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勝／敬之如師，親之如母─追憶沈師母曾祥和教授
一生任教於台灣師大，並且在台大、輔仁、東吳、文化多所名校兼任的沈曾祥和教授，我習慣稱她老人家「師母」或「沈師母」，今年(2013)四月下旬在睡夢中安祥地辭世，享年九十有四。想起與沈師母四十年的交誼，敬之如師，親之如母，遽然逝去，心中總難平靜。
五月底的追思會上，主辦人台師大歷史系陳登武主任要我講幾句話，日前師母的獨生女念祖也敦促我將當天的發言紀錄下來，以茲紀念。而在個人成長過程中，青田街沈府更是我不可或缺的一環，沈先生和沈師母的風範，不論公義或私誼，我都應該記下一點見聞，以供後昆取法。
沈先生和師母早在1948年就來台灣，分別在兩首龍頭大學台大和師大任教，尤其沈先生因為職務關係，舉凡戰後成就的文史學者幾乎無不出於兩位老人家的門下，所以今日論師生情誼，動輒一甲子者，所在多有，我則屬於後進，非常晚輩的後進。雖然1967年我大二時就選修沈先生的希臘羅馬史，上過兩堂課，忽傳沈先生因病住院，（當時醫生診斷為肺癌），改由別人授課，遂無得享受沈先生講課的風采和論史的智慧。不過兩年後我大四，沈先生講授中國文化史，以及1971年上研究所時的上古史專題，我都沒有缺席。
當時沈先生的名望如泰山北斗，平常都有一群博士班學長隨侍在側，像我這種大學本科或碩士班後進，無緣直接問學。我之接近沈先生是在碩二1973年夏天，考上教育部公費留英研讀西洋上古史，這個項目的專業試卷是沈先生命題的。當時教育部公費一年全部不超過十名，考取公費是一件社會大新聞，我乃在放榜後登門拜訪沈先生，請求他當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於是認識沈師母，遂與沈府建立長久的交誼，到今整整四十年。
青田街九巷四號是一棟日式房子，格局完整，庭院古木參天，走進玄關，脫鞋登上木頭取代榻榻米地板的客廳，沈先生站在門口領我進入。客廳兩面開窗，夾著書櫥，第三面隔著通透櫺欄是一間小書房，第四面有一條走道通往餐廳。除了以書作壁，只在一面牆上懸掛一幀沈先生的寫生油畫，布置素樸高雅，而最令我訝異的是兩面窗下的沙發，以我當時一個鄉下窮書生極其狹隘的見識，也知道是很便宜的傢俱，與想像中的學術泰斗的身分一時之間兜不起來，頗覺突兀。
沈先生雖為最高當局所敬重，但秉性恬淡，「素修天爵」，「樂道安貧」，然而一切這麼自然，背後最大的支柱當然是有一個賢內助沈師母之故，師母四十壽辰時，沈先生以詩祝壽，表達由衷的感謝。這些當然都是我後來的了解，當時則深深敬佩沈先生的清高風骨，也直覺這個家庭主婦的不平凡。
作為一位論文指導的學生，本來就沒有甚麼機會接觸師母。沈先生當時已退休，雖然破例接納我當學生，但患了白內障，我按時去報告論文內容，聆聽指正，即使如此頻繁進出青田街沈府，我也很難得見到沈師母，後來才知道沈先生多病，開銷大，師母為貼補家用，頻忙於兼課；即使她在家，應該也不會過問先生的教學吧。
真正認識沈師母是我留學回國之後的事，那時在東吳大學任教。短短兩年的留學生涯我就返台，一則為教育部公費期程所限，再則我認識到能對我有啟發的人是沈先生，我要把握機會回來向他請益。感謝沈先生新春開筆把我推薦給東吳大學端木愷校長，也感謝出任系主任的劉壽民（崇鋐）老師關注我這位台大老學生，我終於順利地開啟學者的生涯。
當時內人還留在英國，我每次去沈府論學受教，師母考慮到我單身在台北，都會留我進用晚餐，通常只有沈先生、師母和我三人而已。幾樣美味可口的菜餚是師母下廚作的，沈先生與我總會小飲兩杯，邊吃邊談。飯後我與沈先生移到客廳，繼續談論，師母幫我們沏一壺茶，就去收拾殘羹剩飯，整理廚房，很少參與談話。但如果沈先生身體不適，我去侍疾，師母為減省沈先生講話的勞累，又為使場面熱鬧些，她就打開話匣子，滔滔不絕，或追憶大陸時期的往事，或品評學界人物，或論述國內外時局。長篇大論之後便去準備餐飲，師母一離開，沈先生會小聲跟我說，師母很會講話，也愛講話。
