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儒── 為紀念朱騮先先生七十七歲冥壽作
秦、漢的儒──
為紀念朱騮先先生七十七歲冥壽作
秦、漢相繼統一中國，在政治上開了一個空前的局面。同時社會及經濟各方面也經過幾百年的大變動，而逐漸形成一種新秩序，使全國人民，不分東西南北與貧富貴賤，都慢慢地接受了同一的新生活方式，並使用同一的文字。那新建立的中央政權知道僅恃武力、禁令不足以致太平，必須誘導全民，使其在精神方面具有共同的基本信念，在言行方面遵守同一的道德規律，方能上下和睦，社會安定。所以在「車同軌，書同文」的物質條件實現以後，一定會有「行同倫」的精神狀況隨之產生。那就是說原來那些龐雜而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化必須互相協調折衷，成爲劃一的定型。這實在是一種自然趨勢，政府只要能因勢利導，人民是不會不樂於接受的。
那時候，要「網羅衆家，刪裁繁誣」，使文化定於一，究將以那一家爲宗呢？墨家「儉而難遵」，法家「嚴而少恩」，名家「苛察繳繞」，道家虛無因循，陰陽家「拘而多畏」，雖各有其獨到的哲理，而都缺乏施政安民的良好辦法；且其主張亦多近於偏激，難令全民奉行。惟有儒家講求前朝的制度典章，而又能斟酌當時情形，加以適當的損益，使其平易合理，可爲朝野貴賤所均願接受。至若其仁、義、忠、恕之道，可以「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老幼之別」，其生聚敎訓之策，更足以內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在先秦各派學說中，實以它爲最合時宜，而且便於應用。於是儒家就這樣底成爲中國文化的主流；給予了中國以四百年的統一與富強。
儒之超越他家而爲政府所重視，實自秦之統一起，有下列的歷史事實可證。
（一）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成，知不能見用於楚，乃別其師而入秦。其佐秦以成帝業的政治手段雖採自法家，但其政治目的則仍是儒家的主張。其禁民間藏書與私人講學，乃實行荀卿反對「聚人徒，立師學」，以便「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的理論，並不是他妄作威福，以圖遂其一己之私。他當權勢到達頂峯的時候，猶不忘其師「物禁太盛」之戒，可見他始終是荀子的信徒。太史公責其「阿順苟合，嚴威酷刑」，但仍然承認他「知六藝之歸」，我們能說那「知六藝之歸」的人不是儒家嗎？
（二）秦有置博士，「掌通古今」之擧。秦以前的制度典章悉在儒家經籍之中，「鄒魯之士多能明之」；所以彼時用的幾十個通古今的博士，一定都是孔孟之邦的些儒生。叔孫通、伏生等之爲秦博士，便是明證。始皇帝嘗說：「吾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叔孫通在未「拜博士」之先，曾以「文學」被徵，可見始皇所召的文學之士也都是些儒生──一些聲望地位僅次於博士的儒生。
（三）秦始皇曾與魯諸儒生議刻石，並講求「興太平」之道。這些擧動證明他重視儒生實遠過乎那未成帝業之時的漢高祖。他有一次「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儒生們能參加國讌，且願獻觴稱壽，可見他們君臣間的情感原來並不太壞。
（四）始皇刻石凡六，在泰山，則曰：「男女禮順，愼導職事；」在碣石，則曰：「男樂其疇，女修其業。」這些話都與儒家理想中的社會境象相合。顧亭林因此認爲「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可謂持論平允。
始皇帝旣喜用儒生，就有些方士假儒生之名以干祿求榮，如盧生、侯生等便以求羨門、仙藥之語誘惑始皇。後來無以復命，就說他剛戾自用，難得奇藥，而相率逃亡。始皇旣恨其欺詐，又惡其誹謗，遂遷怒於其他諸儒而悉加案問。他們「轉相吿引」，牽出四百多人，均被阬於咸陽。這就是阬儒一案的眞象。平心而論，那些人本非醇正的儒生，雖說罪不至於死，卻也不能認爲他們全無自取其咎之處。始皇淫刑以逞，自不待言；但若因此便說他是憎惡儒家的學說，而立意毁滅讀書人，則未免近於鍛鍊周內了。
