而控縱自如。要能這樣用「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爲津」的方法，纔可「濟文武於將墜」，宣聲敎於不泯。若妄想予智自雄底闢空創造，或見異思遷底捨己從人，則違反進化的自然法則，徒見心勞日拙耳！這種說法是可以證諸歷史而不誣的。上古文化傳到春秋、戰國時候，「禮繁文勝，利巧而賊」，弄到賞爵刑罰倶失其用；於是百家並興，各思有以救之。他們的學說都獨立成家，然而無一不是從舊文化演變而成。自生民以來所未有的孔子，也只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古代之大成，一切「述而不作」；其最高的理想──仁，乃從商代傳統中發揚出來的。墨子則師法大禹，老莊更遠祖黃帝。法家在表面上，雖法後王而非堯、舜，然其骨子裏仍是發揮「周人強民」，治亂用重的精神。這些化腐朽爲新奇的學說，統一了中國的文、軌，造成了兩漢的盛世。到了魏、晉之際，所謂漢室自有之法度與其章句、讖緯之學早已不能解決當時政治、經濟、社會各問題。於是王弼、向秀、郭象諸人出，將周易、老、莊之書加以哲學的硏究，去卜筮之小道，明易簡之至理，化沖虛之無爲，而闡無不爲之精義，遂爲中國文化開一新方向。從此聰明才智之士乃多融會各家，自標新義；談玄則兼解孔、老，說法輒並論儒、佛，詩文多理解超卓，藝術更遠邁前修。葛洪變陰陽之方術爲實驗之化學，智顗揚天台之宗風，啓佛學之漢化。王叔和、祖冲之，賈思勰等更從五行舊說中成就獨步當時之醫療、天算、機械、農藝之專門科學。王羲之、顧長康、宗炳、謝赫諸人，或捉塵、鼓琴，或飮谷、棲邱，俱能神遊六合，心鶩八極，運飄逸之翰墨，「同自然之妙有」，而創造成前無古人之藝術。其留心時事者亦多除章句之陋習，究王、霸之策略，如崔浩、高允據公羊之義例以製北魏之法律，蘇綽、盧辯本周禮之遺敎以建西魏之六官；均能變古老之舊說，爲實用之治術。凡此種種都是在世界劇變中產生的新學說。這些新學說終能同化五胡，開發東南，安撫朝鮮、交趾，而結晶成輝煌燦爛的唐代新文化。但是這種新文化又何曾有一點不是從先秦諸子的舊學說中孕育蛻變出來的？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蓋歷年五百而文化丕變，在我國歷史上殆成一不爽之循環律。自方正學之被夷十族，而讀書種子絕，至今又已五百有餘歲矣。文化之必蛻變革新，寧有疑義？此正所謂「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中山先生倡三民主義，實已從儒家學說中尋得了文化變易的據點。今日如何由此據點以推及於一切形上形下之學，而構成一體用完備，切合時潮之新文化，端在我們之旁搜，遠紹，「補苴罅漏」耳。繼往開來，匹夫有責，分工合作，有志必成。但願此日之大地囘春，預卜今後之文化復興！
（民國五十六年一月一日•中央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