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語上所說的「文」、「史」與「文學」
倫語上所說的「文」、「史」與「文學」
在我國現存的最古書籍──尙書、毛詩及周易卦、爻辭──中，都沒有提到文、史互相關聯的話。有之，實自論語始。論語裏講文、史關係的有兩條，一在雍也篇中，其全文如下：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晏集解對「文勝質則史」這句話，引用包咸的註，說：「史者文多而質少。」這除解釋一個「勝」字外，未曾談出絲毫道理來證明史一定是文多質少。朱晦庵解爲「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這多少想出來一點理由，比前說較爲高明；但若追問那史官爲什麽不够誠實，則仍是令人莫明其所以然。原文是一句絕對肯定的話，除從文法、語氣上看得出來以外，以邏輯論，也非全稱肯定不可。因爲在任何職業中，都難免有不够誠實的人，這是極明顯、自然的現象，用不着提出來說。若說了而又加上一個「或」字，那豈不是以少數人之「莫須有」陷害大多數同行的人嗎？朱子把肯定解成或有，適足以表示他對於原文並無確有把握的了解，只不過試加猜想，強作解釋耳。不特此也，他所謂「史掌文書」之說，想是根據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與「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而言。果爾，則其「誠或不足」之說更足使人迷惑了。試想那些史官有時要「書王命」以賞臣僚，定食祿，並策命諸侯及孤、卿、大夫，他能不用一兩句褒獎的文詞嗎？他們更常要直書國家大事，遇必要時，可「不避君之善惡」，而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那還能懷疑他們不够眞誠？例如晉國的太史董狐書「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孔子稱之爲「良史」，且在春秋經中引用其原句，難道這五個字也是「文勝於質」因而說董狐不是彬彬君子嗎？至若那被崔杼所殺之兩位齊國太史，更不必說了。總之，現在我們必須揚棄前人這些註解，另闢蹊徑，而後方能了解這句書的眞義。
另有講文、史關係的一條在衞靈公篇中，原文爲「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這段書中顯有錯簡、闕文，我們無法找到原文，也就不必將史闕文與馬借人二事相提並論，強加傅會。不過第一句確是完整的，總應該有種合理的解釋。歷代講經的學人差不多都認爲孔子是說「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從字面上講，這自然說得過去；但若從事理上來看，則此說終覺於義不妥。因爲若是說良史記事，遇不甚明悉之處，便闕而不記，則應說「闕疑」而不說「闕文」；如係記言有疑，就應該詢問明白，絕不能以不記了事。若是僅指抄寫之史而言，則他對於不認識的字，應向起草的人請敎，萬一當時無人可問，亦應照原稿或原書描寫下來以備他人硏究。倘若把不識的字一槪不寫，那豈不是偸嬾誤事，還値得孔子爲他興昔有今無之感嗎？所以這句話也須另謀解釋。
我想孔子說的這兩段話，用意相同，僅說法有正反兩面之異而已。兩處所用的「文」字含義應該一樣，所指的「史」也必定是同一種人。其意不外乎說春秋末期的「史」都是「文勝於質」，够不上做社會上的領導人物。至若那「闕文」──也就是非「文勝於質」──的「史」，則孔子在少年時還見着過，到了晚年，卻沒有了！孔子如此反覆感歎「史」之今不如昔，正是擧一槪百，以顯示春秋末期世變之亟。像這樣把兩段話溝通了來講，不獨易於講通，且似乎更能表現其歷史意義。
假使我所揣摩出來的路子不錯，那麼現在只要把這「史」字所指之人確切認出，那「文」、「質」的問題就不難迎刃而解了。今姑從尙書、逸周書、左傳、國語及周禮中，找出古代「史」的原始職掌與其逐漸擴大的任務，並將其順序列出，看那一種用在這兩段話裏最爲適宜。
（一） 寫字；
（二） 掌喪、祭之禮，譔、讀祝詞、諫文；
（三） 推曆象，談天道；
（四） 占，卜；
（五） 司朝儀；
（六） 作秘書：掌策命，「受納訪」；使四方，記言與事；
（七） 考政事；「逆會計」，管人事；
（八) 保管檔案、圖書：掌邦國、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及「萬民之約劑」。
在上列八種職務中，第一、第六兩項均曾爲以往的註疏家採用，其牽强傅會之處已在上面講過。今就第三、四、五、六、七、八各項依次考究，實在都說不出有什麼「文」、「質」之分。惟有在第二項譔寫祝詞的條款下才能發生「文」、「質」的問題。今申論之如下。