儒家的六藝含有多種思想理論，極富啓發性和彈性，可任人擇其一端，自由發揮，而成爲一家之言。因此人們，無論硏究何種學術──包含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都能與六藝發生關連，可以儒者自居，而他人也就會以儒家視之。加以孔子原因人施敎，極重視門弟子們的個性發展。所以七十子之徒，在孔子歿後，就各出其長以講藝授徒。數傳至於戰國末年，遂已派別林立：「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他們各守師說，黨同伐異，而無害其爲同出於孔門。旣如此，則其他自願附於聖門的學者當然也可以各道其所道，而無人能否認其爲儒家了。到了秦漢，凡是誦詩讀書的人都成了儒；除儒之外，已別無知識份子了。同時，儒學的內容也就變得無所不包，而名符其實底實現了「遂併行而不相悖」的理想。
從另一角度來看，先秦諸子原有許多與儒家類似的主張，歷時愈久，它們彼此所受到的交互影響也就愈多。到了秦漢統一天下之後，儒家成爲惟一的顯學，其他各家乃不約而同底先後設法滲入儒家，藉儒服爲掩護，以傳播他們自己的學說。混雜愈多，眞象愈泯，等到百家罷黜，其風行於世的儒家因早已不是孔子所祖述講授之道；那眞可說是微言早絕，大義永乖了。今日若一一尋其移商換羽之跡，究其喧賓奪主之情，核其實而正其名，則秦、漢之儒可分爲下擧各家。
（一）刑名化的儒家 第一個援法入儒的人是荀況。他所講的「禮」，所勸的「學」，所正的「名」與孔子所主張的都是名同而實異；蓋無一不是打著儒家「王道」的旂幟以圖實現法家「齊民」的目的。後來李斯所行的政策便完全是荀卿的那一套。彼時別派的儒家，因爲政府禁止私學，幾全失傳；傳古代經籍於後世的，大都是荀子的門人（漢初的經師差不多均間接受之於荀子，如白生、穆生、申公的老師浮丘伯便與李斯同門）。他們篤守師說，轉相授受，豈不是都成了荀氏之儒嗎？加之孝武帝陽儒陰法，孝宣帝綜核名實，光武中興而「科網稍密」，明帝褊心而政令苛刻，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則漢廷所重用的儒生，其所學蓋可知矣！所以蓋寬饒有「方今……以法律爲詩書」之諷諫，而服子愼轉述道家之言，則直謂「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這可充分證明兩漢的儒生實有一派是同李斯一脈相承的。擧其著者，有張蒼、鼂錯、張敞、雋不疑、鮑宣、董宣、王渙、陽球、陳球、虞詡諸人；乃至於黃覇、丙吉、橋玄及應劭父子等亦莫不精治法令焉。
（二）縱橫式的儒家 戰國時，各國爭覇，得士者昌，於是一般縱橫家，如蘇秦、張儀者流，往往朝爲布衣，暮作卿相，甚至可「一怒而諸侯懼」，使時人震驚而尊之爲「大丈夫」。況且秦原以用客卿强國，而所謂客卿者多半均遊說之士，所以縱橫家遂益爲世所重。統一之後，流風未息，雖說是他們的政治活動大受限制，但仍不妨以擅長言語而私淑子貢，以自附於儒者之列。這些人在秦漢之際，頗爲活躍；如酈食其，陸賈、婁敬、宋建、蒯通、鄒陽、伍被等，其尤著者也。文、景以後，天下大定，「雖有聖人，無所施才」；於是此輩乃捨其從橫捭闔之術而專從事於詞章，遂出「儒林」而入「文苑」了。
（三）陰陽化的儒家 史稱鄒衍「深觀陰陽消息」，「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可見陰陽家的開山祖師原以「仁義節儉」爲其學說的基本原則，與孔孟的主張並不違背。這實開陰陽家與儒家合流之端。等到秦始皇的時候，他的徒子徒孫，如侯生、盧生等，便很自然底「誦法孔子」，以儒生自居，而朝野上下亦遂倶以儒生視之了。後來董仲舒認爲陰陽學的終極目的和聖人之道初無二致，而又驚服「其語閎大」，能「知萬方」，就也兼習其術，用來配合那平淡中庸的儒學，以說服帝王，而實現其政治主張──那種以天權限制君權，用受命鼓吹革命的主張。漢武帝聽信他的話，下令「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從此陰陽化的儒家便成爲兩漢儒學的正宗了。那些著名的經師，如夏侯始昌、夏侯勝、眭孟、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匡衡、李尋、景鸞、李育等，固然都喜歡講「天人相感」的理論證驗；就是一般政治舞臺上的要人，若孔光、翟方進、魏相、黃瓊諸人，也是動輒「擧事變」、「言災異」，穿鑿傅會，直把儒學變成神學了。
