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到的胡適之先生
我所認識到的胡適之先生
詆譭一個哲人是「蚍蜉撼樹」，恭維一個哲人是泰山上堆土；誹謗和頌揚固然是毫不相同的兩件事，但其爲白費氣力，而於哲人的價値一點也沒有增損，則一也。所以胡適之先生逝世以後，我想不必爲他寫一個字。那知道「時與潮」的主持人偏至再至三地强迫我做泰山上堆土的工作，他的理由是因爲我旣不是適之先生的門生故吏，又和他沒有世交鄕誼，說起話來可以比較客觀。這種提議倒令我無法囘駁，只好打消我原有的主張，把我所認識到的胡先生加以直率拉雜的描寫。這等於小孩子以「如盤」「如湯」的話來形容太陽，何嘗能刻畫太陽之萬一，比替班•强生(Ben Jonson)刻墓碑的那位無名石匠所用的一字之褒（O Rare Ben Jonson），相去眞不可以道里計了!
適之先生對於中國的大貢獻是（一）促成並普及以白話爲發表思想的工具，使敎育得以普及；（二）提倡並闡揚科學，使西洋文化在中國受到相當的重視；（三）用科學方法整理中國三四千年來的史料和學術，去其糟粕，擷其精華，使一般沒有成見的中外人士能得到一條正路，去尋求那茫茫然的「墜緖」；（四）集中國、希臘和近代歐美的自由主義之大成，不顧忌諱地加以宣揚，使人性尊嚴之說在今日極權主義所造成的黑暗世界之中，還能發出一絲光芒；（五）以實際的行爲表現出他的愛國精神，差不多可以使「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這五點是中外學人所共知共信的，用不著我詳加陳述。我現在所要寫的只是我所知道他一些言行的細節，也是最足以使我敬佩的些地方。
我第一次見胡先生是民國十五年，在倫敦郊外，一個英國朋友，名叫Silcock的家中。我們賓主三人（主婦未參加）在飯後長談，幾至夜半。那時候正是北伐的初期，多數英國人都以爲國民黨排外、仇英，傾向共產黨；Silcock先生固深愛中國，然亦深以此爲慮。胡先生卻毫不保留地說這是中國的一大轉機，因爲要使中國近代化，就非除掉割據的軍閥，讓國民黨完成統一的工作，來實行三民主義的政治不可。他並且鄭重聲明這是全國民意之所歸，因而斷定國民黨必可迅速順利地成功。此後，他在英國各大學公開講演，也隨時發揮這種議論，當時英國的知識份子因此而改變其對華態度者頗不少。我有一天到Tavistock旅舍中看胡先生，座無他人，我就大膽地問他：「您這幾次講演的話是否有意宣傳？」他囘答我的大意是說他本來反對武力革命同一黨專政，但是革命旣已爆發，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纔能減少戰爭，從事建設。目前中國所急需的是一個近代化的政府，國民黨總比北洋軍閥有現代知識，只要他們眞能實行三民主義，便可有利於國，一般知識份子是應該加以支持的。他這番犧牲個人主張以顧全大體的議論感我甚深，令我至今弗忘。胡先生那次在英國的言論未曾發表，要是他的底稿沒有丢在北平，我希望毛子水先生將來爲他整理遺稿的時候，把它印將出來；因爲那些講詞雖然沒有學術性，卻是很有價値的史料。
大陸淪陷後，美國有位曾經做過財政部長的大資本家特在匹茲堡大學捐設一年俸萬餘的講座，並新建住房，供胡先生終身使用；胡先生卻始終不肯接受。前年，我在美國還聽到有兩個大學聘他，他都婉詞謝絕。是年九月杪，我從墨西哥到紐約，彼時「雷案」正把美國學術界鬧得滿城風雨，胡先生一面向政府抗議，一面卻忙著勸那些美國學者不要發表批評的文章；他幹這種兩面不討好的事，其用心之苦，豈是淺見的人所能了解的？我去看他，他一見面，就說：「你來得很好！我要問你，你看我是囘去好，還是不囘去好？」我毫不遲疑底勸他愈早囘愈好，他笑著說：「我正是這樣想，原來我想收拾這個攤子，同太太一塊走的；現在卻來不及了，只好一人先走。」第二天，我見到兩位六十歲以上，十多年未曾囘國的老朋友，他們大責備我不該勸胡先生囘國，我只好笑而不言！當今有許多自命爲讀聖賢書的人都千方百計，求在美國長住，而適之先生偏對美國人之優禮供養，棄之不顧，情願囘臺灣來受窮挨駡！這種同赴國難的擧動眞是大義凜然！
也許有人以爲胡先生富而多金，用不著再貪圖美國大學的優厚薪俸，其實他這幾年在臺灣早已把他在美國講學所節餘的存款貼光了！他死後，有好幾位朋友的太太去幫胡夫人整理他的遺物，纔發現他只有一件新襯衫，一雙好襪子；剩下一大堆襪子，每隻都是補過的，好些襯衫大半均差不多破了。身無長物，一至於此，也可以說是身後蕭條了！他對於「非義之財，一介不取」，安貧自得，從不叫苦；而反傾囊待客，甚至摩頂放踵地去周濟他人，廉而不狷，貧而好禮，這樣的人當代恐怕不多吧！