上古時，任何政治組織均以神權爲其基礎，我國古代也並不例外。試看甲骨文中「卜旬」之多，便可知殷商朝廷之如何重視祭祀。直至春秋，仍公認「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衞獻公使子鮮代表他同權臣甯喜交涉返國，許以「政由甯氏，祭則寡人」。這明白表示他原是以法王而兼作人王，今不得已，願讓出政治實權，但仍須保留其宗敎領袖的神聖地位。蓋彼時朝野上下都相信惟有藉祭祀的功效，纔能「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否則將有「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卽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了。所以在禘、郊之時，天子「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直是將祭典當作一件主要的政治行爲，那自然會把彼譔寫禱吿文的「史」同其作品看得極其重要了。今特引左傳兩段以證之。
桓公六年（西元前七百零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
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日：「天方授
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之：『小之能克大
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
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擧以祭，
臣不知其可也。……」
將近兩百年之後，到了魯昭公二十年（西元前五二二年），齊景公患瘧疾，以爲由於祝、史得罪了鬼神，要加以懲罰。晏嬰對他說了一大套關於祝、史陳詞的事，比季梁講得尤爲徹底。他說：
「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日：『夫子之
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
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
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
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
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
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
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
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
怒、民痛，無俊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
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
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信僭，嫚
於鬼神。」
從上引兩段書中，可得下列幾條結論：
（一）自春秋初年到其末期，所有的國君、卿相、士、大夫都相信國家的興亡與君、民的禍福均繫於鬼神之喜怒，而其喜怒卻關於祝史之陳詞；
（二）至少在春秋初年，已經有用浮誇溢美之詞以向鬼神祈福之祝、史；
（三）在宋國開弭兵之會的時候，孔子已有五、六歲。彼時距范武子執政之日已逾四十年而其德猶爲各國君臣所稱道贊佩，則其家中祝史「陳信不愧」的作風雖在數十年後定仍能在其同業中發生相當的影響，使孔子少年時還見到過這種「闕文」直言之史；
（四）從西元前第六世紀末年起，「譎而不正」之強權政治風靡各國，那種文過飾非之狡辯遂竟由外交場所推用到祭祀之禱吿，而直言無隱之祝、史乃絕跡於世。