（四）黃老化的儒家 先秦諸子的學說與儒家差別最大的當數道家，然老子所持的三寳──「慈」、「儉」，與「不敢爲天下先」──仍與孔子講的「仁」、「儉」、「讓」大致相合。他所主張的「無爲」固然和儒家基本精神相反，但若用到政治方面，則又未始不爲孔門弟子所贊賞。這是說儒、道兩家原有其可以相通之處在。老子之學本楚文化的結晶，劉邦楚人，其佐命宿將亦多楚產，故漢室開國六、七十年內之帝、后、大臣多崇尙彼時北方學者所鄙視爲「家人言」的老子之書。況且在人民苦秦苛法已久的時候，高揭道家「無爲」、「無事」的主張，以減少一切競爭、禍亂的根源，也眞算得是與民休息的正道。因此兩漢就有好些深思遠慮的學人往往儒、道兼學，以期互用其長而補其短。甚至有少數傑出之士因厭惡俗儒之瑣碎拘謹，不達世變，而特別推崇老氏以向當時通行的文敎表示抗議者。如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就認爲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推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這眞可謂推崇備至矣。略考兩漢名儒在思想與處世方面受到老子影響很大的，有揚雄、崔篆、王充、梁鴻、向子平、嚴君平、馮衍、馬融、黃憲、徐樨、許劭、郭林宗諸人。
（五）雑家式的儒家 班孟堅根據劉向父子所編的七略，刪其冗而取其要，將先秦及西漢的學術分爲十家、九流，其中列有「雜二十家，四百三篇」。他認爲「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雜家是否出於古之議官，古代是否果有議官，現在因爲資料缺乏，均可置而不論。其實當天下一統之後，狹隘的畛域觀念逐漸化除，則各種學說自會彼此合流，呈現一種相反而皆相成的現象。這時候的勤學之士「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比那些墨守本師之說，存入主出奴之成見者，豈不更能滿足知識慾望而且有用於世嗎？這也可以說是學術界的一種自然趨勢，初不必取法乎古代的某種王官也。這一類的學人，在秦，有呂氏春秋的那些作者；在漢初，則有淮南內、外篇那一羣編輯著述的人們。其他有名的兩漢通儒，當首數賈太傅、司馬遷、東方朔、班彪、班固、桓譚、王符、張衡、仲長統、崔駰、崔寔、蔡邕諸人。
考究秦漢各學人的思想淵源，而把他們分爲上述各家，似乎尙無重大乖謬之處。若僅就兩漢經師的師承門戶來說，則可以另有一種派別的分法。至於秦時的博士們，除了議封禪，商刻石，講述些齊東野人所說的甚麽海上神山，和方外仙藥而外，在那短短的十幾年中，好像未曾有過學術上的表現，現在大可把他們略而不論。
要考兩漢諸儒的師承門戶，得先確定他們所硏究的學術到底是甚麼。關於這一點，班孟堅在他著的儒林傳中很肯定底說過：「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他跟著就講明甚麼是六藝，說孔子「敍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接著，他略述了六藝在戰國及秦漢之際傳播盛衰的情形，便又說：「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這明白底指出漢朝的學人們已經把古時指禮、樂、射、御、書、數而言的六藝用來改稱六經；而這幾種經學，便是漢儒們授受鑽硏的學問。熹平四年，靈帝始「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在那時以前，私家旣少蔵書，各經都無定本，章句全憑口授，解釋盡本師說，「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黨同伐異，「互相詭激」。那情形極爲猥雜紛紜，今日也就不必一一尋淸其來龍去脈。姑就那些重大的趨向與森嚴的壁壘，影響到彼時的學術思想與政治局勢者，把兩漢的經師分爲下列數派。