我與沈先生和師母屬於同一生肖，沈先生1896年丙申出生，師母1920年庚申，我則1944年甲申，小沈先生四十八歲，小師母二十四歲。所以我對沈先生有如孫子之對祖父的情感，對師母則視同母親。
上帝賜予我這麼溫馨愉快的時間並不長，大約一年左右，沈先生經常進出台大醫院。以沈先生的名望，加上台大老同事的關係，而他們的「猴會」台大醫學院教授與醫院醫生據說占大部份的成員，沈先生住院自然會受到最細心的照顧。但師母說，每當她看到台大醫院的階梯，腳就發軟，心生恐懼，怕進去後不知能不能再出來。
沈先生一住院，偌大的青田街宿舍寂無一人，師母便託我照料。白天我仍然回東吳或外雙溪中央社區的租屋，傍晚就到青田街，我便躺在客廳的沙發上過夜。記得是1977年六月底，沈師母說沈先生要出院了，不勞我再去看守，我於是決定到東海大學渡假。
那時我也在東海兼課，有不少「死黨」朋友，即使是戒嚴時期，那個地方還可以安心放言高論。東海環境幽雅，幾近幽深，兼有林木、谿谷與農場之美，圖書館的西洋史藏書直到六○、七○年代，恐怕是台灣數一數二的，白晝讀書，夜晚論政，好像活在台灣的另一個世界。悠閒地度過幾天後，起床心神突感不寧，似乎擔心什麼。氣象報導颱風即將來襲，我的直接反應是：離開時租屋門窗是不是沒關好？愈想愈不安，於是決定結束渡假趕回台北。回到中央社區，進門一看，窗戶緊閉，安全無虞，是我過慮了！
但剛剛上樓時，在一樓遇見故宮一位朋友，她是在東吳歷史系兼任國文的王景鴻學長，剛從同事昌彼得獲知沈先生病危的消息。昌彼得是沈先生中央大學時期的老學生，沈師母的學長，與沈府素有往來。前一天，當時台灣大權獨攬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到醫院探視沈先生，蔣氏以親民著稱，一向穿著便服，但那天卻西裝革履，據云，沈師母一時失控，悲從中來，她感覺到冥冥中蔣經國似乎來向沈先生辭行，故傷痛不能自已。
我聞訊立刻下山，趕去台大醫院，原病房空無一人，護理告訴我，沈先生已被移走。此時狂風四起，濃雲籠罩，天昏地暗，我立刻趕往青田街，一路驟雨如注，飄風狂嘯，敲打沈府大門，師母聞知是我，出來開門，這時颱風停電，黑漆的宅院只透出兩點燭光。師母取出沈先生的襯衫和西裝褲讓我更換，那個夜晚我便守在沈先生的臥房。
沈先生桃李滿天下，我是他最晚期的學生，屬於後進中的後進，禮儀性的事務都沒有我發言的餘地，倒是喪事完畢以後有兩件事，沈師母交付給我打雜。一是溪頭沈公亭的籌建，我陪師母去現場踏勘一次，並且銜命與李煥連繫一次了解籌劃的進度。蔣經國指令李煥、潘振球照顧師母，由於那年十一月爆發了中壢事件，李煥的國民黨秘書長職務被撤，派去當中視董事長，所以能協助的地方也很有限。
另外一件是編輯沈先生文集。師母平時已將沈先生發表的著作剪輯備份，他將資料交給我，我的工作不過編排整理，單元分類而已。書稿交由中央日報社出版，是沈師母的決定，我推測因為蔣經國的特別交代，國民黨黨工便特別熱心，師母秉性一向與人為善，不忍拂人好意，一生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遺作卻由革命政黨的機關報印行，大概就是這層緣故吧。
因為沈先生給人印象有如老子五千言，洋溢著智慧與識見，但著作不多，沈師母怕印出的書太單薄，收集的文稿未經淘汰，學術與應酬同出，難免玉石雜陳；及知篇幅不小，打樣已成，在檢字時代已經來不及刪定了。她後來想在出版契約期滿後，想重新編輯，另外尋找出版，也擬定幾種書名交給我，包括「沈剛伯先生學術論文集」、「沈剛伯先生學術及教育論文選輯」、「沈剛伯先生論文選集」和「沈剛伯先生文選」等，但不知何故，我都沒能完成，實在愧對沈先生，也愧對師母。
國史館編輯近代學人傳記，列有沈先生，請沈師母提供文稿。此蓋中國傳統「宣付國史」之遺制，師母應該很重視，屬意由我執筆，但當時有位台大很早期的學長公開說，沈先生的傳記非某某人撰寫不可，我遂沒有遵囑，師母也不好再提起。
