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思想探源
中國古代思想探源
臺大文代會和文學院六學會聯合籌備了一連串有關中國文化的討論會。這是很有意義的活動，所以本人應邀來作個簡單的談話，表示個人對此活動的支持與鼓勵。主持的同學本要我談談「中國文化的本質」，此題目在十幾年來我已公開講過七八次，發表過的文章也不下五六篇；又並沒有什麼新的見解，因而我想避重就輕，簡單地講講「中國古代思想探源」。
文化的產生，必須先有思想；具體文化是抽象思想的表現，有不同思想，始產生不同的文化。探討中國文化的特質，必先了解中國古代思想，看它與其他文化有何不同，看它如何形成不同的影響；因爲在中國思想史上，這種種思想早已成爲中國文化的本質了。所以，探討思想起源，乃是討論文化本質的第一步驟。
人是自然中的生物，不能脫離自然而生存；因此，各地區的思想、文化形態也無法與自然脫卻干係。人類首先是適應自然，利用自然，以形成維持生存的基礎文化。然後，便更一步地想對大自然作一解釋，想認識自然現象之所以然；這種好奇求知的心態，就是精神文明的高等文化產生的原因。
我今日的講題旣是「中國古代思想探源」，何以特別提到文化特質呢？因爲各種族的人都有思想，都屬人類，故其思想總有相同之點；又因彼此環境的差異，故其思想亦有不盡相同之處。這不盡相同的思想，乃慢慢形成其特殊文化。今天談此題目，凡涉相同思想所產生相同的文化，則略而不談。
最原始的時候，人類思想簡單，其間沒多大異同，我們從發展於歐洲、亞洲、非洲的石器、古代器具及雕刻等加以考察，只有時代不同之分，而無地區不同之別，可得證明。人類漸次進步，文化從簡單趨於複雜，各民族乃分道揚鏢，各自發展，於是彼此懸殊的思想也逐次形成。那麼，中國的特殊思想何時形成的呢？這問題十分難以取決，我想就從有記載的時候談起吧。因爲思想是抽象的──抽象之物，我們無法自古代殘留的一點遺物中獲得完全的理解；只有等文字出現以後，由古人自己的記載中，才能知道當時文明發展的情形。
藉著古物的挖掘，我們可確切地證明中國歷史是從殷商開始。當然，殷商以前已有幾千百年的歷史文化了，從殷商時期的精美藝術品、繁複的祭祀與文字的發展，在在可看出那是長期演變後的斐然成績。可是那一千年究竟是怎樣的情形呢？我們實在找不到確切的材料可資說明，盤庚遷殷以後有些後起的傳說，但我們不敢說那些東西可靠，雖然我們也無法肯定那些傳說都百分之百的不可靠。因此我們無法詳說殷商以前的文化狀況，因爲當時的藝術、器物、文字記載現在都看不到了。有人應用湯之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認爲這是成湯時的銘文，代表成湯時的思想。但在單辭孤證之下，這話是否眞出於成湯時代，又僅憑此三句話可否完滿表現成湯時代的思想，我們實在不敢略置一辭。當然，有關三王之道，有關伊尹、太甲的傳說很多，但我們都無法確信──固然也無法悉數否認。可是若果以此代表商代早期的思想，我們實在不敢，那麼成湯之前就更不必說了。
比較可靠的史料是殷墟出土的卜辭。但卜辭的性質在占卜，是問吉凶、氣候、祭祀上的東西，並未曾涉及其他，因此我們無法自卜辭上看出殷商人的精神思想。當然，我們也可從而知道商人是崇拜祖先的民族，相信祭祀祖先的宗敎；他們相信靈魂不滅，相信鬼神，相信鬼神掌管人類的禍福，因此有很繁複的葬禮、祭禮。當然是一種精神上的思想；但相信鬼神，相信逝世後靈魂不滅的思想並非殷商人所獨有，許多其他民族都有。也許商人其他思想的記載，以後可有更多發現，但現在沒有；現在有的都是關於祭祀、占卜的東西。就現有的甲骨文資料，還無法尋繹出很高深的形而上思想。