（一）講今文經學的 沛公入咸陽的時候，蕭何但收秦丞相、御史衙門中的律、令、圖、籍、藏之，而置其他書籍之與「天下阨塞、戶口」無關者於不顧。後來項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所有政府藏書當然悉成灰燼。等到天下稍定，老學究們憑其私藏之斷簡殘篇，口授生徒，受者用彼時通行的隸書抄錄下來，因此後來就被稱爲今文經學。他們各守師承，自立門戶：易則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之學，詩則有齊、魯、韓之學，書則有歐陽及大、小夏侯之學，禮則有大、小戴及慶普之學，春秋則以公、穀爲宗，而公羊又有嚴彭祖與顏安樂之學。這些都先後在文帝、武帝和宣帝的時候得立於學官。光武中興，復將上列各家，除穀梁春秋與慶氏禮外，立爲十四博士。大體說來，平帝以前，也就是西曆紀元以前，西漢的官學全是今文經學；東漢的古，今兩派之爭頗甚，而仍然是今文派佔上風。
這一派的經師差不多全是以陰陽學來說經，開此風氣的是董仲舒。班書說：「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可謂定論。春秋一經，自孟子起，本卽爲儒者所重視；但若無董氏爲之立「十指」、「五始」、「三世」之義，則所謂聖人的微言固仍是沒有一種成系統的講解。有人因此就說春秋繁露一書之於春秋，不亞於易傳之於周易；從哲學立場來講，這話是不爲無理的。不特此也，董氏實在是漢儒唯一的一個哲學家。他以陰陽五行來配合四時之運行而定下他那「屬萬物於一而繋之於元」的宇宙觀；以「人本於天」，「身之有性情，若天之有陰陽」的論證演繹成爲「人副天數」的人生哲學；用「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以智除害的觀念；組織成「天人合一」的個人倫理；更以陰陽之道來建立那「三綱」說的社會倫理。最後，他更發揮其「天人感應」之說以闡揚他的政治哲學，認爲「王者（應該）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下務明敎化民以成性」，乃「象天所爲，（以）爲制度」，治人民。苟不如此，則天將「出災害以譴吿之」，甚至「見怪異以驚駭之；（若）驚駭之，尙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這種政治哲學 ──以天命爲政權的依據，以愛民、敎民爲政治的目標，以天命靡常爲革命的根據──維持了中國君權政體至兩千年之久。
（二）講讖、緯之學的 今文家以陰陽之說解釋五經，如董仲舒之於春秋，京房之於周易，翼奉之於詩，俱可謂極牽強傅會之能事；然終不免受到原文的限制，無法暢所欲言，遠不如託古人的名字以逞一己的臆說之爲痛快淋漓。好在數象之說早被陰陽家用來說「易」，說「書」，則再多作些河圖、洛書一類的文件，又有何不可？於是在西漢中葉以後，就緯書七種（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春秋緯、孝經緯）先後問世。所謂「緯」者，自然係對「經」而言，「經」旣然是孔子删定的，則「緯」也應該是孔子所寫作的。因此東漢諸儒就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范書言及漢儒，亦往往有某人「博通內、外圖、典」之語，可見那般人簡直是看得緯重於經了。到了成、哀之際，又有所謂讖書者出。史記，趙世家敍秦繆公病中吿公孫支等的囈語，談及晉國的未來，說：「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乎出矣。」