其實沈先生的史學以史識見長，史識一半靠天生睿智，一半取資於人生歷練與世事的敏銳觀察，故鮮有痕跡可循，我也不敢自認對沈先生有深刻瞭解。等到1998年為慶祝史語所七十週年，我因編輯《新學術之路》，寫了〈史語所的益友沈剛伯〉，比較沈先生與其好友傅斯年史學思想的異同，先在《當代》發表，題作〈史學的兩個觀點──沈剛伯與傅斯年〉，伸張沈先生世變觀與史學的社會關懷，指陳史語所的象牙塔學風脫離史學的本質。
撰寫此文過程中，我向師母進行一次正式訪問，師母描述抗戰結束回沈先生老家宜昌三峽山上神農架的情狀，才知道沈先生原配過世幾年後，他們才相戀，進而結為連理，同時了解國共第二次內戰期間沈家來台的原委。這篇文字限於體例和寫作之旨，生平部分我的記錄頗為概略，相信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給沈師母作的口述史會有更周全的呈現。
人之相與，貴在相知，能相知才能互相欣賞，朋友如此，師生亦然。1970我大四那年，沈先生決定退休，被台大歷史所博士班尊稱大師兄的逯耀東給沈先生籌辦一場盛大的退休演講，講題即是後來發表的〈從古代禮、刑的運用探討法家的來歷〉。當天新生南路上的三軍托兒所冠蓋雲集，當然也少不了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我躬與其會，結束出來，坐在我後面的同學說，沈先生演講時，我頻頻點頭。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欣賞，學生對老師，欣賞應當重於佩服吧。
沈先生過世不久，我的內人歸國，我們這對年輕夫婦比較常去青田街探望師母，聆聽師母講述中央大學著名教授的故事，我們也得以學習對人物的觀察和品評，同時也從經過絕大世變的師母，聆聽她的歷史評判。當然她也會給我們講述曾家父祖風範、親族操守以及獨生女念祖留學生活的點滴，到後來有了孫子，我們也間接知道念祖家庭的情況。當我們的子女稍長，青田街沈奶奶家成為他們喜歡的去處，師母還為明夷、荷洲準備一個活動小馬桶，用過後洗淨，收拾起來以備下次來時再用。
誠如沈先生說的，師母會講話，也愛講話，不論當面或電話連繫，總是她講的多，我只有聽的份，充分展現教師與學者的特質，即使我後來做了一點事，有比較多的社會經驗，面對沈師母，我多半還像一個孺子。
師母出身官宦之家，書香門弟，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人文素養深厚，故不論談話或寫作，用字譴詞，典雅精準，雖一生從事西洋史教學研究，閱讀洋書為主，但執筆為文，會令中文文章之士自歎不如。日前重讀她在1997年所撰紀念沈先生的文章〈逝水百年〉，我就深有此感。
文字尚是餘事，不論為人或處世，沈師母秉賦天成，皆出自一個「誠」字，故能特別感人。沈先生過世後，有一年沈府遭竊，師母本無金銀珠寶可以遺失，但這個偷賊卻頗識貨，將家裡的書法卷軸一掃而空，其中有師母尊翁的至交于右任寫給她的中堂，更重要的是沈先生的遺墨，故使師母悲痛逾恒。
既已報警，久無結果，恐怕也永遠不會有結果，最後決定寫篇文章登於報刊，希望這位「雅賊」能體諒她的苦痛。師母說，她整理沈先生閱讀的書籍，偶而發現遺留的頭髮，如睹親人，倍覺珍惜；而現在她能擁有的沈先生，就只剩下這些字了。留下的東西是沈先生生前應親友之求寫壞的字，扔在字紙簍被師母撿起來，加以裝裱成軸保存；即使如此，還是彌值珍惜。
師母與我商量打算寫文喚回竊賊的良心，我實在不敢存任何幻想，但也不忍拂逆師母的心意，給她潑冷水。然而世事果真有出人意料者，文章在某報副刊登出不久，一個夏日中午，豔陽當頭，街巷鮮有行人，只聞庭院喬木上的鳴蟬盡情高唱，在室內的師母，突然聽到庭院似有重物落地，開門出視，發現一個布包，打開一看，沈先生的遺墨竟然送回來了。古董市場值錢的于右任書法則杳如黃鶴，失去世交長輩的紀念物雖然有些遺憾，但對沈師母來說，她已經非常感謝這個雅賊了。小偷竟然也讀副刊，著實令人有些驚訝，不過我猜他大概被師母的至性真情所感動，才會冒險再把東西還回來。