現在只能從商書中取材，商書中比較可靠的是盤庚三篇。盤庚三篇是將遷新都時，民不適有居，於是盤庚召集領袖人物及一般民衆的訓辭；其中雖無深遠道理，但尙可看出一點，是古書上第一次顯現的意識，那就是「天命」。盤庚再三強調「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又說「天其永我命于玆新邑」。可知盤庚之前或盤庚當時殷商人已有進一步的思想──那就是他們已從敬拜祖先的宗敎中尋出更高的根據，在祖先之上有天，而將天置於很高的境界，承認統一天下的主宰是天；人類的遭遇乃由天所治理、天所孕育，所以人類必須明白，掌管國家、人民的吉凶禍福者皆在天。所以盤庚說：「天其永我命于玆新邑。」他禱吿希望天所給的新邑，能使民永命于玆；所以他說：「先王有服，恪謹天命。」
盤庚時的宗敎思想是比從前「敬謹祖先」的時候高多了，不過就神學的意義上說，仍不能與同時的埃及相比。盤庚的時代約是西元前一千三百多年左右，與他同時的埃及王易克納唐（Echanton或Akhenaten或Akhennaton）也從事傳統宗敎的改革，他所承認的最大眞神就是盤庚的「天」；他認爲人類都在天神的保護、護育之下。眞神以太陽光及熱能爲象徵，以光明爲威儀的表現。不但所有人類，乃至於一切生物也都蒙天神光明的賞賜；神之愛世界上的生物，猶之父母之愛其子女──這是「天父」一詞首見於人類的記載。反觀盤庚，雖則他也提到「天」、「天命」，可是除了「人之禍福繫於天」的認識外，天的其他性質，天如何傳播其命？天是否一如易克納唐的眞神般的垂愛人類、鍾愛一切生物？他都未曾說及。盤庚的認識境界恐怕沒有易克納唐高。
盤庚的宗敎思想固較從前進步了，但依然未能顯出中國思想特異之點，僅靠這點尙不足以說明中國的道德與文化。商朝一代思想，我想暫時不講，因商書上的材料不够；我們從周書的記載討論起。周朝，是中國歷史的轉捩點。固然，西周初年的藝術作品、銅器製作，似乎不如商人的精美。但如所周知，各民族自有其立國根基與精神，自有其特別作風；周代遺物可能不如商朝末年精緻，然而精神內涵上，他卻是進步的。
我常想，孔子「言必稱堯舜」，然而他對堯舜的認知實際上卻空泛得很：「大哉，堯之爲君也」，堯舜的思想若何，他未有稱述；所以我以爲孔子對堯舜及以前人物的景仰，都非屬哲學的，哲學上他所景仰的是周公。他說：「周公之才之美」，特別稱說周公的才與美；他年輕時常夢見周公，而年老時感嘆著：「已矣乎，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可見他對周公的崇拜與景仰。他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恐怕都因崇拜周公的緣故。
武王敗商之後，不久就死了，那時天下並未安定，於是綏靖天下，奠定國基的重責便落到周公身上。周公不但在商周交替的時候建立新朝代，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新文化；其新文化且成了中國人數千年不可磨滅的思想。
周公東征以後，他開始運用政治手段來穩定、鞏固周朝的立國基礎。例如他一方面封微子以收拾商人的民心，一方面又將頑固、死硬派的商朝富貴公族遷到洛陽，並且把周朝的大本營向東擴展等。但最重要的，他必須向上尋求一個更高的根據，證明並非周朝蓄意翦商；唯有如此，商人才可能完全臣服下來。這一點，他煞費苦心；他是西方民族，與東方民族的商人是不同的，但爲了政治的更高理想，他接受商人舊有的宗敎觀念──天命。從周書上一些誥語，如酒誥、周誥、康誥、召誥、洛誥等，都可一再看出周公經營的苦心。