細翫這句話的語氣，好像是說公孫支那段記載起，秦國人就慢慢演成了一部預言禍福的書，稱爲秦讖。這「秦讖」二字很可能是一種書的名字，而不是一個普通名詞。果如此，則讖書之作或竟起自先秦，它雖未能傳到後代，但卻促成了漢讖之產生。前、後漢之際的學人們竟把這種妖妄的讖和那些怪誕的緯所合成的一種讖緯之說，當做「究天人之際」的學問。這也可說是今文經學發展至極的結果，但看孔子在漢儒心目中的地位之逐漸演變，便知此言非誣。董仲舒認爲孔子實受天命以「作新王之事」，故繼周而王魯，尙質以救弊；西狩獲麟卽其「受命之符」。此時的孔子已由大師一變而爲「新王」矣。等到春秋緯出現，便說：孔子的母親徵在夢與黑帝交，覺而有感，「生丘於空桑之中」，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運。」「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云。孔子至此，蓋又由王再變而爲神；其母徵在且早成爲東方的聖母馬利亞了！世界上各敎主之由人成神的演化步驟大抵如斯，談起來，眞是有趣之至！「漢末，郞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儘管它的文詞淺俗，事實舛謬，而彼時的大儒宋均、鄭玄竟「幷爲讖律之注」。東平王蒼奉詔「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致一時「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彼時朝野士大夫之迷惑不悟，竟至於此！終漢之世，此風不衰。
（三）講古文經學的 那些講符命讖緯的人們，雖然能够捧出來兩個皇帝──新莽和光武，但到底無法造成一位敎主。因爲中國的學人畢竟還有些是有理智、有膽識，敢於直言犯上，正詞覺迷的。儘管光武好言圖讖，致「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然而仍有「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隋書經籍志裏面這段話認爲東漢古學之興與反讖緯有關，確是很有見地。但是所提出來的幾個人實在是大成問題。孔安國和大、小毛公當然是最早講古文尙書、詩經的人，不過那時候，讖緯之學還沒有興起。王璜傳古文易與尙書，因附劉歆而貴顯，並未曾反對讖緯。賈逵誠然是古文經學的大功臣，但卻是以附會圖讖起家的。他在永平中，卽以左氏與圖讖相合之說上干明帝，而得「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後又上奏肅宗，稱：「五家經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他因此得到嘉獎，發了一筆小財──五百匹布和一套衣裳，並奉命「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敎以左氏」。賈長頭素多智謀，未必眞信圖讖，不過他逢迎取巧，確是事實，無論如何，總不能說他是反讖緯的人。隋書把那些反圖讖最力的人，桓譚、王充、張衡、鄭興、尹敏等，一字不提，而隨便拉幾個古文學家來湊數，足見官史之疏忽。集體修史，因爲執筆的人們責任旣不分明，學識又不一樣，若沒有像司馬光那樣識見卓越，心思細密的人總其成，是不會寫得好的。
漢人把河間獻王、孔安國、毛萇、費直等所得的先秦舊書之用古代字體寫成者槪稱之爲古文本，計有詩、書、易、禮經、禮記、周官、論語、孝經、左氏春秋諸書。拿來與今文本相校，其篇章字句頗多出入，均以後出，未能列於學官。哀帝時，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說他們「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指左傳、逸禮與古文尙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其言甚直，因而觸怒了當時治今文經學的兩位執政大臣，師丹同龔勝，且「爲衆儒所訕」，只得稱病去官。