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惡乎定？
天下惡乎定？
無論國家的體制如何變更，政治的機構如何改革，我想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所說的「爲最多的人民謀最大的幸福（to seek the 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那句話應該永遠是政治的終極目的。邊沁(Jeremy Bentham)演繹此言而倡極端的功利主義，確有流弊；然而他指出「安定」爲人類一切幸福之基，實在也算得不刊之論。因爲時局不安定，人們便連生命也沒有保障，還談得到甚麼幸福？可是從人類五千年來的記載裏面，卻眞找不出任何一個較大的區域曾經有一次維持安定能够繼續不斷到六七十年的。歷史上大部份的敍述都是社會的騷動，人權的喪失，經濟的冷戰，外交的傾軋，以及爭城奪地率獸食人的慘劇──這些血淋淋的事實逼得古今中外的人不約而同底發出一種最迫切的呼籲，要求安定。在美國設立安全總署(NSA 成立於1952)二千二百多年以前，中國便有一個「望之不似人君」而見解頗能代表民意的梁襄王提出來「天下惡乎定」的問題。這問題當時曾由孟子斷然以「定於一」三字作答。在孟老先生坐而言之的時候，亞歷山大正在起而行之，他那時已經差不多完成了西方的大統一。再過百年，秦始皇帝也就併吞六國，完成了東方的大統一。這兩個蓋世之雄總算實現了孟子所謂「一」的理想。那西方的統一隨亞歷山大之死而三分，砍殺了兩百多年而再統一於羅馬，勉强維持了六百年而終至土崩瓦解，一分而永不復合，以至於今。東方統一了四百多年以後，便老是由合而分，由分復合，像走馬燈一樣，轉到今天，仍是個不了之局。由此看來，似乎天下只能暫「一」而終難永「定」！
這種「一」而不「定」的主要原因大槪不外兩種。一是歷史上的統一都只是世界上某一區域的統一，範圍太小，不够保障整個人類的安全。二是以前實現統一的政治方法弊病太大，它的本身就必然底要引起騷亂。全世界人類的生存直接間接都有關連，他們的活動也就有意無意底互相影響。在一小區域內，一夫不得其所，便有危及他人安全之可能；就全世界而論，一個地方的擾亂遲早必會蔓延及於他處，好像滔天洪水，是無法加以堵塞的。自鄭吉威震西域之日起，至鄧太后罷西域都護之時止，那短短的一百六十七年（西元前60年至西元107年）是東西兩大帝國全盛的時期。在那全盛時期的中國人爲了經營西域，差不多沒有過過一年安定的日子；在那全盛時期羅馬也因爲西域動蕩而引起了二十七次戰事；這種一而不定的局勢當然是那些介乎兩大帝國之間的遊牧民族引起來的。那些無數的遊牧部落互相砍殺於亞歐草原之中，勝則鷹揚東窺，敗則狼奔西徙，時時威脅東西兩大帝國的安全，也終於破壊了兩大帝國的統一。在兩千年前交通極不便利，武器相當原始的時代，那千百的堡壘，萬里的長城，積雪的峻嶺，無垠的瀚海，浩浩蕩蕩的河流，尙且保障不了中國同羅馬的安定；我們要在噴氣機瞬息千里的今天來謀世界局部的安全，寧非冥頑不靈？
再就統一的方法而論，那些成則爲王的英雄們，自亞歷山大以至成吉思汗，同妄存野心的魔鬼們，自阿提拉以至史達林，都是用暴力來消滅民族的意識，窒息思想的自由，企圖把全世界的人鑄成一個只有軀殼並無靈魂的型態，使其俯首帖耳，做政府的牛馬機械，一聽其指揮運用改造毁滅而毫無抵抗。試問這樣迫害人類的統一同毁滅人性的安定，有之又何足貴；沒有，難道還有甚麼可惜嗎？「民不畏死」，而這些所謂「不祥之物」的英雄們偏要用「以死懼之」的方法來實現他們個人的虛榮或是某種荒謬的敎條，豈非枉用心機，自促滅亡？所以孟子在那七雄爭覇的時候，慨然底說只有「不嗜殺人者」纔能統一天下。他這是指永久的統一和理想的安定而言，並非迂濶之見。