天命是從盤庚開始講求的，是商人所接受的。周公首先利用商人所接受的天命而加以引申，於是他說天乃至公無私；夏朝德殷政明時，天命加在夏朝之上；一旦夏德敗壞，德政不行，天命便轉給成湯，商人替代了夏朝。商朝的成湯、帝乙等，都很敬重天命，又很謹愼的修德，故而他們的壽命也都活得很長；然而殷代末年，政治腐化，惹得天怒人怨，於是「天降商殷虐，罔安矣」。因爲天下百姓都恨怨你們，所以天便降禍災給你們，不再愛護你們殷民了，正如祂以前不愛夏民一樣。同時他更强調「我祖先考文王」，「克懿於天命，不敢侮鳏寡」。他强調文王的修明道德──不敢侮鳏寡；對社會上的人民，卽使是最可憐鳏寡孤獨，喪妻的、喪夫的，他都不敢得罪他們，渺視他們。因爲文王如此的愛民，所以「天乃降大命於文王，殪戎殷」。是天把給商的命換過來給了周，是天叫文王把商滅掉。他這樣的意思是表示天只有一個天，是殷人之天，也是我周人之天；這個天從前愛夏、愛商，現在愛周了。這表示並非我周人強行奪取你殷人的天下，乃是你自己德行不修，所以天不要你了。因此他再三安慰殷人，强調天命的不固定，殷人必須自求多福，只要勤於修德，那麼你們仍然大有可爲；再三勸吿殷人不要緬懷於過去祖先的光明德行，靠祖先的威力與祖先了不得的光明，乃是對光明的曲解；惟有「自求多福」、唯有「聿修厥德」始能得天之喜悅。
周公一方面向殷人表示，乃天命于周，並非周人無理强求而得天下。另一方面他也一再以此觀念來禱吿祖先，吿誡姪子，要成王以殷人、夏人爲借鑑，要成王努力修德，愛民畜民，謹愼天命。雖然這是政治的措施，卻收了很大的效果，使得周朝國基因而穩定下來。
由周書上周公對天命的解釋，我們可看出一些中國人的最基本思想：
一、 關於中國人的宗敎思想
古人對自然界的解釋，對人本身的解釋，都包含在宗敎裏面，所以宗敎觀念是古代思想的淵源。周人最高的神──天，對後人有何影響呢？他最大的影響便是產生漢人所謂的「天人感應」思想。漢人所謂的「天人感應」與屈原在離騷中所說的：「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其實是同義的。都表示皇天是沒有私心的，祂不會偏愛或偏惡於任何人，只要是心存忠義，行事正直的人，不需要你去哀吿，也不需要你去承認天的小大、能力，祂都會護祐你；若是你不肯盡自己的職責，不行正義之事，則無論如何豐厚的祭祀，如何的哀禱，天亦將棄絕你。因此，像孔子生病時，有人建議他要禱吿於上下神祇，他說：「丘之禱久矣。」這是說平素根據天意行事，已仰不愧於天，俯無怍於人，無需再向天祈求什麼了。孔子的這種態度，便是千百年來中國人的典型。
易經旣濟爻辭上有句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據韓愈說這爻辭是周公作的，我想很有可能；東鄰指商朝，商朝是東方民族；西鄰指周朝，周朝是西方民族。卦之有爻辭，大槪在文王前後；而文王還是商朝的臣子，他是個謙恭的人，斷不會用東鄰、西鄰這種字眼。周公東征以後，天下統一，已無所謂的東鄰、西鄰了，且東征以後，他想儘量消弭兩民族間的鴻溝，將其融合成一體，所以也絕不會再用東鄰、西鄰的稱呼。由此推斷，這爻辭是武王預備伐紂時周公作的，從那時看，武王還不一定不承認商紂的統治權，故而以鄰邦相比：你在東，是東鄰；我在西，是西鄰。這話就表明了周公的態度，東鄰殺牛，殺牛祭神，是最大最鄭重的祭祀了；但卻不如我們西方的周殺豬的禴祭更得神明的悅納。這裏周公的態度與周書中的略有差異，這裏他認爲天命與人的關係是交感性的；而且天人的發生感應並非有意的，它是天然的；我這個人好，天就喜歡；我這個人不好，天卽不喜歡我。天人相感，一切都繫乎個人的行爲，並不因祈禱、祭祀而 有所改變。
孔子這種「丘之禱久矣」的宗敎態度對後世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二、三千年來，中國人對任何宗敎都很尊重，因爲在我們看起來，凡是宗敎信仰都一樣，不同的宗敎只代表不同的名詞；只要我好好作人，任何神祇都會保祐。所以中國人對於任何宗敎──佛敎也好、囘敎也罷、基督敎、袄敎、摩尼敎都好──我們一槪歡迎，只要不與道德行爲相違背。因此世界上許多地方常因宗敎而發生軒然大波，可是中國三千年來，除了幾位以「武」爲諡的皇帝對宗敎有些偏頗外，社會上從未曾鬧過什麼「宗敎改革」；爲宗敎而犧牲的是有幾個，但從未曾因宗敎而發動戰爭，作成千上萬的犧牲；未曾爲宗敎而自相殘殺。這是世界任何其他國家所不及的。而這種宗敎態度的最早源頭，我認爲卽是周公的天命觀中的天人交相感應。
