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
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
試將中華民族的文化與世界上別種民族的文化相比，一定會發現有許多相同之處，亦有許多不同之處；這些不同之處，便是中華文化的特殊之點。今天只提出其中的特點之一，來與各位討論，那就是與中華文化之持久性有關的一點。今日世界上文化最老的民族是中華民族，發展比中華民族更早的文化及那些與中華民族古代同時形成的文化，現在統統已經消失，成爲歷史上的陳跡，惟有中華民族的文化至今還是活的文化；中華文化能保持如此長久，自有其原因。
有人認爲古代中國四周皆是文化較低的民族，他們無法破壞中國高度發展的文化，因此便說中國由於位置好，所以能長久保持它的文化；這種說法，我覺得似是而實非，高文化並不見得不能被低文化所破壞；例如當羅馬人征服希臘的時候，羅馬的文化實不如希臘文化，但是他們卻使希臘文化的發展變了質。又有人認爲中國人口多，入侵的外國人口少，所以自然而然地被中國同化，此話也不盡然，世界上統治階級不見得要比被統治階級多才能不被同化；如西班牙、葡萄牙人之於中、南美洲，都是以少數人消滅了舊的文化。由此可見，以上兩種說法均不正確。要討論此一問題，應從文化本身講起，文化的興衰存亡自有其內在的因素，並非純粹由外力影響所致。文化能經過各種挫折而依然存在，那是它的本身具有歷刼不衰的優點，這種優點，也就是中華文化的特點。人們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之中，很難發現自己的文化有何長處，有何弱點，正與身在廬山而不知道廬山的眞面目是一樣的道理，因此我今天願就「中華文化之特點」略加硏討。
在討論此一特點之前，我們先要了解中華文化之最高精神境界爲何？中華文化之最高精神境界就是孔子所說的「仁」。老子之「慈」，墨子之「兼愛」，就實施方法講均有毛病，不如儒家之「仁」之毫無流弊。其實這種高遠的意境，固不獨儒、道、墨三家有之，外國也有類似的哲學，如佛敎講「慈悲」，基督敎講「博愛」，都與中國之「仁」或「兼愛」相去不遠；這可說是東西聖人的理想與其敎化之最後目標實均相差不多，但其推行的方法與步驟卻大不相同。因爲方法、步驟不同，便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文化。中華文化所標擧的「仁」固然是很高的德目，但卻是從近而易的地方著手做起。論語上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明示對父母要孝敬，對兄弟要友愛，這就是中華文化的基本。西方人實現「愛」的精神，其方法與我們不同，他們是根據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諸人學說，以「義」爲起點。「行而宜之之謂義」，那就是是非分明，一切擧動都正正當當，對人接物恰到好處。但是何種行爲是正當的，則很難判斷，因爲人們的觀點不同，立場互異，見識高低有別，環境之順逆懸殊，在在都足以影響人的言行。堯、舜、湯、武同爲聖君，伊尹、比干均屬忠臣，義的標準究將怎樣確定？必不得已，只好由執有威權的人，以客觀方法硬性地定下某種標準，讓大家遵守。這種標準卽是規定人與人間之各種關係的「法」。「法」所定的條款並非每個人，或每個民族都是一致主張的；但是一經定出，任何人就得犧牲己見，遵守法紀，這樣便逐漸形成西方的法治國家與法治社會。
