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倫語中試探孔子的宗教態度
從倫語中試探孔子的宗教態度
今天要提出討論的問題是從論語中所載的孔子言行，來試探孔子對於宗敎的態度。這個題目是由於梅貽寳先生的啓示，各位都知道：梅先生在這個論語硏究會裏曾經談過孔子的宗敎觀念。「觀念」是存於內的，非利用心理學、哲學及比較宗敎學的知識，不能談到「觀念」的硏討。要有梅先生那樣的學力纔有資格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個人學疎識淺，只能卑無高論底來試談那形之於外的態度，希望一得之愚能對於梅先生的高論有所補充。
哲學家與人類學者們對宗敎一詞所下的定義，並不一致，但任何宗敎都具有若干信仰及其所期望得到的功用，至少有三種信條，似乎是一切宗敎所共有的：第一是肯定鬼神的威力，認定一切自然界的奇變，人世間的禍福，乃至國家之興亡，文化之盛衰，都是鬼神在冥冥中所操縱主使的。第二是確定宿命論，認爲任何人的壽夭、智愚、富貴、榮辱都是在降生之前便已由命運安排定了的。第三是深信福報之說，那就是俗話所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日子未到。」旣有因果，便有輪廻；所謂三世、六道的信念，祭祀、禱、禳的禮儀，也就因之而起。對於慈善的神祇，我們要向之祈禱感謝，對於凶惡的魔鬼，我們想設法鎭壓趨避。降志，辱身，以求囘天心而贖罪孽；修持、占卜，以期知吉凶而積福德──凡此種種都屬於宗敎行爲。這些宗敎理論同儀式可以發生兩種功用。一是敎育的。任何宗敎都獎人爲善，勸人改過，藉修持以修養身心，因福報而促進道德，去邪惡之念，除凶悍之氣，發惻隱之心，生仁愛之情，使人淸心寡欲，一步步走上上進之路。若眞能人皆如此，則未始不可化塵世爲淨土！第二種功用是政治的。那就是它有維持社會，和協人民的功能，所謂假神道以設敎，可化戾氣爲祥和，使人不分富貴貧賤，均能安分守命，忘我互助，以共謀社會之平和發展。
宗敎於信仰同儀式是任何原始民族所必有的。春秋以前，中國社會上便早已有了宗敎，這是載在經籍上的事實，不容我們懷疑。孔子旣以覺世牖民爲志，看到當時社會上的宗敎信仰同典禮，總不能一槪置之不聞不問。那麽，他究竟是採取怎樣一種態度呢？今天我擬就論語中所載的孔子言行，摘錄下來，以探討孔子對於宗敎所具有的三種信條同兩項功用所持的態度，這對於硏究孔子的思想或亦不無小補。現在先說孔子對於鬼神同天的看法。論語述而篇說：「子不語：怪、力、亂、神。」先進篇上講到孔子的弟子「季路問事鬼、神」。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最有趣的是當「樊遲問知」的時候，孔子答覆他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這是說做人所當做的事，對於一切超自然的力量事物，不要褻瀆它，也不必親近它，像這樣便算得是有智慧了。孔子一向主張在知識方面，應該「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任何事理，沒有得到絕對的證實，他是寧可闕疑，不輕下判斷的。大槪他對於鬼神是否存在這個問題，覺得人類的智慧還沒有能够加以肯定或否定。有鬼神與無鬼神的辯論是無法得到結論的。與其愈討論而愈增糾紛，還不如不表明態度爲好呢！就處世之道來講，孔子這種態度是絕無流弊的。
禮記上說：「殷人尙鬼」，又說：「殷人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這是從近代殷墟發掘中已經證明了的事實。到了周朝，宗敎觀念變得「敬鬼神而遠之」，占卜、祭祀一類的擧動，不像商朝那樣頻繁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形成了一種極爲崇高的天或帝的觀念；這是從經籍中可以很淸楚看出來的，孔子「從周」，故亦遠鬼神而尊天，他曾經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這是在論語憲問篇所記載的。又說：「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這是泰伯篇所記載的。陽貨篇上記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由此可見孔子是把天看成偉大崇高的造化，並且認爲一切宇宙間的秩序從之而出，所有世界上的生機由之而來，它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而卻不是可以用言語形容的眞主。他似乎是把天視爲自然，而非超自然，因而並不把它加以人格化。這種極端唯理的宗敎態度，要是能够使他同時的希臘哲人色諾芬尼（Xenophanes）知道，還不知要怎樣的欽佩他！
