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與世變
史學與世變
主席、王院長、李所長、趙先生、各位先生、女士：
今天欣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四十週年的大慶，我是專誠來道喜的，承李所長之命，在這兒提出一個問題來跟大家談談。尚望各先生加以指教。
今天我要提出來談的問題是「史學與世變」。世界上有了人，就有歷史；但是有了歷史，不見得就會產生史學。古代曾有許多文化相當高的民族，如埃及、巴比倫、希伯來、印度等，都產生過很優美的藝術、很玄奥的神學、同很實用的科學；但是他們統統没有能够產生史學，儘管他們留下來不少珍貴的史料。這些文化都以神道為主，人世間一切的創造都附麗於宗教之下。像那樣以超自然的勢力為依據的文化是不會產生史學的。能產生史學的文化一定是以人道為本。那就是説：它承認人類歷史是人類自己用自由的意志，經過理智的考慮，而後創造出來的。因此一切結果都應自負責任，其動機與影響纔有供人研究之價值。這種研究便是史學。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古代文化，實只有東方的中國同西方的希臘纔有史學。可是這史學並不是在這两種古文化一開始就有的，其產生實在那些文化已經相當發展之後，而忽然發生重大變動的時候。那就是説：當它們的政治結構瀕臨崩潰，社會組織大大動搖，經濟生活和禮教活動都有很大的轉變，那時候才產生史學。
史學產生以後，物質環境仍是日新月異，史學也就跟著不斷底變。世變愈急，則史學變得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這原因是不難推測的。因為人們大都抱著鑒往知來的目的去讀歷史，一逢世變，便想從歷史中探尋世變之由；求之不得，自然不满意於現有的史書，而要求重新寫過。於是乎每一個新時代必有好些根據其時代精神所改修的新史書。這些新觀念就形成了新史書中的各種重點，如：維護正統或鼓吹革命，闡揚神權或提倡民治，羽翼道德或崇尚自由，重視經濟發展或注意社會動態，昌言國家至上或宣傳世界大同，遵循進化理論或主張治亂循環等等。凡此種種不同的中心思想大多數是受了旁種科學的影響，纔逐漸形成，其純粹從舊思想中推演出來的偶亦有之，卻是比較的少。
有了新的歷史重心，當然對於舊史料，會有新的解釋、新的組合同新的價值。原來所認為史事上的因果關係，現在也許要找出新的線索，和新的影響。有時還感覺到舊的史料不够用，因而必須重新從地下，或古書中去發掘新史料，或者從舊有的傳説，從國外的圖籍，從别種有關的學科裏面找出可作比較研究的材料。用新的史料，來配合新的重心和觀念，就得用新的方法；用新的方法編著的書，一定有新的體裁。像這些新的觀念，新的資料，新的方法，同新的體例所構成的新史學往往因時代的進步而又成為不合時宜的舊學，須得再變。如此日新又新底與時俱變，纔能够使史學成為「人類的教育」。
中國產生史學，是在春秋時代；孔子修春秋，才正式產生史學。當時正是大變動的時代，東周的中央政權已經衰微到了有名無實的地步，諸侯各自割據，成了無數的小朝廷，這是政治方面的情形。就社會變遷而言，則當時封建制度已開始動搖，中產階級，尤其是士的階級，漸漸興起。他們已經打入政治界，並且開始掌握了一切學術。經濟方面也有了新的發展。這時候鐵器的使用，已經增加了農業生產，同時商人階級也起來了，他們的力量，往往可以影響到國内外的政治，甚至左右了軍事行動。這時候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既然都起了大變動，舊有的禮教便自然無法維持社會秩序。加以内則諸侯兼併，外則四夷交侵，成了干戈擾攘，滄海横流的狀況。孔子在政治上倡的改革運動失敗了，乃退而重修鲁國的春秋，想藉這部歷史，一方面保存過去人類一些有價值的活動，另一方面，則用很簡單精確的字句來表示那些行為的正當與不正當。這就是所謂用筆削褒貶之法，來「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的史學。根據這種史學的義法，一般人便可養成歷史思想，以為處世、論人、治事、立身的準則。中國文化也就因此逐漸形成了一個定型。
