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人讀經祀孔談到孔子之道
從日本人讀經祀孔到孔子之道
自舊金山和約簽字以後，日本人學漢文的風氣，忽爾大盛（近且有在臺北請敎授往講昭明文選之事）。學校裡重讀論語孟子之外，更在正式恢復獨立的前一天擧行隆重的祭孔典禮。這一連串回到東方的擧動，若認爲是七年來被動學習西方所生的反動，似乎並不爲過。這並非說日本人要在政治上同美國唱反調，或是在經濟社會政策以及學術硏究方面脫離西方；那條死路，聰明的日本人是不會走的。這也不是說日本人將眞行孔子之道以「用夏變夷」，因爲「祭」和「行」本是兩件不相干的事。歐洲人攻城略地的時候，不斷地祈禱上帝；小偸竊物，大盜打刼之後，也常用隻鷄斗酒謝神──他們都祭得極其虔誠，但做夢也未曾想過耶穌釋老之敎。日本人的祭孔，只能作如是觀！然則他們何以要多此一祭呢？我想這是日本人想維持他們國家社會體制的原故。日本的社會組織同倫常觀念全以儒家之說爲依據。維新後，雖變法圖强，其社會基礎仍未稍動。這次原子彈同美金竟使他國破財盡，社會基礎也隨之動搖。於是乎躁進者左傾，老成者憂懼，而大多數無恒心無遠見的民衆則憤恨徬徨，無所適從，亂兆已萌，實無庸諱。此時而圖避免社會革命，只有尊重這社會來源之一法。統治者儘可身行盜跖之行，而被統治者必須口誦孔孟之言；這與納粹黨之日行不義而仍禮拜耶穌，蘇俄奴役農工而言必稱馬克斯的用意正是一樣。妙手的花兒匠慣會移枝接木，卻須小心培養原來的樹根──這纔是科學方法。日本人的讀經祭孔，也不過是政治上的施肥培根以便移枝接木的科學方法而已。
這辦法在日本能否行之有效，那是日本人自己的事，用不著我饒舌。我現在只是想藉此提一問題出來討論，那就是；我們這個東方社會的老根，千餘年來，久失灌漑，經歐風吹壞了枝葉，美雨沖散了土壤，近更遭北冰洋來的冰雹打得搖搖欲斷，此時再用那久遭廢棄，性溫效緩的肥料──孔子之道──來培養它，是否還能使它欣欣復榮，重生新枝咧？談到這裏，我以爲首須肯定孔子之道究竟是些甚麼，然後再進一步看它合不合乎現代，能不能與我們有益。
我們若掃淸歷代一些代聖人立言的學說（這些學說當然各有獨到之處，不過其曲解孔子，卻與中古歐洲寺院哲學之曲解耶穌無異），而直接從論語上來認識孔子的眞面目，當可確定他爲人類所樹立的最高標準是「仁」。這對於那以「恨」爲一切動力之源的蘇俄敎條，恰是對症良藥。不過這種極崇高的境界，絕非一蹴可躋，必須有種簡單明白的步驟，卽所謂「道」者，纔好逐步實行。孔子自己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加以解釋，說那種道就是「忠」和「恕」；這明明是指出「忠恕」爲人類走向「仁」的大路。我現不談「儒學」，不必討論「仁」是如何的境界；只是要考察「忠恕」二字是否切實容易，可行於當今之世，使一般人因而增加福利，減少鬪爭。歸納經書上所講的「忠」字，可知「忠」是律己的（「爲朋友謀而不忠乎」乃「三省」之一），不是責人的（「君子不竭人之忠」；）是自動的（「盡心之謂忠」），不是受命的；是相對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是絕對的；是昌言己見的（「敎人以善謂之忠」），不是屈服威權的。所謂忠於事，忠於友，忠於君，忠於國者，只是各本自己的理智，盡自己的能力，去做分所應做的事，幫理所應幫的忙，以報君報國利人利物而利己卽在其中。凡是於心不安於理不合的事，便寧死也不做。各人的職責不同，其盡忠的方式也就絕不一樣；比干死而微子去，子思留而曾子走，由也死而柴也來，周公懼流言而伊尹放太甲──那同是忠的表現。這正是自由民主的精神，人所應盡的本分，道理淺近。切實易行，縱有犧牲，也是近情合理。假使世上是非分明，責任專一，上無「浩蕩」之「靈修」，下有嚴正之「淸議」，我想社會上的多數人是不會不盡忠的。
但是僅靠一個忠字，仍安定不了社會。今日大多數的歐美日本人差不多百分之百地忠於職守，忠於國家，但何嘗能挽世界浩劫於萬一？所以「忠」須與「恕」相配，而後能去盡流弊。「恕」字的定義，孔子已經親口講過，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與基督敎所謂「以欲人之施諸己者施於人」，實屬醇疵大異。因爲人之所惡，大抵相同，人之所好，往往各異。自己不願意的事，便不對人家做，是絕無流弊的。譬如：自己不喜歡死，不喜歡受苦，不喜歡不自由，就不要人家白死，吃寃枉虧，或失去自由；這便是「恕」。假使人人如此，豈不殺機頓息？再加上一個忠字，便成全世界合作了。乃西方人氣盛好事，支配慾强，偏要把自己喜歡的一套玩意施於他人。試問人非全知全能的上帝，誰能說盡情地了解別人，更有誰敢自信他所見全對？奉巢由以天下，饋夷齊以「周粟」，用心固住，其如人之不適意何？從前劉邕嗜痂，最喜歡人家把瘡痂給他吃，這種嗜好，原無害於人。但是他若強迫所有的人都吃瘡痂，那能不致天下於亂嗎？三百年前的羅馬敎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誇的「白種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新近失敗的法西斯，現正猖狂的共產黨，都是要强迫全世界上的人吃瘡痂！一念之差，便成瘋魔，假使他們創造主義的時候稍存恕道，何至於擧世殘殺，不能稍休？
根據論語來講，孔子之道實是如此，這眞是平易近人，簡單易行，而且毫不悖於今日的科學精神和民治潮流。主義愈簡單便愈有力，愈平凡便愈少弊──這是値得注意的。中國社會好比一株樹，雖非奇木，卻曾有個時期長得氣勢葱鬱，不幸遭受歷代暴君流寇的砍伐，更受盡一些御用園丁的戕折，把好好的枝葉盤絞成怪模怪樣的龍鳳鶴鹿，弄得這參天古木再無力量去抵抗狂風暴雨，到今天，實是幹已半枯，根已大搖。好古的痴心倭腦，仍想保持那些黃葉虬枝當作盆景玩，狂徒們則要掘根毀幹，騰出地方來種他新從國外運到的怪樹。前者雖是護樹情深，但愛之非道，適以害之；後者孤注一擲，而所想種的新樹不合於中國的土壤氣候，根本是無法栽活的。當今之務，只有培根。等根定之後，再剪去那些畸形病態的枝葉，讓它好另發新枝，那時斟酌情形，巧接新枝，亦未始不可。培根的法子，第一是不要搖撼，第二就得施肥。外國的肥料當然好，不過一則價昂難得大量地用，二則那種化學肥料適合這古樹的需要，還須由專家詳驗性能，細酌分量，貿然亂用，直是白花金錢，浪費時間，「七年之病」再等不及去求「三年之艾」了！所以在化學肥料未硏究好，未能自己大量生產之前，還是應該暫用中國固有的肥料來救急，但一定要乾乾淨淨的「綠肥」，千萬別把那滿藏毒菌的穢物，從茅廁裏撈出來堆在樹下，去招致蟻蟲，來鑽蝕樹根！
（民國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新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