其次我們再談談第二點孔子對命定論的態度。孔子以天下爲己任，所以很少談「命」，但也不是絕對不曾提到。他曾說「吾……五十而知天命」（爲政)，孔子所說的命，當然是那與天道有關的「天命」。「天道」這個名詞，若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大自然運行之道。人能明白天體運行之自然規律，便算得是「知天命」了。堯曰篇中記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季氏篇裏記孔子曾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雍也篇裏稱：「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述而篇裏說孔子自謂：「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子罕篇裏也說孔子認爲：「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憲問篇中記孔子曾很感慨底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從這些話看起來，孔子是頗重視天命的。我想天體的運行與一切生物的成長衰落，當然不能說毫無關係。不過這種關係所演成的「道」和「命」，在孔子的思想中究竟是怎麼一囘事，連那位親炙其門的子貢也不大知道，我們在去聖已遠的今天，當然更無法曉得真確。但是本着試探的精神，似乎也無妨來一個大膽的假設。孔子旣以「四時行焉」的話來形容天之偉大，則那種：冬索、春敷、夏茂、秋落的自然的秩序，或者就是孔子所說的「天道」，在中國文化誕生的地方，四季的分別是很顯明的，冬天奇冷，萬物枯萎，春天一到，便生機復發，接着夏季來臨，農作物都茂盛成熟。到了秋天，就景物淒涼，白露爲霜，綠油油的大地變得草木搖落。天地之自然運行，旣是能够這樣的影響到生物界，則我們依照四時代序的原則，來考査人世間的盛衰成敗，而歸納出一種定理，豈不便是天命嗎？凡是有理智的人若能都知道這種天命流轉有數，不可强求，自然對於一切活動，不敢作非分之想，存僥倖之心，也不至於生畏難之心，成頹廢之習，而不時時自加儆惕精渲了。從另一角度來看，「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固然是命之所定；但人總不能因爲冬寒天凍而便不從事耕種，或以大地囘春而卽不努力栽培，一任造化之低昂而自甘暴棄。所以孔子絕不因知命而就一切由命，卻相反的要：「從心所欲」底自强不息，以期參天地之化育。試看下面摘錄論語中所載的幾件故事，就可以知道孔子的這種作風已爲當時一般賢哲所公認。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
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憲問）
子擊磬於衞，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深則屬，淺 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憲問)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
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吿，夫子撫
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微子）
孔子這種明知其不可而爲之精神，正是他當時極受人崇敬的地方。所以南宫适比他爲禹、稷，儀封人視他如木鐸，而子路也很明白「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現在我們再來談談第三點：孔子對病、死、禱、禳、卜、祭的態度。
「子之所愼：齊、戰、疾。」（述而）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鄕黨）
「（季路）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
死？』」（先進）
「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衞靈公)
