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的教育
五十年來的教育
我的學校生活，到今天，已進入了第五十三年。根據個人的經歷，我覺得這五十三年來的敎育可以分爲六個時期：辛亥革命以前爲第一時期，自民元至五四爲第二時期，自五四至北伐爲第三時期，自國民政府成立以至對日抗戰開始爲第四時期，以戰時爲第五時期，而將偏安臺灣以來爲第六時期。就敎育的推廣，學生的人數，學校的風紀，課程的內容，圖書儀器的設備，硏究機構的成立來說，大致都在與時俱進，每一時期均有超過它前一時期的地方。結果是文盲大減，技術人員日多，一般人的常識漸加豐富，建設事業也逐漸擴大。這一連串的進步確是事實，照理說，就應該國家日益富强，社會日益安定，百姓日益快樂，人才日衆，創作日多，各種思想學術也都風起泉湧，日新又新地更爲精進纔是。然而事實卻不盡如此。試把這六個時期的國勢、民生、風俗人情的厚薄，人才思想的盛衰一一加以比較，便不難看出各項的發展是以一種極不規則的曲線在向前進行。大致說來，第二期就多半不如第一期，第三、四期確是比前兩期進步的地方多，退後的去處少，到第五、六兩期，便全面成垂直線下降；這降低的時日雖還不十分長，那下落的度數卻大得可驚。這充分說明了我們五十年來的敎育早與政、經脫節，各級學校多和社會隔絕，而學術理論尤其同實際生活很少發生關聯。
要明白這種矛盾現象的所以然，最好先把這六個時期的先生、學生們的精神、氣槪、志趣、成就分別加以檢討。現在先說學生。第一個時期的學生多半年紀大，國文根柢好，喜讀新書，而僅得其皮毛，關心政治，而不滿意現狀；往往侈談立憲、革命，高呼變法自强，因而多學政、法、陸軍，亦有入營當兵者。一言以蔽之，那些人實在學識淺陋，但多豪氣干雲，有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的氣槪。第二個時期的學生學齡較低，國文也還不錯，自學知識卻依然有限。他們喜談敎育，愛管政治，深惡帝制餘孽，而渴望代議制度之能名副其實地發揮效能；其中仍有不少的慷慨激昂之士投筆從戎，以冀他年得遂其澄淸天下之志者。一般底說來，這些人治事、爲學，都比前一期的學生切實，但胸懐之恢宏與心思之單純，則或反稍遜。第三期學生的基本知識超乎以前兩期，其革命精神亦過之。他們幾乎整年都在鬧風潮，小則罷課、罷考、趕敎員、打校長，大則毆總長、圍督署、遊行吶喊、鼓動罷市，常鬧得政府破膽，軍警束手，使全世界人士對之驚奇而予以注意。其中有人想掃除軍閥而獻身革命，有人謀抵禦外侮而投入軍校，更有人欲發襲振聵，除舊布新，而倡文學改革，在「德先生」和「賽先生」的精靈感召之下，奮起以與腐敗官僚及頑固舊俗作殊死鬪。這批人後來在學術和事業上的成就並未曾趕上前兩時期的人，但以集團運動而論，則其衝擊之猛與影響之大，實屬超今邁古，令人對之有「雄雞一啼天下白」之感。第四個時期的學生有更好的科學基礎和較低的國文根柢已感覺到課程重，考試難；然意氣猶盛，學潮仍多，抗日抗帝的運動，請纓請願的行爲，歷年不斷，直鬧到抗日軍興爲止。他們在校的成績過乎以前三期，但以後的特殊成就則反不如，也許是那種突起世變阻礙了他們的發展吧。第五個時期的學校大都因陋就簡，而學生人數卻反驟增，自淪陷區間關走險，以就學後方者年以數千計。他們一般的學科基礎和學業成績都遠不如前一期的學生，但在爆炸威脅之下與流離轉徙之中，披敝衣，食粗糲，而能不廢所學，不改其操，也算難得了。戰後的一兩年，國是不定，社會瓦解，失望無依的靑年不能自救。竟爲洪流淹沒，今日追思增痛，也就不必再提。政府遷臺以後，各校學生逐年加多，入學之難如登龍門，課程之繁竟似牛毛，遂使讀書的空氣異常濃厚，小學生在公共汽車上背敎本，大學生像羣沙丁魚擠在閱覧室裏伏案閱讀，都是天天可以見到的事；眞够得上說「弦誦之聲不輟」。可是他們苦讀究竟是爲的甚麼？