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胡適先生演講會講詞
紀念胡適先生演講會講詞
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今天到這演講會來，我有兩個感想：第一個是胡先生逝世的那一天下午在中央研究院擧行的酒會，他本來請我去；我因爲有一點小事情，沒有能去。萬不料就竟從此人天永隔！剛才從錄音機裏聽到胡先生的遺音，總算勉强補償了我那天所沒有聽到的話。第二、我今天按時而來參加大學論壇社擧辦的紀念胡先生演講會，沒料到有這麼多同學在這兒，竟由一種課堂的集會變成了露天大會。這使我想起，在傅孟眞校長在的時候，第一次擧行露天大會的是胡先生，當時胡先生談的是「做學問的方法」；除了本校同學以外，還有不少從遠道來聽演講的人；聽衆之熱烈，情緒之高張，就和今天的情形一樣，可是現在胡先生的人已經沒有了！剛才校長講過，胡先生的做人範圍太廣了。古人有言立德、立言、立功，而德、言、功三方面胡先生都有其不朽之處。胡先生畢生的長處，可使我們後代效法之處實在太多了；我個人瞭解胡先生也很有限，眞不能做有系統的演講；不過，同學的好意藉此來紀念胡先生，我只有盡我所知的講一點。這等於小孩子以「如盤」「如湯」的話來形容太陽，雖然不對，可是也不妨說一說。
胡先生是一個「劃時代的人」，我們要瞭解胡先生，應該要知道胡先生所處的時代，尤其是這個時代的中國和世界的情形。要是對這個時代一無所知或完全忽略了不管，而僅僅就胡先生說的話、做的事、或寫的文章，來談胡先生，這種認識是不够的，對於他的評判也不會很公正的。中國人一向恭維孔子是「聖之時者」；這個「時」字，用意極深；因爲人總是不能脫離時代而單獨生存，若抛開時代的特點，來對任何人加以批評、詆譭、恭維，都不外乎是些隔靴抓癢的話。所以我們要認識胡先生，應該先明瞭從前清末到民國五十一年來的種種國內國外的事變。知道前清末年的情形，才能瞭解胡先生的幼年；明白民國元年到北伐前後的情形，才能瞭解胡先生的中年；認清抗戰開始一直到今天的情形，才能認識胡先生老年的言行和思想。胡先生的文章大部份都是有爲而發，其用意在矯正時代的流弊，挽囘時代走錯的路。所以我認爲要認識胡先生，要先把中國近六十年來的情形，下一番研究工夫。
胡先生的貢獻，就大的方面來說，我想可以分爲好幾點：第一點是他倡導並推行用語體文做傳達思想的工具。這件事情胡先生雖不能說百分之百的成功，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這些年來中國的敎育之所以能比較普及，其功勞應歸於胡先生。第二點是他提倡並闡揚科學。胡先生對於這一點費了幾十年的工夫，雖然收效不大，但是近年來一般人能不否認科學的重要，總算也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成功了。第三點是胡先生用近代西方人，尤其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歐學者研究歷史的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三四千年來的史料和學術，去其糟粕，撷其精華，把虛僞、造假的地方去掉或辨淸，把眞面目呈現出來，使一般沒有成見的中外人士能得到一條正路，去尋求那茫茫然的「墜緖」。他這種主張影響國外的漢學家頗大，在國內成功雖不十分多，但至少也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儘管還有一部份人成見甚深，不認爲胡先生這條路對，但是這種人似乎一天比一天少了。第四點是胡先生把中國古代儒家和道家所講的自由主義，和近代西洋的自由主義，集其大成地加以宣揚，使人性尊嚴之說在今日極權主義所造成的烏煙瘴氣的世界之中，還能發出一絲光芒，尤其在東方對自由主義的貢獻，在當代應數胡先生爲第一。雖然他生前未能見到他這種理想完全實現，但是我相信這個主義在他身後總會在東方成爲事實的。第五點是胡先生有强烈的愛國精神，儘管他在理論上並不主張狹義的民族主義，而希望有一天能達到世界大同，把學術當作全天下的公器。
我第一次見胡先生是民國十五年，在英國倫敦郊外一位英國朋友的家裏，這位英國朋友名叫Silcock。那天晚上他請胡先生吃飯，要我作陪，賓主只有四人。飯後主婦收拾房間去了，胡先生和我及主人抽煙談天，我們所談的絲毫沒有涉及學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因爲那時正値北伐初期。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在東方的利益很多，害怕國民黨是逐英、排外，傾向共產；這種議論每天在英國報紙上可以看見，反駁這種議論的可說幾乎沒有；那天主人問胡先生關於中國政治的趨勢，胡先生毫不保留地說，國民黨革命差不多是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民意所歸，革命一定可以順利地成功。