「王孫賈問曰：『於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
臼：『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述
而）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公冶長）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八佾）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爲政）
歸納上述所引的話，可見孔子在患病的時候，調養服藥，都很謹愼，而絕不乞靈於鬼神。他不畏死，也不信有來世，但要立德、立言以垂不朽。他視神、卜一類的事爲愚昧無益，不値得做；但祭祀祖先，卻要虔誠的去親自去主持。至於養靈龜以占休咎，祭與自己血統無關的野鬼以妄想得福，則更爲孔子所指責。總而言之，他除了從俗追遠，藉表孝思而外，是沒有任何迷信的。
現在我們談談第四點，那就是孔子對宗敎典禮有關個人修養的態度：在春秋時代，還沒有什麼很玄奧的神學可以拿來增進人們的智慧，提高人的品德；可是卻有許多複雜莊嚴的宗敎儀式，可以有益於品行的修養，那就是在祭祀的時候，凡是參加的人都須恭敬虔誠，收拾放心，掃除妄念，節制飮食，循規蹈矩底去執行種種極繁重複雜的禮節。這種習慣如能養成，便可克制妄念，屛絕人欲，毋意毋必，忘卻小我，以進於仁聖之域。就是從小的方面講，至少也能做到言行寡尤，對於進德修業有很大的幫助。何況我國上古的典章文物差不多都是孕源於宗敎，假如不能明其源流，便無從對於當時的社會及政治制度得到深切的了解。所以孔子有下面列擧的幾種言行。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爲政)。八佾篇裏記孔子說：「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或曰：「孰謂人鄹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當衞靈公對孔子問到軍隊的事情，他很謙虛地推說未曾學過，但同時卻承認懂得祭祀的典禮，說：「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鄕黨篇記載孔子的生活狀況，說他「齋，必有明衣，布。齋必變食，居必遷坐」。「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由此可見孔子之重視祭禮。
最後我們要談談孔子對宗敎所能發生的社會功用的態度。古時原是政、敎合一，君、師一體，宗廟與朝廷有着極密切的關聯。這可從中西各國的古代史籍及近代人類學的硏究證明其並無例外。所以古時的民政是與宗敎活動分不開的，善治宗廟，便是善理民事；反之，若是在宗廟祭祀方面擧措失當，便常會引起政治上的糾紛。因此孔子對於這一點非常重視。從下面引用的幾段論語，可以看出孔子褒貶的態度與審愼的作風。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顏淵）
「禹，吾無間然矣！菲飮食，而致孝乎鬼神。」（泰伯）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魠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夫如是，奚其喪？』」（憲問)
「鄕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鄕黨）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鄉黨）
「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八佾）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
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八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
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八佾)