二、中國的民本觀念
周公說：「天道靡常。」那麼天道的軌轍如何呢？天乃是根據人民的反應而行其命。周公說得很淸楚，殷朝末年不能保護人民，以致天乃降命文王以殪戎殷；夏朝末年不能保護人民，天就將夏命給了成湯。所以，民意乃是天命的標準。將天命、民意統合起來，以民意代表天命的說法，卽是「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種產生於西周初年的思想，卽是以民爲本，「民爲邦本」之意。所以從周朝一直到現在，中國始終是民有民享的國家。這現象是中國政治史上最精彩的地方。
三、宗敎道德化與政治道德化
周公再三强調，天之所以降命文王，乃因爲文王能立德，能够「於緝熙敬止」。大雅上有文王詩，有人認爲是周公作的，我想這很有道理──卽使周公那時戎馬奔馳、政務繁忙，無暇作詩，至少此詩也是本周公之意而作，因爲詩中的話與周誥中完全一樣。例如他安慰殷人「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勸殷人「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等是。從周書無逸篇中，周公說人的壽命短長都由於天命，他說殷朝的英明之主都得長壽，德愈昏則壽愈夭。當然，周公這種人之壽夭與品德成正比之說是否爲鐵般的眞理尙屬難言，至少他勸人修德，勸殷人「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以此則能長壽的理論，乃是中國人宗敎道德化、政治道德化的開始。
我們知道，原始宗敎是沒有什麼道德可言的，像從前的部落神，通常只發展自己的部落，常要獻身祭神以表示信仰的虔誠；原始宗敎幾乎沒有不要殺人，以人血祭祀的。不說商朝以前的殉葬，卽使到春秋時，文化較落後地區仍殘存此等祭祀，左傳上有好幾宗。可見原始宗敎常令人感到殘忍、暴力，無道德意識可言。周以後，宗敎道德化了，所以孔子公然宣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若在商代，根本就以眞人殉葬，且殉葬者動輒數百人，才不作俑呢！自歷史演化上看，作俑已是大大道德化了，因爲用以殉葬的只是像人的俑而非眞人了。孔子是更進一步，認爲像人的俑已與道德不合，要求更作改革。宗敎道德化是思想的大進步；羅馬帝國所以棄其舊有宗敎而代以東方猶太人的基督敎，就是因爲基督敎已道德化之故。
其次談到政治道德化，周公認爲夏商之亡是由於不道德，文武之興是由於修養道德。自此之後，諸家學說：無論儒家、道家……無不勸人爲善的；固然法家對某些方面另有新見解，但仍有其道德，譬如講忠、講勇、講勤等，可見仍並非不講道德的。所以說宗敎道德化、政治道德化是從西周起，一直傳下來。儘管歷代帝王都只用權術，都內多慾而外飾仁義；但他們假也都往好處假，一個政治領袖敢於明目張膽地破壞道德，在中國也只有從毛澤東開始。卽使朱元璋這個男盜女娼式的人物，在他卽位當皇帝以後，嘴裏也講道德。當然，我們可以批評中國人如此做完全是僞君子的表現；可是我總覺得政治上假仁假義的僞君子總比西方人全不講義氣、只講強權的眞小人好些；因爲僞君子多少總還顧忌一點人情事理，還有一些人性；眞小人則全無人性可言。