秦漢統一中國，實現了「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的理論，自然要進一步做到「行同倫」；於是漢武帝乃有覇黜百家以配合其政治上需要之舉。這種政治、經濟、社會學術的變遷導致了司馬遷的史學。他綜合以前編年、記事、記言、記譜系各種體裁，而創為五種新體例，用「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他這種編輯方法竟成為我國正史的典型。至於所蒐輯的材料之廣博，更超越前代。他承認歷史有繼續性；因而追溯到他所知道的最古時候起，一直寫到他的當代。以「史」名書，使成為專門之學，在中國實自他起。根據上述的種種原因，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是我國第一位專門史學家。儘管中國史官之設很早，而且一般思想家如儒家、墨家、法家等對於歷史都有他們獨有的看法，但他們畢竟是哲學家而不是專門史學家。中國史學之高度發展實在是應該歸功於司馬子長的。後來西漢亡了，東漢繼起。彼時政治、經濟各種嚴重問題並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不過大亂之後，人心思漢，像班彪一類的讀書人，為迎合多數人的心理，以謀社會之安定，認為應當從思想上維護劉姓的政權。於是他們父子兄妹乃根據做「王命論」的立場，頌揚漢室之順天應人，而修成漢書。這又是一個新的體裁，不同於司馬遷的史記，為我們史學界創下了斷代的寫法。從此以後，中國的史書，老是斷代的，每一代便成一書。看起來這似乎把歷史的繼續性抹煞了。但時間愈長，史料愈多，我們也實在不能不分成一段一段的來研究了。
東漢亡後，自三國一直到隋朝，是一個大變而特變的時代。不但政治上四分五裂，社會上，因外國民族之移入而使我們在種族融合方面發生大的變動；而且學術思想也因佛教之東來與玄學之興起，而起了大的變化。加以經濟上的發展，與海外的擴張都超越前代。這種新文化解放了個人，注重到實用，使當時的學人們一方面吸收並融會外來的文教藝術，一方面更勤於蒐集同整編舊有的典章圖籍；於是乎史學的發達，乃突過前人。在那短短的两百多年動盪時代之中，寫成的史書，在萬册以上，關於一個朝代的歷史，往往多至二、三十種。著作的體例也大大地增加，有跟史記走的，有跟漢書走的；有取典章制度寫成專書的，有把地方的風土人情、物產分類編輯成為後代所謂地方志的；有專以皇帝為中心寫成起居注的，也有把當時的官品儀、注，或族姓譜系做成專著的，更有專寫外國民族的。體例之多真是空前。這些書，雖然大部分佚失了，但看隋唐人所引用的東鱗西爪，可斷定他們都是頭等的著作。這證明了中國文化大變遷的時代，也是史學邁進一步的時候。
反過來説，時代安定不太變動，則史學反而比較沉寂，没有新的花樣。唐代那麼强盛，但史學遠不如三國、魏、晉到六朝的時候。這是唐太宗控制思想的結果。拿破崙曾説：歷史應該由政府掌握。他雖然看到這一點，可是並没做到；而李世民卻在他稱帝以前將近一千二百年的時候早就做到了。唐太宗設立專局，網羅當時的學者、高官來編修前朝歷史，從此為中國開了官修國史之例。這當然比私人修史方便得多，因為政府所保存的檔案，可以利用，而且以國家的力量去採輯散在民間的資料，也比較容易。許多學人藉此養成合作編修的作風，好祛私見而採衆長，也許比一個人的著作更為博洽公允。但壞處也免不了，因史家必須迎合皇帝的意旨，凡是當代所不高興的事，只好加以删改，甚至往往歪曲事實，抹煞真象，以貶前代而誇本朝。這是官書不如私史的地方。唐朝修史的人既不完全自由，偉大的史學家自難產生。像柳子厚那樣有奇特見解的人，也没辦法修史，只好寫短短的幾篇文章而已。僅杜佑一人，能够做成一部鉅作—通典，其體例實際上，是在六朝時已經有過的，不過他踵事增華，總算差勝前修了。還有一個劉知幾，他在史學上的見解，實在算不得頭等，嚴格而論，只是一個文學詞章之士；不過他能把史學當做一個專題來做，不能不説是為中國史學界創了一個新格。總而言之，在唐代文化極盛時候，文藝、經濟、政法等等都有大的發展，可是在史學方面卻反前不如南北朝，後不如兩宋。