古時社會發展的過程是由家而族，由族而部落，再由部落而爲「城邦」；各層組織都是以「血緣」的自然關係聯合起來的。所以那時候的政治要想「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必先從親睦九族做起。睦族的辦法最有效的莫過於建宗廟，祭祖先，以團結同胞，更進而履行祖訓，明辨昭、穆，以訓練民衆，使九族之人都感覺到彼此親、姻關係的密切，自然會因同一血緣，而做到同心、同德，同禦外侮，同謀福利。反之，若廟中的神主安排不得其當，祭時禮儀不周，牲犧不潔，則負責的領袖將受到數典忘祖之責，弄得民心不服；輕則離心、離德，重則或至犯上、作亂了。聖之時者的孔子深深體貼到當時人民的心理，所以針對現實，認爲苟能用領導人民參加大祭的精神、態度，來使人民替國家出力做事覺得好像是爲自己的祖宗、家族做事一樣，那便是仁者之政，可以安邦定國。他也曾引古、論今以證明他這種主張。他認定夏禹之所以能成帝業，是因爲除了盡力溝洫之外，還能致孝鬼神。尤其顯著的是當時衞國的情形。衞靈公善於用人，外交、軍事而外，能够信任祝魠，使之管理宗廟，安排祭祀，因而令人民都滿意於他的內政。所以靈公本人雖然荒淫無度，也能使其國家不亂、不亡。
政治本來是民衆的事，只要民衆的行動不大背於理，主持國家大政的人是要因民之所好好之的。所以孔子本身雖然不禱神、祈福，而當鄕人儺以逐疫的時候，他卻朝衣、朝冠地用主人迎賓之禮，站在東面階級上，靜待他們走過，以表他對於人民集體行動的敬意（舊註說孔子立於阼階以保護祖先，免其受驚，實於古禮無據，且於情理不合）。另一方面，他參加政府的時候，對於宗廟祭祀的事，常常發表意見，其謹愼從事的態度與他討論其他政治設施，正是一樣。可見得孔子實在是處處顧到當時的現實，要利用民間信仰以納民於軌物之中。
惟其如此，他對於祭祀失禮，會發生不良影響之時，也就批評得極其嚴正。他對於魯國禰祭同周朝社樹所發的議論便是如此。魯閔公做了一年多的國君纔被弑，而由其庶兄僖公繼位。後來文公要尊敬他的父親，就說僖公是兄，閔公是弟，硬把他父親的木主放在叔父的上面。其實閔公未死的時候，僖公還是臣子。這種先臣、後君，且違反歷史次序的排列方式，實屬不合乎禮，在政治敎育方面可以發生不良影響。孔子很不以爲然，但他是魯國的臣子，不便明白斥責政府，只好說這樣的禘祭，在灌酒迎神以後，我就不要再看下去了！諷刺之意是很明顯的。
社是農業社會的人祭土地神的地方，就是現在的土地廟。古時，那廟的後面或是旁邊要種一種可以代表某一族羣或某一部落的特殊樹木，謂之社樹。魯哀公不明其義，問之於宰我，宰我乃吿以三代所種的樹各不相同，並特別講到周朝用栗樹是使人民慄慄危懼的意思；因爲「戰慄」的「慄」字古來原是寫作「栗」的。孔子聽到這篇對話之後，就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歷來解經的人都認爲這是責備宰我。說他講錯了，不過旣然說了，也就只好不予追究。我覺得這樣的解釋旣不合理，也不近情。因爲哀公同宰我只是閒話掌故，並沒有因此發生任何政治行動，不能說這便是「成事」、「遂事」。原文是「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這個「曰」字當然是周人曰，而不是宰我曰；旣然是轉述周人說的話，則宰我必有所本，不應負說錯之責。縱令是他引用錯誤，做老師的人一定要明明白白地細加糾正；何況孔子之斥責宰我不止一次，爲甚麼這囘偏如此客氣，「不說」，「不諫」呢？而且「諫」字也絕不是老師對學生所用的字樣！孔子向來誨人不倦，宰我也應該是「人吿之以過，則喜」的大賢，這「旣往不咎」的作風又豈是聖門師弟相處之道？所以這段話實有另尋解釋之必要。現在我姑陳淺見如下。
社是民間最普遍的廟，也是鄕下人公共活動的所在地；因此古來就有戮人於社的擧動以示陳尸示衆之意。周初的政、刑原來極嚴（試讀大誥、酒誥、多士、多方諸篇，至今猶令人不寒而慄），則他們用社作刑場，而遂採栗爲社樹以「使民戰栗」，豈非很合乎邏輯的事嗎？這樣以祭神之廟爲示威之所，原屬事實，宰我本未說錯。孔子這幾句話應該不是說宰我，而是講以栗爲社樹的那件事。因爲此風行之已有五、六百年，早成了「成事」、「遂事」，彼時已無從改變，只好「不說」、「不諫」，也更不必以當時文化進步的眼光去責備古人了。我這種解釋似乎在義理及文法各方面都可以講得通，而且可見孔子對於宗敎場所之利用不當，也認爲會發生不良影響，而要加以批評的。
知識純粹屬於理知的範疇，宗敎則大半由於感情的昇華；二者雖不可偏廢，而卻難於調和。孔子過人處在能使理智與情感經常保持着平衡，所以能言垂世範，行爲士則，超越時、空，極少流弊。其對於宗敎所持的態度正亦如此。
今日古籍不全，微言早絕，僅憑固陋之見，難有一得之愚；尙祈在座諸君子諒而敎之！
（民國五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孔孟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