所謂「不嗜殺人」者，當然不是說絕對不用武力；因爲孟子對他的學生萬章曾明明白白底講過，要「救民於水火之中」，是免不了「則取其殘，殺伐用張」的。這同我們現在常聽到的「用人民的武力」，「爲人類自由而戰」一類的話簡直是一樣的。本來人欲無窮，不能無爭，政治要息爭以求定，自然離不了權力的使用。不過權力的使用卻有幾種不同的方式，那「嗜殺」和「不嗜殺」的分別就在於此。歷史上常見的一種方式可以叫做「權力獨佔」(Monopoly of Power)，那就是把社會上一切的力量集中於一人或一個集團之手，嚴刑峻法，奴役全民，以求得到一種毫無生氣的安定；也就是古時的秦始皇今日的史達林所採用的辦法。這種違反人性的做法終必失敗，中外的歷史已經吿訴過我們了。十五六世紀的歐洲人看到這種辦法沒有成功之可能，纔想出一種「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方式，要使列强互相牽制，抑强扶弱，以圖共存共榮。然而四百年來的歷史事實很明顯地指示出來這種合縱連橫的花樣只能暫緩戰爭於一時，終必失去平衡，擴大戰禍。現在不必遠談歐洲的那些主角，單說我們這個被動的中國，也就够慘了。百年以來，我們幾乎無日不處於戰爭狀態之中，有時候不知不覺地挨打挨駡，有時候胡亂底跟着人家搖旗吶喊，一無所得，甚至有時還要扮演幾齣蟋蟀打架的戲，自己咬得半死不活，好讓有錢的大爺們鼓掌一笑──這些悲劇，試問有那一齣不是歐洲人權力平衡策略所導演出來的？象齒焚身，懷璧獲罪，我瞻四方，眞有「蹙蹙靡所騁」之感！
今日整個人類全徘徊於十字路口，不能決定其取捨之途。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任何一個民族單靠自己的力量同本國的資源絕不能獲得並保持它的經濟繁榮；若再沒有一個統一的世界機構來計劃並執行一種全球性的經濟政策，則勢必你搶我奪，鬧得全歸於盡。另一方面，每一民族卻都重視它的獨立，每個國家各自寳貴它的主權，卽令不想侵略旁國，卻誰也不肯犧牲一點已有的特權去承認一個世界性的組織，並且聽從它的主張。況且强的國家往往以「定於一」的理論爲其藉口，硬要以自己作主體去統一弱國；那些弱國當然拼命掙扎，千方百計地企圖粉碎這樣的統一計劃。幾千年的國際歷史全是這種矛盾動機所導演成的，這種矛盾一天不能調和，世界便一天不能安定；人類終是免不了要睜着眼睛，咬着牙關，很悲壯底走入死路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威爾遜（Woodrow Wilson）見及於此，乃一面主張民族自決，興滅繼絕，以圖消除人類仇恨之心，一面提倡「權力公有」(Community of Power)以期天下能够漸「定於一」。旁的國家爲敷衍他的面子起見也都將信將疑地響應了這種號召；就這樣底產生了一個國際聯盟。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人們越加覺得威爾遜的見解眞對，於是乎又有了今日聯合國的組織；想集合全世界一切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以共謀進於大同，這確是人類經過幾千年痛苦敎訓以後所試行的一個極其崇高的政策。可惜實行起來，卻與威爾遜的理想相去太遠，依然是强國爭覇，弱國含寃，各拉與國，互相排斥；大家都是假權力公有的美名以求實現一種「多邊的權力平衡」(Multiplied Balance of Power) 。把秘密外交變成公開鬪爭，壁壘分明，冷戰緊湊，用一切言不由衷的和平計劃來掩飾那巧取豪奪的陰謀。抱薪救火，遲早燎原，國際聯盟已夭折於先，聯合國正遭劫於後。若不從根本上另想辦法，則縱佔領了莫斯科，天下依然是不能定於一的。
國際聯盟所以失敗的道理，幾乎已經成爲盡人皆知的事，用不着再講；現在姑且談談聯合國吧。聯合國之搖搖欲墜，已成爲不必諱言的事實。其主要原因大約有六：（一）蘇俄別具野心，蓄意破壞；（二）西歐的帝國主義和商略政策借屍還魂，從中作梗；（三）大多數的國家未曾在聯合國內得到平等的地位，還有些重要國家根本沒有能够加入，他們自然不肯也不能以全力去支持它；（四）聯合國的各種會議都缺乏眞正的民主作風，必然底招致了强國的爭覇同弱國不安；（五）種族的成見同文化的隔膜使各民族未能推心置腹地合作；（六）人類過慣了那部落主義很濃和地方觀念很深的「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式的生活，對於世界大同的組織，實在缺乏知識上的領會同心理上的準備，不免認爲迂濶疏遠，與己無關，不願以平日效忠國家的精神去爲這世界機構盡力。具備了這六種因素，這個在理論上應當是至高無上的聯合國就自然而然地變成了一種爾詐我虞的外交會議；它旣無土地，又無人民，那實際的權威同道德的力量也就很有限了。這還能怪一般現實的人們把聯合國的憲章看成「一篇崇高的玄語同胡說」嗎（借用卡斯爾雷子爵(Robert Stewart,Viscount Castlereagh)挖苦神聖聯盟宣言的話）?