中國以「仁」爲本的文化是以孝敬父母爲第一步驟。人生而慕父母，是自然的情感，將這種情感發揮表現到成年後的言行方面就是孝。然後把孝敬之心引伸應用到其他的人而節之以「義」，使其一生恰合分位，沒有偏差，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便是「仁」。爲甚麼這種愛人的情感要節之以「義」呢？因爲對父母之愛與對鄰居之愛是應該有所不同的，如果全無差別，是很不自然而且不大可能的事。要使愛有等差，一切合理，就須用禮來作規範，因此中國社會實在是一個禮治的社會。
東、西文化不同之點在於中國是以德爲主，以法爲輔；而西方文化則是以法爲主，而以德爲輔。由於東、西文化本質的不同，因此社會組織也各不同。西方人以法來治理社會，在消極方面，無論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地點，都應該守法；在積極方面，更可用法來保障人民的權利，維持社會的秩序，進而組織民族，使全國人一心一德，通力合作，精誠團結，向同一方向努力；因此西方國家的政治效率高，我們如要富國強兵，則採取這種辦法最好。我們自己古代的國家也有用法治成功的；如戰國時，西方偏僻地區的秦國，其經濟以及一般文化的發展，都不如其他國家，但是，在商鞅變法之後，竟煥然一新，因而很快地就統一了全中國；由此可見，法如用得好，是收效很大的。反過來看，以「禮」治國的結果也並非毫無流弊，因爲「禮」的出發點是感情，有時因爲人情關係，情感可以蒙蔽理智，而有徇情的事情發生；甚至有時因爲情感過度激昂，不受理智的控制，而演成鬪爭。爲了避免這些弊端，言行務必十分謹愼，不經過周詳地思考，不能有所擧動；因此做事的效率不高，這是在近代社會，禮治不如法治的地方。但是，天下事不能單看一面，任何事總有正反兩面，有好處也有缺點；中國以孝爲主，以禮爲治的辦法雖有短處，卻也有長處；法治雖然可找出治國齊民的絕對標準，但終沒辦法提高個人的品德。人類文化的發展，並不只是增加生產與征服自然，最重要的發展是使人的本身改進，不獨由無用變成有用，而且由壊人變成好人，由較好變得更好，以至逐步接近完美無瑕的地步。法治僅能使人不犯法，但卻不能提高人的品徳，因此西方人一向以宗敎敎育來補法治之不足。但是，現在歐洲、美國等國家做禮拜只是一種形式，不是當做很神聖、了不起之事，人人至禮拜堂去聽音樂，會朋友，眞正誠心誠意聽牧師講道的反而很少。西方人所說的「天父之愛」，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因爲人的智能各有不同，當然有少數的善男信女特別虔誠，自覺能受到「天父的愛」，但這卻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的感覺。所以，宗敎在很好的環境中，當人們沒受到什麼大的引誘力，是於人心修養有益的；一個人爲飢寒所迫，或爲大的力量所誘，仍就會不知不覺忘記了天父及敎堂內所聽到的道理，而任性縱慾地胡作非爲。因此，在法治國家內，所有不能用法解決的問題，很少有能藉宗敎力量來改善的。
今日美國可以說是西方文明發展最快的地方，而「嬉痞」的發生卻充分暴露出西方文化的弱點。現在「嬉痞」不僅美國有，幾乎全歐洲所有的國家都有；他們並沒有犯法，社會上也就無法安頓他們；他們囚首垢面，衣服破爛，不換不洗，有房子不住而穴居露宿；其實他們的家庭環境幾乎百分之百都很不錯，何以偏要這樣地捨正路而不由？英國史學家湯恩比曾與我談及此事，他說：「嬉痞可以說是美國覺悟的開始，過去美國人只講發財，只認爲自己是世界上富強的國家而自滿；嬉痞的發生，表示這一代的美國靑、少年對他們父兄的抗議，他們不滿意父兄們朝思暮想地唯利是圖，因而以行動來表示對這種沒有內容的文化一種鄙棄。雖然他們想不出改進的方法，但是總比醉生夢死不識不知的好；由於他們這種覺悟，也許可使若干年後的美國人創造出比現在更高、更好的文化。」這位先生的觀察很敏銳，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他對「嬉痞」的分析確是不錯的。這種「嬉痞」的行動，不僅是對其父兄的抗議，也是代表靑、少年對西 方文化的抗議，因此，就蔓延到整個的西方世界。