唐朝自天寳以後，北方便閙得不成局面，長期底惡化下去，終於演成五代。唐朝一般的讀書人，多屬功名利禄之士，很少抱有正大的精神。像曾子所説「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那種儒家精神，在漢代尚常常見到，在唐代就很少了。遠在代宗、德宗時代，讀書人供職於番將幕府之中者已是安之若素，坐視河北之逐漸胡化，而不以為恥。到了武宗的時候，范陽一帶的豪門子弟就連周公孔子的名字都不知道了！這種風氣自然養成五代時候馮道那樣的人格。宋朝承繼這樣一個殘局，要想安定社會，建設並鞏固一個新國家，自不能不從復興文化著手。所以一開始趙普便有以論語治天下的主張。從此以後，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精神便成為宋朝讀書人的抱負。他們既要發揚古代的思想，自然就要研究考釋古代的書籍，於是新的史學因而誕生。歐陽文忠開始用考古的方法來鑑别史料，並搜集私人文件、碑銘、譜牒以補正史的不足。繼他而起的，又有好些新的體例。其最著名的就是司馬光所修的資治通鑑。此書名叫「資治」，自是以政治為主；但是關於文化、社會、經濟各方面，也都有相當扼要的記載，這也是設局做成的官書，不過與以前的官修之史卻大不相同。司馬温公所網羅的人如劉恕、范祖禹、劉攽等，都是了不得的學者，而他自己又把那些人所撰擬的稿子從頭到尾一一加以潤色筆削，使那一部分段編成的書看起來，像是出自一人之手。這真是一件了不得的成就。資治通鑑所記載的史事，上接春秋，下迄五代，算是又把歷史的繼續性重新肯定了。此書一出，就跟著產生了好些以「通鑑」為名的史書，如：續通鑑長編、通鑑紀事本末、通鑑綱目等等。這些雖然都是受資治通鑑的影響而後寫成的，但卻各自有其不同的重點。尤其是紀事本末，在中國史學上是一個很新的體例，實予讀書人以很大的方便。除了上述各書而外，尚有鄭樵的名著，和杜佑的書比起來，極其類似而實各有千秋。大體説起來，宋朝一代的史學，既能發揚中國的民族精神，又能光大固有的文教，在質與量兩方面都遠過唐朝了。
蒙古人統治了中國八九十年，在那種「九儒十丐」的社會之内，當然不會有偉大的史書出現，可是異族的壓迫與無情的戰火卻養成一個大思想家的歷史觀念，方孝孺的「正統」、「變統」之説正是因為他生逢百罹才能見到。除此之外，他還有兩點超時代的歷史見解：一是他認為「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這與英國的霍布斯在方氏死後二百多年所發表的理論剛巧相合。一是他重視歷史的評論，直把它看成一種極有力量的政治裁判和政治教育，明白底説：「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他這種史學思想實在是太前進了，太不利於專制君主了。所以明成祖非把他處死不可，他一被殺，天下讀書種子固尚未絶，而明代的史學卻真等於零了。
清代學者輩出，他們繼承宋明兩代疑古、考古的精神，建立了很周密的考證校勘之學。但在那文字獄的威脅之下，他們只能拿這種史學方法來治經，而不敢用之以修史。在史學方面有成就的不是正史而是專史。黄梨洲的學案能把宋、元、明三朝學術思想的派别源流很明晰地寫將出來，儘管範圍還略嫌狹窄，條理尚不够細密，但是無論如何，總是中國的第一部學術思想史。再就是章實齋，他對於地方志的編修，有很新的見解和很大的貢獻。他所揭舉的義例體制實在是突過古人遠甚；其「六經皆史」之説，對於經、史兩門學問而論，都算得是新穎正確。
近百年來，歐風東漸，在兩種文化激盪衝突之後，我們也漸漸曉得採用西洋人治史的方法。在清末民初，出現了許多與史學有關的論文同專著。我們現在要發揚以往數百千年來的傳統，而又吸收西方的治史方法，融會貫通，以開創未來的中國新史學路徑。這就是李先生所主持的史語所的主要工作，它一方面繼承從歐陽文忠以來，直到清朝的治史風氣；一方面採用西方十九世紀以來的史學方法；取精用宏，成就自大，單就重建殷商歷史而言，已屬超過古人，可為我們未來的史學開闢一條新路徑。