這六個問題之中，急待解決也是最易解決的實是第一問題。蘇俄多行不義，迷途不返，除以武力粉碎共黨政權，澈底解放並重新敎育斯拉夫人民之外，實在別無他法。只要民主國家不再姑息養奸，要去伐罪救民，成功絕非難事。軍事在準備的時期確是具有絕對的科學性，可以用很精確的數目字來比較它的優劣；到了戰端一開，它卻馬上變成一種半科學半藝術，半惟物半惟心的活動，勝或敗並不一定是同那實力比較表完全相合的。一旅一成的中興，百萬大軍的解甲，絕不是古有今無的事呢。
第二問題之急需解決，僅次於第一問題。往日軸心國家之倒行逆施，現在蘇俄之橫行無忌，實皆英法諸國「爲淵驅魚」之故。大錯旣已鑄成，補過卽應趁早；若英法必欲錯誤到底，妄想維持它們那殘破不堪時代已過的帝國，則世界將永無寧日，而吃虧最大的依然是英法本身。以前大食、柔然、突厥、蒙古侵略歐洲的那筆舊債，早由亞非兩洲的人民在近百餘年來利上加利地還清了。至若西歐諸國在近三百年內所作的孽，確是罄竹難書；假若這些以「天驕」自命的基督信徒們猶有良心，還想爲他們的祖宗幹蠱贖罪，現在也應該是時候了。何苦仍在伊朗、埃及、突里斯、東南亞一帶擺出那種外强中乾的臭架子，害己害人，並且硬想把美國拖下渾水咧？
第二問題圓滿之後，第五問題的主要原因卽不存在，再加以交通貿易的自由，文藝敎育的革新，有二三十年的時間，便可使全世界的人親愛合作無異兄弟了。三四兩問題有連帶關係，非等到第六個問題解決之後，無法改良；目前在理論上作文字的修正，或是在法律上做條款的討論，都是「紙上政府」(Paper government)，無補實用的。
聯合國最大的弱點是沒有人民，因爲人民們雖然渴望時局安定，好追求個人的自由，卻深怕世界統一，反而喪失了國家的主權；這是對於「統一」這個名詞沒有正確了解的原故。「統一」與「劃一」絕對不同。「劃一」是要使處處的組織制度完全一樣，人人思想行動絕對一致，斷不容有因地而異因人而別的特殊發展存在。這是要抹煞民族個別的歷史，漠視天然不同的環境，硬把一種武斷的主義當作千古不變的眞理，把一種蠻横的辦法看成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典章，在文明世界中，當然沒有實現之可能。至若「統一」，則並不如此。它只是要統一民族國家間的各種矛盾，把那些與整個人類生存安全有關而絕非任何一個民族所能獨力解決的重大事件，提出來共同商討，做成一種超國家性的全盤計劃，取得大家的同意，然後分工合作，以期做得於大家有利；這於民族國家的主權是絲毫無損的。合兩三人以至十人八人成爲一家，各守家規，共謀福利，那並無碍於個人的自由。合數百上千人組織一個社團，各按定章，恪盡職責；社團因以發展而各社員的幸福也因以增加。這都是今日社會上極普遍的現象，無人加以絲毫懷疑。其實統一世界的聯合國對於各民族國家的關係，也只是這樣；爲甚麼不能「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咧？
人類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國家，經過很悠久的演變，纔慢慢養成現代通行的一種公民習慣。目前要令天下人都由國家公民一躍而爲世界公民，這一步畢竟是跳得太高遠；他們對於這個世界機構究應如何發生聯繫，應該盡何義務，享何權利，目前倶無法加以規定。於是乎聯合國就只能同各國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和各國人民發生任何關連；這樣的一個外交機構顯然不是民主，自然沒有力量。要補救這種弱點，似乎應該另設機構以爲之助。