歸根結柢，師母一生為人處世皆出於一個「誠」字，真正的誠出自內心本性，即是原始儒家所說的「質」，孔子說：「文勝於質則史，質勝於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溫文而不流於虛偽，不曾給人有過一絲一毫的這種感覺，端在於師母的文雅是出於本性的至誠吧，因此，凡與她過從的人對她的言行都不可能產生任何懷疑。在沈先生過世後，師母接納年輕學生來寄宿相伴，從最早的林金枝、李政鋒，到後來的黃宗正，後來宗正的妻子蔡中理投入更多。這些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晚輩，即使專業與師母不同，但情感歷數十年而彌醇富厚，大家環繞著師母，像一群親人構成特殊的「青田家族」，恐怕都是被師母的真誠所感召的緣故吧。
沈師母自發以「誠」，待人則「恕」，以我四十年的來往經驗，她從未攻訐別人，她總是抱持著包容的態度，設身處地，替人設想，即使自己吃了一點虧，也會考慮對方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日常生活遭遇的不快如此，學界的是非佚聞如此，對政治人物功過的論斷也如此。
錢財方面，師母和沈先生素以不求不取聞名，幾近於狷介。早期國科會研究津貼幾乎等同於薪資的時代，沈先生因為主管其事，握有分配資源之權，反而避嫌，不願申請，沈師母遂不得不「時作稻粱謀」，多方兼課貼補家用。當時的當權者敬重沈先生，在他身後，蔣經國交待親信關照師母，但師母從不想利用這種方便。即使近年沈師母想將青田街宿舍改為沈先生紀念館，遭遇困難，我知道後對念祖感嘆，如果早幾年，我可能還能略助棉薄之力。然而念祖回涵說，曾家家風，一貫不利用關係。我想，不論姓曾姓沈，家風都有傳人矣。
數十年來聆聽沈師母談論，涉及政治的議題並不多，有的話也多限於歷史評論的層次。沈先生與師母雖然早在四九逃難潮以前就來台灣，但以他們對民主自由理念的追求，又對故國的眷戀，在那個時代也只能蟄居於台灣了。沈先生曾對我說過：「國民黨治下的空氣污濁，共產黨統治則沒有空氣。」這是他們選擇留在台灣的原因吧。當時我對中國，甚至是共產中國，都存有極大的幻想，相對於沈先生年輕時拒絕共產黨徒的識見和堅持，「我祇想作一個自由自在的人，即使做一個弱小民族的人，也不作你們強大國家的螺絲釘」，我實在後知後覺得很。
1971年中華民國（蔣介石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台灣有錢有辦法的人紛紛移民美加，沈先生很篤定地判斷，在他有生之年，共產黨不會來到台灣。八○年代有一次探望沈師母，在她論史的話語中提到，她覺得住在台灣很好，即使民進黨執政，她也不會走，但如果共產黨來了，她卻非走不可。
進入九○年代，台灣、中國與世界都發生相當徹底的變化，台灣的知識份子，尤其四九流亡潮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面臨堅守「民主」或擁抱「民族」的矛盾抉擇。沈先生「八旬積年歲，三度歷滄桑」，經過清朝覆亡，抗日戰爭，和國府遷台三次家國之變後，在這一輪世變中，他老人家早已安息了，不必再費心神了，而未亡人沈師母則仍然選擇住在安居六十年的青田街。師母研究西方民主政治與歷史，雖然發現西方的制度問題層出不窮，也感慨普遍民選導致二戰以後西方世界不見傑出領袖。然而這些質疑並不表示她否定一輩子的信念──民主自由，更不是意味她寧取「民族」而棄「民主」吧？
沈師母繼沈先生之後三十六年也離開人間了，但青田街沈府二老在我青年到進入晚年的四十年中，留下永遠不會磨去的印記。以沈先生的曠達，二老骨歸何處並不重要，但他們追求自由的心魂應該永遠縈繞在民主的國度吧。
2013年6月12日農曆端午
於南港舊庄史語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