試看孩子們一入小學，便不求甚解地去死記那些毫無價値的課本，以望考得滿分；剛過十歲，就要受惡性補習，作升學準備，起早睡晚，飽受鞭捶，讓老師打進中學。以後便披星赴校，戴月囘家，天天過考，時時背書，恭聆各種莫測高深的訓詁以苦其心志，參加形形色色的課外活動以勞其筋骨；經過這樣六年的錘鍊，而後憑其命運，撞進大學。進大學的第一志願自然非醫卽工，爲的是將來好去美國留學，就業，歸化入籍，長居樂土，永離亂邦，藉以上養父母之志，而下安妻子之心。萬一壯志未酬而不幸夭折，則亦當以骨灰託友人携而投之美國海中，冀得藉水族之肉以滲入美國人之血，因而獲得魂靈的超生！這比羅馬的西庇阿(Scipio)之不准歸骨故國，豈不更爲悲壯！中國書生幾十年來的老毛病是好作大言，不矜細行，恃才傲物，恥求溫飽；而今日的靑年偏能謹言愼行，深藏若虛，洞悉人情，熱心貨殖，處亂世而善於應變，治科學而工於窮理，抛盡一切傳統的包袱，克服所有感情的衝動，而悉反之於理智。這也許是浪漫運動以後必有的反應，若能納之正軌，或可另啓世運；如再助其滋長，或更激其橫流，則勢必有些人會理智得心腸與頭腦齊冷，家國同衆生並忘，其結局就不堪設想了。
五十年來學生的轉變如此，五十年來的先生又何如咧？先生的任務有三：一是敎書；二是陶冶學生的性情，啓廸學生的思想，發展學生的特質；三是作高深硏究。拿這三點來衡量第一個時期的先生，實覺够格的很少。第二期的老師在第一種工作方面稍有進步，也曾注意到第二項任務，並開始了第三項工作。到三、四兩期，便大師軍出；他們樹思想自由之幟，奠實驗科學之基，開明辨求眞之風，顯不淫不屈之節；或狂或狷，均有立場，有夷有惠，各標風格，雖未致回乾轉坤之果，卻頗收移風易俗之功。可惜這些新開的花朶都被戰火整個灼焦了！近十餘年來，重定樹人之計，再作育才之謀，而舊有的良師已風流雲散，新起的學者復棄我如遺！僅少數人固守崗位，在飢餓線上，黽勉從事於第一項工作，其成績居然超過以前任何一期，也差可吿無罪於後世了。可是這羣拉破車的老牛已被這項工作弄得精盡神竭，眞無力再去切實地做那第二項工作。還有少數人，在物質條件不够之下，幹那第三種活，不過都是强弩之末，說不上有什麼了不起的成績。
綜合上述各點，可說我們三十年以前的敎育是漫無計劃的，好像被歐風飄來的一粒蓮子，落在淺水汙池之中，偶受美雨滋潤，竟也奇葩怒發；然畢竟雜草太多，水源易涸，其本身已難免「秀而不實」，一經暴雨狂風，自然就根拔葉枯。近二十多年來的敎育卻有定策詳計，惟求治之心太切，矯枉之處過正，遂致所期之果未得，而反生出許多始願所不及料的副作用，弄到一時很難收拾。有人說今天敎育學生，是要實其心，虛其腹，弱其志，軟其骨，常使之無眞知而多嗜欲。這話，由於愛深情急，不免說得過火；可是看看現在的靑年，又覺得他們眞像是心實，腹虛，志弱，骨軟咧！千千萬萬的年輕人都變得感情麻木，靈魂喪失，又焉得不令人對於臺灣有「文化沙漠」之譏？
「文化沙漢」(cultural desert)一詞是近來到過此地的幾位美國學人在他們的報吿書中，用來形容臺灣的。旁觀者淸，其言甚當，我們對這種好意的直話，是應當虚心接受的。但是反省之餘，卻不禁另生感嘆。今天我們這羣徧體創痍的老朽殘兵處糧盡援絕之境，乏興雲施雨之能，實無力將這片沙漠立卽化爲沃土；但試問那些活力充沛的盟友們又有誰肯像他們的先輩杜威（John Dewey），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等，來此一顯身手，灑幾滴甘露，造兩處綠洲咧？國家富强，則普天下的頭等學人都願自處囊中，恭受驅遣；社會困窮，則嗟來之食難得一飽，「謂他人父，亦莫我顧」，鞠躬盡瘁之所得，卽羣疑衆侮之攸歸耳！途窮至此，亦應知所警惕，試謀自救矣！
（「自由中國」第二十一卷第十期）
編者按：本文出自中央日報刊行的《沈剛伯先生文集》下集，經基金會校對，修正錯誤、添加註解，與讀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