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學說的門徑演變與我國科學的發展和停頓
孔子學說的門徑演變與我國科學的發展和停頓
孔子學說是我們文化的根源，自然科學是我們今日必需的知識。這二者是可以互相爲用，相得益彰的呢?還是在方法和精神方面，根本各不相同，無法併行不悖呢？這實在是我們今日所急須弄淸楚的問題。
科學是什麼，我們都知道。至若孔子學說的內容，則子貢也認爲「夫子之牆數仭，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可見和子貢同時的人們能進入孔子學說之門的已是很少。在去古甚遠，文獻不足的今天，要澈底明白這位大成至聖的一切思想言行，自是千難萬難。走進門去，雖不可能；從外面認淸那大門的方向形式，更從門縫裏去窺探那門內的走路，石階和宗廟坐落的方位，總應該可以勉强做到。所以現在卑無高論，只談孔子學說的門徑，至若微言大義，只好俟諸來哲。
要探尋孔子學說的門徑，應先看孔子所最重視的是什麼。論語把「學而時習之」當作第一句應該是有深意存焉。況且孔子講到「學」字，還有下面幾段很足以發人深省的話：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思而不學，則殆。」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根據這些話來肯定孔子是以具體的實學，不以主觀的空想，爲入德之門，應該是不錯的。那麼，孔子所重視的「學」究竟是些什麼？要學那些東西，又該是如何學法？曾子同他的門人們曾經做了一篇「大學」，專講那兩個問題。他們認爲孔子的學問是「以修身爲本」，進而做到家齊、國治、天下平──那便是所謂「明明德」的「大學之道」。至若如何方能完成修、齊、治、平的功夫，卻要「知所先後」，按着一定的階段做去；大學上很明確底說出來：「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物。」先「格物」而後「正心」，很明白地將心、物對擧，可見這裏所謂「物」是指人世間的一切實實在在的現象、事件同問題而言，與一個人內心的觀念無涉。這樣以實物爲硏究的對象，不正是近日的自然科學嗎？由此可見孔子的學問是從自然科學入手，然後根據並歸納那些眞確的知識，去進一步作哲理的探討，也就是說須先盡人、物之性，才可望「贊天地之化育」。這和古希臘的思想家所採取的途徑實在完全相同。因此孔子自己「不語怪……神」，「罕言……命」；絕意，必，固，我，而處處求「徵」取「信」。他因爲杞、宋「不足徵」，便不多言夏、殷之禮。他讀過周朝的典册，學過周朝的禮、樂，親「入太廟」而且每事都問過，才決定從周之文。他「多能鄙事」，「多見識之」，能够辨萍實，識商羊，知這「月離於畢」，認得肅愼氏的箭──凡此一切都是科學知識。他除了「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外，還能「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眞是集春秋以前的人文科學同自然科學的大成。可是他仍然好問不倦，愼思闕疑，並鄭重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敎導弟子，像這樣毫無成見地去廣求實證，非科學方法而何？這是從論語、學、庸中的記載證明孔子學說的門徑是格物致知，那就是今日的自然科學。若捨此第一步工作不做，便侈談那「不可得聞」的性命之學，便是不知先後，遠乎道矣了！
現在再從歷史上看我們兩千年來科學的盛衰是怎樣和孔子學說的流傳演變發生過極其密切的關係。經戰國，到西漢，諸子百家的學說大都融會到儒家之中，而尤以陰陽家滲透得最深；下至唐、宋此風未變。像鄒衍、董仲舒、張平子、張仲景、郭璞、葛洪、李虛中、沈括那些人都「欲知萬方」而「止乎仁義」，一律以格物致知作他們做學問的門徑。所以自東漢以至南宋，我們的數學同應用科學能在世界上佔第一位。我們用磁石定方位，用煤和瓦斯做燃料，用礦石同礦酸做藥，都遠在西方人之先。日用的紙和磁器，雕板同活字印刷，船尾的柁和航海的指南針，水力的發動機同爆炸的火藥，拱孔的石橋和鐵索的繩橋，堤墉水閘，花織機，尤其是鑄鐵的技術，都是中國人的發明。這些科學上的技巧增加了工農的生產，也就展開了海外的貿易，自東晉以至晚唐，中國的商船佈滿了東南海、印度洋，直至波斯灣同尼羅河一帶。後來這種海權雖一度爲大食所奪，然自南宋起，我們又重掌海上的航權，逹數百年左右；彼時航線遠至東非，並伸入非洲內地。歐洲人所自誇爲葡萄牙人所發現的航路，其實在好望角以東，都是中國人航行過數百年的老路呢！馬可波羅自彼時歐洲商業最盛的威尼斯遠來中國，到了五年，忽必烈纔統一中國。他所見到的揚州、杭州、泉州一帶的城市，當然都是久經大變，元氣未復，但他已經覺得是向來未曾想到的繁榮世界。他後來寫實的紀錄竟令歐洲視爲神話，可見中國在十三世紀的物質文明之高。喪亂之餘尙且如彼，則承平時代的中國該是發展到何等的地步！這都是格物致知的成績。這千餘年的學人縱然未能實現長期的治平，可是對於孔子學說的第一步總算是發揮盡致，大有貢獻於國家民族了。
不幸的是宋朝所盛行禪宗──聰明絕頂的人所想出來的一種極其偸懶取巧的方便法門──逐漸影響到少數的讀書人。他們厭故喜新，避難就易，認爲格物致知是「務外遺內」，「博而寡要」；乃另倡「吾心卽是宇宙」之說，以爲「師心自用」便可「盡人之性」，「不辨菽麥」，也能「盡物之性」。這種純粹惟心的學說在南宋還頗受指責，流傳不廣；可是到了十五世紀，又有新起的生力軍加入，竟至風行一時。一般知識份子相率「尊德性」而廢實學，求定靜而談玄理；自然科學的硏究從此遂停，客觀的眞理從此遂泯，大家各憑其主觀的成見，去作些永無定論，倶乏實證的詭辯，談空說有，各逞機鋒；弄得黨爭不休，是非殽亂，人無恆心，善惡莫辨，學術界的作風如此，還有什麼正心誠意之足言，修齊治平之可能呢！這便是明末以至今日，中國文化日益低落的實情，能說不是由於曲解孔子學說之故嗎？中山先生有鑒於此，纔大聲疾呼底倡「知難行易」之說。我們要承認知難，纔曉得格物致知的重要；曉得格物致知的重要，便應該努力於自然科學的硏究。今日要闡揚孔子學說以振興民族文化，實應以此爲入德之門。等到入門以後，方能做那第二步誠意、正心的工夫，以期達到通心、物之變，明天人之際的境界。到了那種火候，便退可潤身，進可濟世，孔子學說最後的階段，所謂修、齊、治、平者，庶幾乎有依次實現之可能矣。
（民國五十年九月二十九口•中華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