後來王莽得勢，把劉歆所推薦的書同「周官」一併列入學官。王莽敗後，這些經傳仍被廢黜。光武立十四博士，古文經學槪不在內；雖一度立左氏於學官，以李封爲博士，然終以羣儒數廷爭，封死後，遂不復補。肅宗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與左氏春秋，許他們「擢高第，爲議郞」，然仍未將它們正式列入學官。從此，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何休、服虔等爭論古今經學，益形激烈。直至漢末，古學漸顯，卻終不如今文經學之盛。那些古文經師並沒有能够創立一種有系統的哲學，可以替代董仲舒的那一整套。不過他們比較脚踏實地，少談怪誕，只把孔子奉爲人倫師表，而不拿他當素王、敎主，使我國的知識份子能退出神怪之域，重新囘到理智的世界，也算得功不在禹下了！
（四）講文字語言學的 我國文字自甲、骨、金文，經春秋、戰國時的各種字體，而變成統一後的小篆、隸、草；字形由繁雜而漸趨簡便，詞意由具體而漸多抽象。這原是文字語言演進的通則，若一任其自然變化，則寫法因人而殊，語音因地而異，孫曾等的人勢將不識祖宗寫的字，百里外的人一定不懂城市中的通行話了。所以古字、古音、奇字、方言，必須隨時隨地有人加以學習硏討，而新詞、新音和新體字之創作推行，尤必須經過政府和學術界之公同審定。因此訓詁之學便成爲秦漢時許多儒生的專業，而且受到政府的重視。在秦，則有李斯作倉頡七章，其「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成爲小篆。程邈復「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乃更通行於世。漢興，令「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卽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同）御史（衙門裏）史書、令史（卽今之書記、秘書）。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擧劾」。彼時的政府旣如是重視字學，一般學人遂亦 多致力於此，如：叔孫通、司馬相如、張敞、史游、李長、揚雄、班固、杜林、服虔、許愼、蔡邕諸人，皆有關於文字語言的專著。而尤以許叔重之說文解字流傳至今，仍爲講文字學者所不可不讀之書。
關於漢儒們的說經，還有幾件値得注意的事，順便在此一提。
（一） 今、古文兩派爭論的原因不外兩點：一是公羊學與左氏學之爭，也可說是讖緯學與反陰陽派之爭；二是那些已經掌握了敎育權，和高據要津的今文學者們不願意讓古文學者也得到博士，打進他們獨佔的仕進之途，而分享他們的特權。但是他們只說「左氏不傳春秋」（這確是很有見地的話，不過因爲它不傳春秋，便不准把它列入學官，就未免太不公平了），並未說它是部假書。把左傳認爲是劉歆僞造的話，是淸代末年的幾個公羊學者說的，旣與事實相反（史記中已用了不少左氏春秋的材料，可見張蒼、賈誼傳左氏學的話是可靠的），更與情理不合，已早爲今日學術界所不取了。
（二）古、今文經籍原是大同小異，長短互見，可以彼此補充的，其爲古文有而今文所無之書，自然更能令讀書人起好奇之心，而欲一觀其究竟。因此兩漢經師遂常有今、古文兼習者，如胡常、孫期、張馴、盧植、尹敏、鄭興、賈逵、馬融、許愼，其尤著者也。後來，鄭玄「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能「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以爲詩、書、易、及三禮作成箋、注，傳之於後，而爲世所宗。從此今、古二學遂大致合而爲一矣。至於讖緯之說，雖未爲康成所闢，卻已爲儒家所厭。魏晉以後，左氏盛行，公羊浸微，講讖緯者遂益失所依附。彼輩乃見風轉舵，滲入那新起的道敎之中，而漸與經學絕緣了。