根據上列的四點論證，我們應可肯定地解釋論語上所說的文質對稱之「文」是粉飾之義，所指的「史」是「祝史」之史；這樣，兩段書便都可講通了。不過還有須加討論的地方，就是左傳中兩段皆祝、史連用，而論語二處卻均只說史而不及祝；是否所謂「史」者竟另有所指呢？我想祝、史兩種禮官在祭祀時似乎不一定要全出席，而其職務亦未必果如後代周禮書中所分的那樣淸楚。從古籍中看，史所主持的典禮似乎遠多於祝。例如在武王有疾，周公吿太王、王季、文王，請以身代之時，册祝者便是史而非祝。其後三公與成王追問此事，被訊者亦只是史而無祝。在其他大典中，如康王之卽位，進策命的人也是太史，而且彼時在場的百官中並無太祝。在左傳、國語中，因往往祝史連用，然而單講史的地方仍多於祝史並擧之處；至若單說祝的，則極少。且史的重要性似乎高於祝，因爲他常能表示其睿智的見識，而祝則無之。春秋時，僅有一個學識淵博之祝佗（論語作鮀)成爲例外，至於像他那樣博聞多能的太史、內史、左史，則幾乎各國都有。所以言史可以槪祝，而言祝則不能概史。再者，史官出納王命，長於文詞，祭祀用的祝文由他草擬，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言祝必須兼說史，而言史則不必提及祝。論語的文句簡練，言史不言祝，正足見其成書之早於左傳、國語。因爲戰國以前，宗敎勢力尙未完全崩潰，彼時的史官都是以掌祭爲其本職，儘管在事實上他們已經常須將當時的要事記錄下來。所以那時候人們所說的史均是指的禮官，與其記事的兼職無關。用「史」來專指那記言，記事之人，是從戰國時纔有的，論語中的兩個「史」字不可能是說的他們。
孔子是儒家的領袖，而儒原爲殷商遺民中的敎士，也就是以祝、史爲業的一些知識分子。「他們在很困難的政治狀態之下，繼續保存着殷人的宗敎典禮，繼續穿戴着殷人的衣冠。……在六七百年中漸漸變成絕大多數人民的敎師。他們的職業還是治喪、相禮、敎學；但他們的禮敎已漸漸行到統治階級裏了。……」這一段話是胡適之先生根據論語、詩經、儀禮、禮記、墨子、荀子諸書而得的考證，極爲合理。孔子本人雖不是敎士，不信鬼神，連病了也不許弟子爲他祈禱；但他畢竟與那些世爲祝史的人們同爲殷人，自然會關心到他們的言行是否能免於「小人儒」之譏。況且他見到彼時宗敎尙有支配羣衆的力量，因而想用其禮法來革新政治，安定社會。所以他談禘、灌，論餼羊，入太廟，觀鄕儺，惡季氏之舞八佾，責三家之「以雍徹」，處處俱表現其想假神道以抑權臣，藉祭禮以齊人民的苦心。等到晚年，看到詐僞之風日盛，致朝廷的史官在主持祭祀時亦均揑造僞詞以欺神人，民間的祝、史在治喪、讀誄時也都阿諛喪家以謀醉飽，方覺禮敎盡廢，大道難行，而有史之「闕文」昔有今無之嘆。其爲此言應與其嘆鳳、傷麟同一情懷也！
倫語中未曾講到編寫歷史的專家，卻曾多次提及組織歷史的資料。那些資料，孔子及其門弟子，大約都沿用彼時的通用名詞，槪稱之爲「文」。今一一引述如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子曰：「曰君子博學於文，……」
子畏於匡，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
顏淵喟然歎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
文……。」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子以四敎：文、行、忠、信。
這些「文」字同「文章」有的是專指詩、書、六藝而言，有的是泛指一切的制度典章。這是從兩漢到近代，一般學人都同意的解釋；也就是說那些便是近代所說的歷史資料。再先進篇中有段紀載指出聖門幾位大賢的專長，把他們分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而以子游、子夏歸入「文學」門中。論語中所有的「文」字旣大都是指的史料，則所謂「文學」者當卽後世之史學了。孔子之注重史學，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得很明白，他說：「孔子自嘆『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約其文而指博。……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處但言「弟子受春秋，而未指明爲何人」。後司馬貞作索隱，乃明言「孔子以春秋屬商」（子夏之名），又說他還曾經序詩，兼傳易、禮（三書所載多爲史料）。我想此語可信，因爲子夏旣以硏究制度典章爲事，則必曾參加孔子修春秋的工作，像今日學生之在老師著書時，爲之搜集材料一樣。不然，太史公又何必無故地說他對於孔子的筆削不贊一辭呢？孔子以四科設敎，其中之德行、語 言、政事三種全是要人身體力行於當時以期移風易俗的，惟文學，亦卽史學，一門屬於純學術性，乃所以表現其精微之理想而希望傳之於萬世的。故孔子以斯文在玆自任，而以春秋爲其「自見於後世」之不朽大作。子夏親受此學而講之於西河，卒爲王者之師，而使中原名士多出其門，甚至令西河之民疑之於夫子（指孔子言，見禮記檀弓篇)，豈偶然哉？蓋眞能傳聖人之微言大義矣！
（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大陸雜誌」第四十八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