在史語所成立的時候，世界潮流已開始變動，彼時還不十分顯著，可是後來就越變越大，到現在，那第一次大戰前所盛行的史學已難完全適用，而新的史學卻又未能確實成立。這是現在史學界所遭遇到的大困難，請約略言之。從前的史學，無論是那一派，總有一種有決定性的著重之點。如我們傳統的歷史，認為王道總是成功，霸道終必失敗，暴君一定亡國，仁者當然無敵。這種褒貶是絕對的，這種趨勢是有決定性的。從前，歐洲人在基督教盛行的時候，他們相信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皇帝之立，是獲得上帝的恩惠而來統治這世界。小而言之，個人的遇合，大而言之，國家的治亂，都是決之於天，決之於上帝的意旨。這種看法對不對是另一件事，但它總是有決定性的。
到了十八世紀，人們受了牛頓的影響；認為人性、物理都須受自然法的支配，那就是説一切都決之於「理」，決之於人類的理智。既以理智為依歸，則人類必須珍視自由。所以吉朋（Gibbon）寫那本大的著作（羅馬衰亡史），便認為羅馬的衰亡，是由於人民的不自由。如人民有了自由，這文化就會高了起來。以自由主義為史學的重點，也是有決定性的。
十九世紀的史學受了達爾文的影響，相信人類的歷史是一步一步往前演進的。不管分成若干階段，後一階段總是較前一階段更為良好，這也是一種具有決定性的主張。另有一派與此頗相類似的歷史哲學，認定歷史有周期性；這原是很古就有的學説，至今卻仍為少數人所相信。孟子大約是這種循環論的開山祖師，因為他曾説：「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鄒衍繼起創「五德轉移，治各有宜」之説，而演成「三統」、「三正」的歷史哲學。在西方，則自希臘之波利比奥斯（Polybius）以至黑格爾（W.F. Hegel）、馬克斯（Karl Marx）、斯賓格勒（O. Spengler）、索羅金（Sorokin），和不久以前來過臺灣的湯恩比（A. Toynbee）等，都把歷史分成有必然性的一些階段。他們説的是否正確姑置無論，其深信歷史本身含有某種決定性的因素則是一樣的。上述種種決定論的史學，到了第二次大戰後，都没有人全信了。現在大部分研究歷史的人，都承認歷史的演變並没有任何必然性的途徑存在。以往各種樂觀或悲觀的歷史哲學都未免把人類的歷史過程看得太簡單了。
歷史上的現象實在是極其複雜，絶没有一致的趨勢；没有兩件事是全相同，也没有兩件事是全相異。比如拿封建來説吧，中國、西方，都有過封建制度，但彼此絶不相同。且不説東西方的時空距離太大，自難一樣；就是同時在歐洲英、法、德諸地的封建也有許多互不相同的情況。古今中外，名稱相同的東西不知若干，表面上也許有些類似之處，細究起來，往往是各不相涉的。我們可以肯定底説，歷史上的現象没有一致性；實無法作一種精密的比較研究。所謂比較也者，只是玩弄名詞而已！
再有一點，人世間的因果關係極難推測，更找不出一種定律。我們知道有因就必有果，但是相同之因卻不一定會產生相同之果。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因愛自由，恨專制而進行革命，其動機與目的可説全同，其所獲的結果卻並不一樣。這就好像種田，一樣地努力播種，一樣地施肥灌溉，一樣地除草殺蟲；但將來的收獲也許此地收得多，彼處收得少。佛家的哲人早見及此，乃倡為因緣之説，謂一切事除了「因」之外，還有各種不同的「緣」。那些緣極為複雜，有自然的，有人為的，有内在的，有外來的，有理之或能的，有意想不到的。這些「緣」加上那些「因」纔得到某些「果」。「因」不同，固然是「果」不同；「因」縱相同而「緣」不相同，那所得之「果」仍是不會相同的。人類既不是在一個絶緣體的世界上活動，則自然不會完全受現在普通所謂「因果律」之支配。把因果律用到歷史上去，實在是過於簡單，絶不能作為推測將來的根據。