四、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周公所作文王之詩：「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此點影響亦甚大，不靠祖先之德，惟要自己修德。所以他又說：「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自求多福」四字實在太好了。此語使人民不再存僥倖之心，以爲向上帝禱吿向神明祈求卽可得福祐；相反的，此語使人意識到福祉並非外求的，乃是自求的。這句話使中國人開始注意、尊重人性的尊嚴。因爲福祉乃自求而得，所以孟子說：「人皆可以爲堯舜。」又說：「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天下事皆我自己所造成，責任理當由我自己擔負，又何必爲未來而煩憂？我覺得這是中國人非常偉大的思想；禍福都緣由自取，這是東西文化上基本不同之點。古代以色列的希伯來人，他們認爲人都是有罪、墮落的，從人類始祖的亞當、夏娃起一直就是墮落的；所以亞當、夏娃的最後意義乃是待罪之身，人類自己無法解脫，唯有無條件地順服於上帝之下，投靠耶穌基督的慈悲，我們庶幾僥倖有望，可免墮落於地獄煉火。在此種思想之下，人類的未來完全操縱於宗敎之下，人類永遠沒有希望，我們的命運操之於外太空一個冥冥的、看不見聞不著的上帝手裏──若果上帝是住在外太空的話。我們且不談文化層次的高低，此非我能力所及；我們只就自己的習慣來看，中國人將命運操於自己手中，一般人都抱著「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態度去承擔其後果，這是西方民族所不及的。
當然，以我的經驗看，我並不完全覺得命運完全操在自己手裏，甚至可以說歷史事件的發生常是偶然的機會。例如奧國太子被刺，第一次世界大戰因而爆發，這完全是偶然，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不過別忘了，雖然我們能從歷史事件的發生上找證明，但人類的歷史不過僅有二、三千年，最多亦不過四、五千年，這四、五千年光景在宇宙中不過是一霎那的時間，從這霎那間想看淸人生的因果循環，那結論是不大能確切的。所以，如果將時間拉長，我仍相信「自求多福」這話是對的。從前那些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人物，像亞歷山大、凱撒、成吉思汗，如今安在？他們辛苦所創的帝國又安在？可是我們中國人卻依然獨存。中國人一直是又窮又阨的，卽使富强，不過曇花一現而已。而這窮阨多災的國家依然存在，仍然是文字相同的民族團聚一起，人數仍是世界最多的。這一切是爲什麼呢？什麼因素維繫著中國人呢？我想原因很多，而「自求多福」是重大因素之一：因爲我們這個民族相信自求多福，所以每在山窮水盡時，我們的自信心能不動搖；雖則短期內遭人凌侮，終究總能翻身過來，克服強敵。總統常說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就是從「自求多福」加以引申的，這思想增加我們的自信心；不靠任何外在力量，不必求任何人；靠自己，我們終將有望的。我想這一點又是我們文化精神很特出的地方。
五、天命靡常──變的思想
文王詩中周公說：「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靡常四字又表示中國人的特殊思想。世界上的哲學有二種：一是自希臘人巴門尼德（Parmenides）一路發展下來的，認爲宇宙間存有永久不變的眞理的不變哲學；此學說傳播在整個歐洲及西亞一帶，因此西方人一直在尋求最終極的眞理，西亞一帶的宗敎也是在求最終極的眞理。一是由中國人「天命靡常」衍生的變的哲學。