上面說的幾件事可以充分證明胡適之先生對於出處取予的大節，確是絲毫不苟。若果我用「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這幾句話來贊揚他，該不算過吧！
適之先生是一個孝子，一個慈父，一個標準丈夫，一個忠實朋友，一個誨人不倦的敎師──這是凡和他有過來往的人所公認的。不過這還可以說是從中國文化培養出來的學人所應該具備的條件。至若他那居處之恭，執事之敬，治事之勤，做學問之一絲不苟，同那「於人何所不容」之大度，則確是我生平所少見的。我相信他眞做到「視聽言動，一秉於禮」，縱是一人獨處，也能「不愧屋漏」。他不特「出門如見大賓」，就是閉戶靜坐，也是衣履整齊，威儀整飾，從來沒有蓬頭跣足的習慣和箕踞偃仰的姿態。他的書房臥室總由自己收拾得淨無纖塵，案頭架上的圖書文具，橱櫃內的衣服，抽屜中的零碎，乃至於一張名刺，一塊紙片，一堆酒瓶烟罐，無一不安放得服服貼貼，整整齊齊。任何人寫給他的片紙隻字，他都妥爲收藏，親筆囘答。任何人送給他的著作文章，他總是從頭至尾地細加閱讀，遇有疑問不妥之處，隨時做上記號，然後加以考證辨正，寫給作者。對於任何講演──包括非學術性的在內──他總要事先起草；甚至做主席的時候，也要事前把人家要講的問題，自己充分地研究一番。他有一次主持博士考試，除細閱候選人的論文而外，竟花了好幾整天的工夫，將論文中所涉及的一切問題，一一加以硏討。他博聞强記，做短篇文章，往往能一揮而就；但卻要看了又改，改了再看，擺幾天後，再看再改，有時拿給朋友看過，又加删改，所以他生平從無急就之章。就是寫一封討論學問或是磋商公事的長信，也是草創潤色，幾經易稿，然後發出。至於大的著作，有時在寫完初稿之後，因爲有一二細節，覺得未妥，須俟有新材料發現，然後能充分解決，則寧可藏之以待異日。對於別人的作品，偶有錯誤之處，他無論識與不識，亦必很熱心地加以指正。他爲人極其謙和，處世極能容忍；惟對於做學問，則雖一字之微，也不輕易放過，不隨便妥協；他自律如此，對旁人也如此，固無所謂挑剔，亦無所謂客氣也。有時人家對他發生誤會，發表指責他的言論，他看過之後，反常用「他頗能讀書」，「很有才氣」，或是「可做研究」這一類的話去贊揚作者。他對於一些非禮謾駡的文字，也總是平心靜氣地看，看完了，毫不生氣，更不辯正，甚至還勸他的朋友們不要替他不平。這樣休休有容的度量，他表現得極其自然，眞算得是學問深時意氣平了。
胡先生篤信進化之說，始終認爲今人應該超乎古人，後人應該勝過今人；所以他是個無神論者，也是個非（此處當做動詞用）聖賢者，（其實他並不是不推崇耶穌，服膺孔子；不過他不肯把他們當作偶像膜拜而已。）其實他做人正是不折不扣地從正心、誠意做起，一直到達行不逾矩，不愧、不怍的地步；初非空談悲天憫人，仁民愛物的一套老話而已也。他在中央研究院就職的時候，總統以「道德高」三字推崇他；在他因公喪身之後，總統又用「舊道德的楷模」一語來輓悼他！蔣公可謂有知人之明矣。
今日的知識份子人人都讀過胡先生的文章，推崇的人很多，善意批評的人也有。有人說他的文章只是平穩，卻少奇氣。有人說他的作品，還是少年時代的古文，詩詞好。我不會做文章，更不懂文藝批評。這些話對不對？我不敢妄置可否，不過我曾經聽到胡先生對他自己的文章的評語，卻很値得轉述一番。他認爲小的時候，死記舊書同古文詩詞太多，害得他不能完全跳出那個圈子，來充分發揮他的創作天才。所以他說他的白話文等於新放的小脚，畢竟沒有天足那樣自然的美觀。這話雖是胡先生的自謙之詞，但若不是過來人，卻是說不出的。我想今天凡是五十歲以上的文人，恐怕都有此同感。再說，胡先生大槪從來沒打算爲文藝而做文章，因爲他曾經說過：文章若是做得初中一年的學生看不全懂，便是枉費筆墨。像這樣地深入淺出，實在很難做到；不過這是做文章的正路，是應該無可置疑的。
對於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劃時代的哲人──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加以檢討和評判。我對胡先生的哲學思想，治學方法，同文史上的造詣，實在了解得不够深切，不敢輕於有所論列，只好老老實實地就我所見到的一些細行方面，加以認識。這正是所謂「不賢者見其小者」咧！不過「小題大做」倒是胡先生常擧以敎人的治學方法之一，他英靈不昧，或者不至於斥我爲全無識見吧。
──胡公逝世後四日燈下草
（民國五十一年二月• 「時與潮」第111期）
編者按：本文出自中央日報刊行的《沈剛伯先生文集》下集，經基金會校對，修正錯誤、添加註解，與讀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