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世界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孔子在世界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從前有若推崇孔子，說：
「豈惟民！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
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認爲有若「知足以知聖人」，纔轉述他這段話，
並且也跟著說：「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那樣的聖人。從此孔子在中
國歷史上的地位就確定了。
在孟子死後兩千二百多年的今天，我們的知識領域已擴大及於全世界，知道別的國家也曾出過些聖賢哲人。現在如果把他們一一與孔子相比，不知孔子是否仍出類拔萃咧。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其理由如下：
（一)各人的志趣不同，世上的全才難得。釋迦牟尼說法覺迷而敝屣天下，所羅門王智慧超羣而不能立德，蘇格拉底以追求眞理敎人，而門下有朝三暮四、賣國求榮之弟子；柏拉圖以政治理論聞名，而從政則徒貽人譏笑。可見玄理與事功原自殊途，智能同道德甚難兼備，以言敎人者未必遂能化民，彼坐而論道者固往往不能起而行之呢。綜觀世界歷史，以一人之身而能成三不朽之業者實只有孔子一人！他除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而外，更多能鄙事，自射、御、音樂、會計、畜牧以至相禮、聽訟、折衝樽俎，都樣樣做得很好；治事則言行一致，講學則體用合一，施敎則化人氣質，論政則實行正名、興禮以完成其修、齊、治、平的一貫之道。像這樣的超人，固無怪乎子貢比之於日月，而認爲人「無得而踰焉」了。
（二）每一民族都自有其創造文化的聖哲，可是他們的言行設施常帶有很濃厚的地域性與時間性；一旦時過境遷，便不易爲人接受。如摩西之法，波斯之禮，苟易時易地，卽覺難行。至若柏拉圖「哲王」之制，亞理士多德小國之論，更無法實行於當今之世；這都是些很顯著的例子。惟有孔子的學說超越時空，可放諸四海而皆準，行之百世而常新。今特分別申論如下：
甲、孔子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是敎育的開放。他不分貴賤賢愚而有敎無類，常因人施敎以啓發其個性潛能。立論則求證求信，不激不隨，誨人則令其多識草木鳥獸之名而不强不知以爲知。今日最新的敎育理論和方針也不過如此。
乙、他在政治方面，主張足食，足兵，敎民，立信以致昇平。然後進而選賢與能，勝殘去殺以實現天下爲公之大同盛世。這與今日自由世界的人們所夢寐以求實現的理想確是完全相合。
丙、他的社會政策是要「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如此安康和樂，人人得所的社會，不正是一切文明國家所擬定的建設目標嗎？
丁、孔子所樹立的最高理想是「仁」。實現它的步驟是由孝弟入手，進而以「與人忠」的精神來立人，達人，更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作法來實行恕道。這便是仁，原爲一極合情理的律己待人之道。能做多少，便做多少，於人於己總是有益。若能造次、顚沛都「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便可以窮則獨善其身，成爲仁人；達卽推行仁政以兼善天下了。像這樣本胞與之情懷，視羣己爲一體的理論行爲，應該是自遊牧社會以至高度工業化的世界都可推行的。在這弱肉強食的今天，仁民愛物之說似乎被人視爲迂濶；其實大家若肯常常口裏談談，心中想想，它會于不知不覺間消人獸慾，啓人善念的。
（三)世上許多古國早已滅亡。誠然它們各有一部分的文化流傳至今。這等於「豹死留皮」，皮雖可供人利用玩賞，但那畢竟不能使已死之豹借屍還魂。地中海區域的一些古文化──當其極盛之時，確有某些地方超過我們──傳到今天的都只是些死豹之皮。而我們的中華文化經過多次的虎變，豹變，至今卻仍是一隻其文炳蔚威震山林的活豹子！這樣不同的命運實在是各種不同的文化所自行招致的。地中海區域那些古文化，在其高度發展時，立論澈底，制度周密；其宇宙論、人生觀，以及應用到社會組織、人民生活、政治機構、生產技術各方面的規律技巧都有一定的形式，彼此配合嚴密，形成一個牽一髮可動全身的整體。儻若環境驟然大變，如經濟崩潰，或强敵入侵，便會手足無措，全盤癱瘓。五胡亂華那時候，我們終能用文化來馴化北方諸族而使我國進入一新的歷史階段。到了十九世紀，我們不斷地受到外來經濟、武力與文敎的挑戰而窮於應付，致國土日蹙，民生日困。經過百餘年的磨鍊，始由國父孫中山先生融會中西，以儒家學說爲體，配上歐美的制度爲用，而演成三民主義，建立中華民國。近年來總統蔣公更本孔子學說以倫理、民主、科學三大主題，來宏揚三民主義，復興中華文化。濟王道於將墜，宣聖學於不泯，我們傳統的文化蓋從此又氣象更新了！
根據上面所說的幾種事實，我認爲孔子在世界上所有聖哲之中仍然出類拔萃；這話應該信而有徵了。
今日世上比我們富強的國家很多，學術超過我們的也不少。可是一提到義利之辨，是非之分，社會之安定，與靑少年之較守規矩這些問題，大家便不約而同地首數自由中國。這無疑是中華文化之力，也就是孝、弟、忠、恕之敎所收的效果。足見聖人之言其利實溥而且遠！我因此纔在聖誕之辰表而出之如此。若自由世界的一些有識之士肯破除種族與信仰的成見，恕我狂愚，而對我這番話稍加考慮，則幸甚矣！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孔子誕辰紀念典禮中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