常者，不變之謂，韓非子釋常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生而後衰者」都不可謂之常，惟有「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始得謂之常。「天命靡常」，天命不是固定的，永遠非固定的，所以中國人講變的哲學，「不常」當然是「變」的。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歷來對這話的解釋很多──但今天我們讀古書，除了訓詁，講求其字面本義的訓釋之外，我總覺得我們要以自己的思想、判斷去理解，不必非據漢人的注或魏晉人的注不可──我們不歪曲地解釋，老子此語的意思是：「凡可說出講出的道，都不是固定的道。」進一步老子更認爲「反者道之動」，道是動者所反，這很合乎物理學：原動與被動相反，一個是action，一個是reaction，是相反相對的。所以老子講高下、長短、大小相對之理，他想找出一個變動的軌跡，一個變的哲學。他特別注意到推動之理，他認爲世界上的東西都有剛柔之別，而此槪念的代名詞很多，還有所謂陰陽，以陽代表剛，以陰代表柔；有所謂和平，以平代表陽，以和代表陰。名詞雖多，但變的原則是一致的，那就是「以剛以柔」，靠剛柔相推動而變；用物理學名詞解釋，那就是吸引力與排斥力的相作用，便產生變。在他看起來，形而上的是道，形而下的是器，化而太極是謂變，推而行之是謂通。形而上的道是精神文明，形而下的器是物質文明，精神物質融合而生新文明是謂變，將變推而行之，實踐出來謂之通。這就是他所尋出來變的軌轍。
中國人講求變的哲學，到漢朝更加明顯，他們是完全接受此種觀點的，陰陽家講五行相生相剋，就是試著用當時所謂的科學方法──一種不完備的科學方法來硏究變的哲學。西方人硏究不變，所以他們要找出不變的眞理，於是他們發展了理論科學；中國人硏究變，所以不費力去尋求科學家所謂的眞理，所以發展了實用科學。從漢朝到南宋，中國在應用科學方面，如：數學、天文、工業、建築、水利工程、醫藥等都遠比西方發達，可是中國人始終未曾發明過一條科學的定理。李約瑟（Joseph Needham）(名著為Scei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科學歷史中曾分析其原因，可是我不贊成他的理論。我認爲這是思想的關係：因爲中國人承認變的東西，根本不承認世界上有所謂不變之物。
世界上眞有不變的眞理嗎？科學上所謂的科學眞理，一旦時間、空間變換，比方移至太空、外太空之後，是否還能成立，我很懷疑。從前亞里士多德很瞧不起歷史，他認爲歷史還不如小說，小說中多少還有一點眞理，歷史卻是每日變動的。中國人因爲相信變的哲學，所以對於歷史的記載就很注意，很詳盡，因而在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上有很高的成就，不但比埃及、印度人高，還比西方人高。試看從羅馬帝國到商業革命前的一千年間的天象學，中國人記載得很詳細，若非如此，則此千年間的天象就無法硏究了。中國之所以有完整的歷史，就是因爲中國人認爲歷史是變的。這是中西很大不同之點。當然，我們努力硏究變的方向、變的痕跡，是否能得出結論，那是個大問題，也許永遠硏究不出來；不過，這乃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大特點。今天我就簡單的談這四、五點，我認爲中國思想特點從西周初年形成，其代表人物是周公；至於周公之前是否有其他代表人物，恐怕有待新資料的發現。到現在爲止我們所知道的商朝的東西，其境界還沒有周公的高；對後世影響，最重要的還是周公。一時憑記憶所及，我只能講到這些，雖然不見得全對，姑且發表我的一點意見，大家不妨作進一步的思考、討論。
（本文係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七日在「中國文化討論會」演講的演講稿，由李淑婉紀錄、謝隆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