（三）八十多年前，四川的廖平作「今古學考」，說：「今經皆孔子所作，古經多學古者潤色史册；今經出於春秋時，古學成於戰國時。」這未免把五經成書的時代問題看得太單簡了。自歐陽永叔起，經過九百年來各學者的細心探考，我們今天對於這一問題，可說得到一個大體的解決。五經之出於孔子以前的有詩經，周易之卦，爻辭，及周書中大誥等十六篇，其他全出於孔子以後，固無分於今、古文也。至於眞爲孔子所刪定者，實只春秋一經而已。今日流行的五經，除尙書中的大禹謨等二十五篇爲晉人僞作者而外，其出於孔子前者固然是極寳貴的史料，其出於孔子後者，多含有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學術理論，均經過漢儒的整理注釋，推論發揮而傳之後世。他 們這種功績是可以永垂不朽的。
（四）先秦儒家所講求的原是經世致用之道，以後歷代的讀書人也都說儒學是安民治國之術。其實眞用經學來處理政務，制定律令，登庸人才，制作禮樂的，只有兩漢。他們雖常雜採道、法、陰陽家之說以解決特殊的人、事問題，然而那時候的國本確是建立在經學之上。霍光「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而作史者猶譏其「不學亡術」；漢人之重視經學而以之爲惟一的修、齊、治、平之術，於此可見。桓靈以後，直至近代，除宇文氏曾本周官改建政府組織，趙宋重用儒臣，曾引用經義，施行若干社會政策而外，實在再找不出有任何掌握大權的人曾經眞想實現儒家的政治主張。所謂經學者，在魏、晉、南朝，是用來作談玄、說法的注脚；在唐代，是詩文詞章中的門面話；在兩宋，則羼入象數、禪定之說而成爲道學，可作修身、齊家之用，而無強國裕民之術；降至明淸，則淪爲八股、試帖的資料，和少數理學家與樸學大師們舞文、鬪嘴之用。他們都是把經書當做死文化來硏究，與現在日本、歐、美人之講漢學者初無二致，於世固無補也。
（五）經學固然不是科學，但也不反科學，有時且能刺激自然科學的硏究。譬如：學詩而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便易引起考察動、植物的興趣，學書而要明瞭歲時釐定與改革之所以然，就可導致曆算天文的學習證驗。加之漢儒心目中的孔子乃是一位能辨萍實，識商羊的博物君子，因此他們也多想藉陰陽之術，以完成其格物致知之學。陰陽家以了解自然與征服自然爲目的，其精神原是科學的；他們「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這種方法也與科學相合。只因彼時工具不够，而作了好些錯誤的觀察和推論，但其硏究之富有啓發性與製作之利及天下者卻也不少。他們能够把許多古人對於植物的描寫加以整理，編爲本草，至今仍是一部可供硏究的書。他們能够經過長時期的試驗改進而製成蔡侯紙，他們能够集體硏究而造成淮南王的豆腐；這是兩漢的科學家們惠及每一個中國人的兩種日用物品。至若造船術之進步，麻醉劑之使用，渾天儀之製作，傷寒論之成書，應該都可說是科學硏究大躍進的一種里程碑。
（六）大多數的漢儒講儒學，更重「儒行」，敎者不厭不倦，學者亦步亦趨，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以尊師重道爲理所當然。學生之嘗艱辛，冒危險，犧牲一切以赴師門之急難者，在班、范二氏書中數見不鮮。兩漢節義之風實由此養成。自三國以至五代，士大夫多「賤物貴身」，行不顧言，學用分途，師道遂廢。後來，胡瑗、程、朱曾一度重振師道，但一則因政敎久分，二則因積習難革，他們終未能如漢儒之化民成俗。歷元、明而至遜淸，仕途穢汚，學風益壞，「拜斷」之俗行於政界，而羣視爲當然，謝師之文出自名人，而傳誦於當時；蓋眞「元理明而名言絕」，學業成而老師忘矣。由是而更加惡化，則不難「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了！未盡后羿之道，已存逢蒙之心，人之無良竟至於此，尙有何道義、文敎之足言？緬懷漢時學風，令人曷勝嚮往！
（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大陸雄誌」第三十八卷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