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不可毀也
仲尼不可毀也
「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自子貢說了上面這段話之後，兩千多年來，在我國歷史上，除洪秀全而外，還沒有出過其他自絕於日月的妄人。不料現在毛澤東卻在大張旗鼓底搞什麼「批孔」運動！像叔孫武叔那樣一個沒有多大權勢的人要作蚍蜉撼樹──不，那不只是撼樹，直是撼山──之擧，雖然見笑於人，尙無大害於世。若出於盜竊大權，僭號稱尊者的口中，則不僅要自速其亡，且將禍及天下！「殷鑒不遠」，在太平天國之世；毛澤東曾受過完全的中等敎育，諒無不知近代史之理；況且他是一個極工心計的人，何以竟走上這條死路？這倒値得略加討論。
毀謗別人的動機不外乎怨恨、嫉妬與畏懼三種。共產黨徒縱然善恨，也不至抱怨到二千年以前的古人，一個自願遺臭萬年的國賊也斷不會忌刻那視富貴如浮雲的先聖；所以毛澤東之反孔由於心存畏懼，應無疑義。他以詐欺、裹脅、滲透、顚覆的手段盜竊中國二十餘年，而迄不能內安民生，外睦鄰國，全靠「洗腦」、「整風」、「鬪爭」、「下放」種種殘暴力量以誅除異己，鎮壓人民。然而黨徒背叛之事仍時有所聞，靑年逃亡之羣更不絕於路。他認爲這些敢於冒九死以求生的人都是從傳統文化中得到的見識與勇氣，乃煽動那些無知童蒙，使逞其獸慾，破壞文物，毀滅倫常，犯上作亂，鬧得大陸上天翻地覆，幾年不停。其結果只是毀掉好些他自己的老伙伴，搖動了共產黨徒的自信心與團結力，增加了人民對他的憎惡，而使他更加自覺其朝不保夕。詎知他仍不覺悟，近來索興铤而走險，向孔子宣戰，想把中國文化連根鏟去，使全國人均自絕於日月，而永淪於黑暗之域。這實在是一個暴徒在生存絕望時所作的最後掙扎，姑作駭人聽聞之語以掩飾其心驚膽戰之情；這樣的些胡說是値不得一駁的。不過毛澤東推行這種運動實暴露了共產主義的弱點。我們大可藉此找出來他所最怕的到底是些什麼，因而運用那些力量來予毛共、乃至於一切共產黨，以致命的打擊。
世界上的國家大多數是反共的。半世紀來，不同的國家曾用過不同的方法來與之鬪爭──武力的征剿與圍堵，經濟的封鎖與互惠，政治的制裁與安撫，學術的論辯與合作，宗敎的祈禱與遊說──正反兩面的方法都試用盡了，而迄未能減少共產國家之兇燄，遏止共產主義之滲透；且始終是共產集團採取主動的攻擊，使整個自由世界應付得疲於奔命。這原因究竟安在呢？我們若要知道其所以然，便要從馬克斯的學說談起。馬克斯採取英國人過時而且錯誤的經濟理論，法國人怪誕而不切實際的社會構想，與普魯士政治專斷的傳統；然後以猶太人計算精細的頭腦，借用他老師黑格爾的辯證術，將那些雜凑的東西組織成一整套學說，而在字裏行間，處處顯示出猶太人在千百年壓迫下所養成的仇恨心理。那實在是集百年前西歐文化流弊之大成。後來列寧又將俄羅斯民族從東羅馬帝國及蒙古統治者所學到的毒辣陰狠的手法用到共產運動之中，而轉移那原爲勞工謀福利之革命目標，美其名日無產階級專政，實則實現其少數黨獨裁之野心。這種毒素傳到中國以後，毛澤東更把他從水滸傳中所體驗到的「八姦」、「七術」之技加入馬、列主義之中，那就是在「恨」、「狠」之外，再加上一個「詐」字；於是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者就變成他個人獨裁，以全民爲奴工而自命爲秦始皇第二了。共產主義發展至此，可算是已集古今中外文化流弊之大成！今日我們若欲將它徹底消除，就該先革去現有文化，尤其是由西歐產生的工業文化中的種種弊端。譬如治病，必須先去病根，然後能起死囘生。今將略論如下。
現在普及全球的工業文化有一主要病根，那就是牟利。天地間的利有限，而人的慾望卻無窮，勢必不擇手段地去爭。人與人爭的結果造成貧富懸殊與勞資糾紛，因而導致共產主義之產生。國與國爭的局勢引起資源與市場之掠奪及殖民地之經濟壓榨，而爲空前未有之共產帝國舖路。今日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的經濟政策雖大不相同，但其唯利是圖之目的則仍無二致；以此責彼，無異一羣拆白黨想懲罰那些明火執仗的強盜，自無成功之可能。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幡然改圖，徹底闡揚孔子所講的「九思」之一的「見得思義」，並普遍實踐他曾經列爲「三戒」中的「戒之在得」那一條。這樣就可使機械之力「不必爲己」，其生產之貨也「不必藏於己」了。擧世如此那共產運動便遭遇到釜底抽薪，失去動力，自會萎縮了。