六百多年前，法國的迪布瓦(Pierre Dubois)就創議設一全歐公共會議來革新敎堂並改進一切國際關係。他死後兩百多年，蘇利公爵(Maximilien de Béthune, Duke of Sully)當國，曾發表一種「大計」(Grand Design)，主張組織一「世界國協」(World Confederation)（他之所謂「世界」，實指全歐而言）。以後盧梭、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比利翁（Jean-Francis Billion）諸人俱先後有歐洲聯邦的擬議。時機未到，只好徒託空談；但是他們辛苦殷勤所播的種子，到去年夏季，居然萌芽了。法國的舒曼（Robert Schuman）先用鋼鐵工業的組織（West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把鄰邦引入經濟合作之途，再進一步竟能聯合法比荷義盧森堡同西德六個民族國家成一西歐聯盟（West European Union），各選代表，商草憲章，化敵爲友，期於永合；這眞算得是自查理曼的帝國分崩以後，一千一百年來歐洲第一件富有建設性的大事！更令人驚奇的，是這個製憲大會竟於上週（一月九日）以四十九票對十一票通過以直接民選方法成立其第一屆議會。筆者僻處臺灣，孤陋寡聞，不知道他們尙在起草中的憲章還有些甚麽樣的條文，也不曉得西歐一般民衆對於這個劃時代的組織有何反應，更無從推測舒曼下台以後這個尙未成形的機構是否要遭到困難；不過依理而論，這應該比那世界聯合國切實易行。因爲這六個壤地相連文敎相近的國家在經濟軍事外交各方面都是輔（頰骨）車（牙床）相依，這不僅是那些高瞻遠矚的思想家同政治家才見得到的，就是一般老百姓也早有同感。況且這並不像北大西洋公約之純屬軍事性質，令人害怕，也沒有世界聯合國所遭到的各種困難，無法克服。依舊有之說，順自然之勢，只要沒有外來的大力加以阻擾，應無不能成功之理。
用一個機構來謀全球的「一」與「定」很難，用區域性的機構去謀一區的「一」與「定」，應當比較容易。假使把西歐聯盟的例子擴而充之，就未嘗不可將全球各國依據其地理歷史人文經濟的關係，分爲幾個大區。譬如說：合西葡法盧比荷德奥捷瑞義希以及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可成一西南歐聯盟；合英愛挪丹瑞典芬蘭冰島格林蘭與加拿大，可成一海洋聯盟；合中南北美（加拿大除外）以及緣邊諸島，可成一美洲聯盟；自好望角以至伊索匹亞可合爲一非洲聯盟；自埃及，經西亞，橫亘中亞以至阿富汗俾露支（Baloch），可合爲一非亞聯盟；北自西伯利亞，南至南洋澳洲，東自日本，西至西藏，東南自菲律賓，西南至印度錫蘭，可合爲一遠東聯盟；東自烏拉爾山（Ural Mountains），西至波蘭，北自白海（White Sea），南至保加利亞，可合爲一東北歐聯盟。每區之內，都用民選方式成立一個議會，來保障各民族國家的獨立，調解各民族國家的衝突，增進各民族的情感，促進各民族的合作，並計劃和各民族休戚有關的一切事項。把向由政府包辦的秘密外交變成人民代表的公開商討，就可使帝國主義根本消滅；把向由各國政府掌握的陸海空軍變成由聯合國議會支配的警察力量，便可使極權政治和覇主思想永無死灰復燃之可能。在這樣的民主聯合國之內，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民族無論强弱，各得自由；由萁豆之相煎，成花葉之交映，各盡其能，相得益彰，假以歲月，便自然做到車同軌行同倫的統一，得到各遂其生各樂其業的安定了。此時再由這六區聯盟的議會共同組織一全球性的聯合國，那便成了一個眞正民有民治的世界機構，不愁沒有力量來維天下的「一」和「定」了。這種世界纔是禮運上所說的「大同」，也就是中國國民黨所定爲最終極的政治目的；而實現它的方法，卻只是孟子所講的「定於一」同「不嗜殺人」兩句話。
（民國四十二年一月十六日• 新生報）
編者按：本文出自中央日報刊行的《沈剛伯先生文集》下集，經基金會校對，修正錯誤、添加註解，與讀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