孔子説：「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禮是什麼，孔子當然知之甚詳。殷禮是怎麼樣，孔子也許曉得相當的清楚；因此他能够知道損益之所在。至若我們今天去古甚遠，漫説千年，就是幾百年前的事，我們也很難澈底瞭解，又怎能根據這些殘缺不全的知識去推想它們彼此間的損益情形呢？因此，有某些史學家要培養歷史的想像力，要我們設身處地，去想像古人應有的言行。這話是言之有理，但是做起來，卻未必便對。因為古人的環境與我們不同，他們的遭遇同他們的心理自然不是我們能够完全體貼到的。左丘明用這種手法去描寫那些去他不遠的人們，用第一人稱把彼此的言談敍述得有聲有色，結果也不過落得後人給他以「浮誇」兩字的批評！可見單憑想像力是不足以重建古史的。還有一層，人的活動包括理智與情感兩種；理智方面，我們也許還可以推測，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至若情感方面的變化，則豈是他人所能盡知?對於同時同地的人來説，尚且覺得都是彼此各藏其心，不可測度；更何況古人呢？所以我們實在只能利用所有的紀載來重建古史的某一部分。要以想像補充史料是不足信的。説到史料，我們就感到不管現在有什麼好方法收集，它總會是永遠殘缺不全。不必遠談古代，就想搜求民國元年到今日的報紙，恐怕已是很難搜全。所以歷史上的資料，總要受時間的淘汰。這種淘汰，有時固然是把無價值的淘汰掉，但有時卻反將有價值的也淘汰了。因此歷史上的史料是永遠没法子搜集得全的。就是存在的史料，也不敢説百分之百的可靠。人們親筆寫的日記、信札，有時也不見得全是真話。像民國初年，北洋軍閥打仗的時候，每天總有無數的電報、文告公之於世界，那裏頭的可靠性就實在很少。近代國際上的宣傳，如何考證它的真實性，當然更難。史料之搜集與鑑定都是無法求全求備，這自然使史學很難成為純粹科學。再者，現在，史學所運用的輔助學科有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統計學、心理學等等。其中的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直到今天，它本身的科學基礎仍然還没確立。因此，我們引用它的理論，未必便會百分之百的可靠。本身的史料既不够翔實，所用的工具又有欠精確，所以我們現在實在還没法子使人類的歷史也同自然界的歷史一樣，成為一門完全信而有徵的科學。
最後，我還有一點要提出來談談，那就是今日寫歷史的人所面臨的困難有為百年前的史學家所無的。百年前的人修史可以藏之名山，等到數十年，或百餘年之後，纔公之於世。那時候的人們只有文可考而無獻足徵，當然不能不予以接受，縱然明知它是「謗書」、「穢史」，也因事過境遷恩怨兩泯，不覺其為「謗」、「穢」了。今日的人，個個都急於要知道近數十年一切事變之前因後果，而寫史書的人也多半要立即發表，以供應社會上需要。但是普通的讀者與歷史的作者所受的訓練不同，對於歷史的看法也不一樣。一般人仍是抱著彰善癉惡的觀念來閱讀歷史，臧否人物；而受過專門史學訓練的人則已了然於歷史決定性之不復存在，與因果律之不全足恃，因而寫出來的東西往往不能满足讀者的願望。於是乎今天的新史學就和社會脱節了。不特此也，專門的史學家也因此和政治性的與哲學性的歷史作者們分道揚鑣了。新史學的本身確是還没有完全建樹起來，自然還談不上轉移風氣。這真是今日史學界所面臨的難題，不是那一個機關，或那一位學者所能解決的。這也不是我們中國史學界所獨有的問題，實在是全世界的史學家們一直在不斷探討、琢磨的問題。也許我們中華民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將來能够多多少少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有所貢獻。這便是我今天對各位先生的願望祝賀之忱。謝謝。
（民國五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