近代文化的另一症源是種族誇大狂。這種病先從西歐的人害起，他們自詡爲天之驕子，把別的民族看成劣等，佔領其國土，掠奪其資源，奴役其人民，而反說那是「白種人的負擔」。用這樣「殘忍的幽默」來掩飾那萬惡的侵略行爲，因此引起其他民族的怨恨，而產生各地之極端國家主義，弄得大家都只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先後均厲行軍國主義以從事於蠻觸之闘；遂使共產大國利用民族主義以誘惑各弱小國家，而推行其空前之大帝國主義。共黨集團因此而日見擴大，竟造成擧世動盪，危機四伏的局面。現在歐、美各大國以及那毫無正義感之聯合國，無可奈何底爭先恐後，獻媚乞憐，以求暫時之免於熱戰。這是抱薪止火的辦法，自屬愚不可及。若眞欲挽囘狂瀾，應由那些大而且富的國家首先改變作風，從其內心深處，將種種優越感消除盡淨，實行孔子「禮讓爲國」之訓，而以「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態度對待各國各族的人，以經濟合作代替政治領導，以科學合作代替軍備競爭，有無相通，患難相助，使祥和之氣日增，仇恨之念漸泯，則共黨無所施其狡計，也就會「鷹化爲鳩」了。
西方文化還有一缺點，就是它根本沒有恕道。他們一向盡力發展自己的潛能，擴張自己的力量，視自我爲宇宙中心，而用自己的尺度來衡量別人的言行。這對個人來說，已非處世之道，若推行到國策方面，則勢必以自己一時的好惡來支配弱小國家的命運。用合作之策而開干涉之端，假援助之名以行控制之實，浸假遂以友邦爲衞星，視盟國如附庸了。像這樣就造成今日兩大集團對峙的局勢，彼此互不相下，乃力謀勢力之均衡，於是二千多年前蘇秦、張儀所玩過的那套把戲遂重演於今日之國際舞臺！此談自由，彼誇平等，各自販賣和平，以引誘小國入其圈套。也許他們眞相信「以己所欲施之於人」是一種美德，殊不知人非全知，誰能盡情地了解別人，更誰敢自信所見全對！奉巢由以天下，饋夷齊以周粟，用心固佳，其如人之不願接受何？那劉邕愛吃瘡痂，他儘可一個人自由自在的享用；但是他若強迫全世界的人都吃瘡痂，那能不致天下於大亂麼？大戰中失敗的法西斯，大戰後崛起共產黨都是要威脅利誘擧世的人去吃瘡痂咧！要想根絕這一類主義上的鬪爭，只有提倡恕道之一法。「恕」字的定義，孔子曾親口講，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與西方所崇尙的「以己所欲，施之於人」的敎條實屬醇疵大異，因爲人之所好，彼此不同，而所惡則大抵一樣。自己不願意事，不對別人做，是不會有流弊的。譬如：自己不喜歡死，不喜歡受苦，不喜歡不自由，就不要使人家白死，不要騙人家吃寃枉虧，或竟喪失自由：這便是恕。若能人人如此，豈不殺機頓息，還會有共產黨存在嗎？
總而言之，共產主義是從工業文化中生出來的病。西歐初生此病本非一朝一夕之事，所以它同時也產生了抗毒素，使它雖受其困擾而未被其斷送。不過這種文化病只有文化藥纔能醫治，歐美人一天不革新他們的文化，便永不能除此病根；帶病延年，終是難得長命百歲的。東方文化本來無此病根，自然沒有這種抗毒素，忽然意外地遭其侵襲，遂至抵禦無術，幾乎爲所呑噬。其實我們固有文化中原含有好些足以消除這種毒的因素，特久藏未用，功效大減，必須厚加培養，方能使其大量發揮潛力耳。總統蔣公見及於此，乃有復興中國文化之舉。從前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便能挽五代之頹風，開兩宋之新局。我們今日對症下藥，只要從論語中拈出「義」、「讓」、「恕」三個字，將之切實推行，便不難消滅共產邪說，完成建國大業，可使中華文化邁進一步，而不讓趙普專美於前矣。不過現在共產邪說幾乎已經傳播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某一區域的淸除並不足以阻止它在他處的發展。要完全消滅這種毒素，實非改進現代西方文化不可。如何推行孔子之道以救工業文化之弊，竊願西方有識之士深長思之。
（「中央月刊」第六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