他替國民黨做了不少的鼓吹，認爲它並不排外，更不左傾；他說話的技術很高，使主人非常感動。此後，他在英國各大學公開演講，也隨時發揮這種議論，當時英國的知識份子因此而改變其對華態度者頗不少。我有一天到Tavistock旅舍中看胡先生，我就老實地問他：「您這幾次演講是否有意替國民黨宣傳？」他囘答的大意是說他本來反對武力革命同一黨專政，但是革命旣已爆發，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減少戰爭，從事建設。目前中國所急需的是一個現代化的政府，國民黨總比北洋軍閥有現代知識，只要他們能够好好把中國統一起來，能够眞正實現三民主義，便可有利於國家，我們雖不入黨，也應該在黨外以全力支持它。他這番犧牲個人主張以顧全大局的議論使我深深的感動，至今弗忘。以後在胡先生的言行裏，我們可以看見他在國內總是忠心耿耿，直言無隱的批評政府；在國外則顧全大局，隱惡揚善，專宣傳國家進步的地方，這眞可表現胡先生之偉大。
胡先生的做人有四點是人所難及的，那就是居處恭、執事敬；對人熱誠忠心；做學問一絲不苟；同那「於人何所不容」之大度。這四點他做起來是非常地自然，所以我把它提出來談一談。
從前陳藩少有大志，但卻不能將自己的房間收拾乾淨，人家問他時，他便說：「大丈夫當掃除天下」，結果他不但未能掃除天下，而自己的生命卻給人家掃掉了。所以做事情要從小處做起，如果連自己的小房間都收拾不了，還想收拾山河嗎？你可以講收拾房間同收拾山河的方法不一樣，不過一點不放鬆切切實實去做的精神，則是一樣的。一個人要精細，須從小事情做起，古人把「灑掃應對」拿來訓練兒童確有一番道理的。胡先生的書房臥室總是收拾得淨無纖塵，案頭上的圖書文具，橱櫃內的衣服，抽屜裏的零碎，乃至於一張名刺，一塊紙片，一堆酒瓶烟罐，他都放得服服貼貼，整整齊齊，不假手於傭人，這眞是不容易。這些事情我雖曾努力嘗試過，偶爾一年發動一兩次雄心去收拾，但總是沒有恒心做到底；甚至近年來有些倚老賣老的樣子，喜歡打赤脚或者衣冠不整。胡先生則不然，他頭髮梳得光光的，衣裳乾乾淨淨，「視聽言動」都很合禮，縱是一人獨處，也能「不愧屋漏」。任何人寫給他的片紙隻字，甚至於不相干的信，他都妥爲收藏，親筆囘答。任何人送給他的著作文章，他總是從頭到尾底細加閱讀，遇有疑問不妥的地方，隨時做上記號，然後加以考證，而寫信給作者。譬如他最近看到一種小說上的圖畫，畫一個漢朝人坐在椅子上，便很誠懇地指出來，說是漢朝還沒有椅子。他之忠於學問，於此可見一般。胡先生對任何演講，總要事先起草，絕不臨時敷衍。有時不是他自己演講，他也謹愼準備。去年中央研究院擧行紀念蔡元培先生演講會，他叫我演講，我吿訴他講方孝孺的政治思想，講完之後，胡先生吿訴我他曾經花了兩天工夫把有關方孝孺的資料、著作從頭至尾看完，同時他要我把講稿寫出來；事後我將稿子先給兩位朋友看，看過也沒有說什麼，但給胡先生看第三遍時，他卻吿訴我有幾處筆誤，他已經順手爲我改好了，由此卻可看出胡先生「做學問一絲不苟」的態度。胡先生度量之大，現在很少人能出乎其右，他對於一些非禮謾駡的文字，總是平心靜氣地看，並不辯駁，甚至於有時還用「他頗能讀書」，「頗有才氣」，或是「可做研究」一類的話去讚揚作者。以上的這些優點，他做起來極其自然，眞算得是學問深時意氣平。
也許有人以爲胡先生一直居官就職，講學國外，家裏生活總該過得舒適。實際上胡先生是很窮的，他在美國講學所餘的存款這幾年全在臺灣貼光了。他死後，有好幾位朋友的太太去幫助胡夫人整理他的遺物，才發現胡先生之窮，大槪襪子只有兩雙好的，其餘的補的補、縫的縫，襯衫都舊得不堪再穿。胡先生身無長物，一至於此，也可以說是身後蕭條了！但他還怡然自得，對朋友非常慷慨，而自己則非義之財一芥不取，甚至摩頂放踵地去周濟他人，他不但「貧而樂」而且「貧而好禮」！
胡先生是一位表裏如一的人，他的言行一致，不論是個人或多人，不論是在國內或在國外，均是一致，這正合乎中國古代最高道德標準。今日大專學校的敎育在改變，不僅中國如此，從前是大學爲領導社會的主宰，今日大學反被社會所左右，變成社會之工具，供給社會的需要；學校變爲傳播知識的地方，而不是品德修養的地方。但是讀書總應明白做人的道理，要學做人，我們常把古聖先賢做我們的榜樣，但是他們離我們太遠了，言行知之不詳，時代又不相同，所以學起來是非常困難的。胡先生與我們同一時代，若以他處世接物的態度和利己利人的作風拿來做我們的模範，豈不很好？
胡先生一心一意要把中國推向現代化，不僅經濟、社會、政治組織要現代化，連思想、生活也都要現代化，不然便趕不上時代潮流；至於如何使中國現代化，不妨各人走各人的路；知識份子應該把這個責任承擔起來，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焉知我們全體努力的收效不能比胡先生個人奮鬪的收效來得更大？
（大學論壇）
編者按：本文出自中央日報刊行的《沈剛伯先生文集》下集，經基金會校對，修正錯誤、添加註解，與讀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