「嬉痞」不會在中國產生，也無法在中國生存；雖然我們也有所謂太保、太妹，但那究竟與嬉痞不同，他們只是不願做功課而胡鬧，並不是像「嬉痞」那樣地憤世嫉俗，別具理想。而且，凡是以詩禮傳家的門戶，也不會產生太保、太妹，因爲父母如能以身作則，用和藹慈祥的態度來勸導孩子，卽使是很頑梗的孩子也會深受感動的；況且少數太保、太妹並不能構成一個社會問題，像美國的「嬉痞」那樣。中國以孝爲本的敎育力量可以感化冥頑，減少罪惡，而補法治之不足。孝，並非只對父母敬養而言，對自己德性、智能的修養，對國家社會的盡責，也都是孝的表現。
人類的大患在爭，外國用法律來敉平鬥爭於已發之後，中國則倡孝道以消除爭端於未發之先，所以孝經上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那就是說地位高的人不要傲慢，省得招怨；地位低的人不要不安分地去犯上；對於地位相等，力量相同的人不要競爭；抱著這種態度去做人處世，自然可以「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尤」，成了孝子，也成了善人了。近代西方人，認爲「物競天擇」乃理之自然，人類的生存，文化的進步都是從競爭中得來。爭旣不能免，也就不必避；只要用法來規定一公平競爭之道，便是「其爭也君子」了；西方盛行的選擧制度卽是這種理論的實現。專對政治、經濟行爲來講，確是西方的法治效率高、成果大。若是就社會關係方面著眼，卻是惟有中國的傳統可以收到協和安定之效。王道、覇道之別，治本治標之分便是如此°
在西方法治國家裏，自希臘以至於今日；一直無法調解個人與集團的衝突，也就是政府權威與個人自由的爭執；他們用以治國齊民的「法」是最高威權所制定，來要人們接受，並不是每個人都心悅誠服地肯接受；有些人勉强遵守，有些人便表示反抗；反抗的力量強大，就是個人自由過度發展而演成無政府狀態；若反抗擧動被鎭壓得消聲匿跡，則成了極權政治，使人民毫無自由可言。歐、美的政治不斷在這種個人與集團鬥爭中演變，宥時調整得好，就是太平盛世，但卻很難維持久遠；今天領導自由國家的美國，依然常鬧人權運動，可見這個問題之難解決。但是此一問題在我國卻比較不太嚴重。因爲我們至今仍以家庭爲社會的基層單位。家，可說是個人與政府間的緩衝；在西方則個人直接與政府發生關係，而容易引起利害的衝突；例如漢武帝開闢貴州的政策，曾一度得不到四川人民的支持，他就命司馬相如做一篇「吿巴蜀父老檄」，把徵召人民的事交給那些大族的領袖去辦，也就很順利地辦通。這樣的事情，自漢至淸，屢見不鮮，可以很淸楚的看出，在我國政府與個人之間，家庭實在擔當了一個中間者的地位。秦漢統一以來，我國政治上的安定，得力於法治的比較少；得力於以孝爲本的家族力量比較多；「家齊而後國治」，實在不是空話。若「父兄之敎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則社會不寧，國家也就亂亡了。
現在，在法治國家內，窮人沒房屋住，政府會爲之建房屋；沒有職業，政府會爲之介紹；爲老人設有養老院，爲小孩設有托兒所，爲貧病的人設有公醫以及保險制度。從這些社會福利政策所實施的範圍，可看出某一國家文化程度的高低。在中國的古代，所有社會福利的工作平常都不用政府過問，而全由社會自己做；每個家族各自量力地去幫助窮親戚、朋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乃是從孝道引伸出來的行爲；這雖是爲有能力才智的人加上一個 包袱，但可以使國家減少開支，縮小預算；對一般人來講，便是政簡而民不煩了。現在各國的社會福利都由政府負責，增加一般人的賦稅，來賙濟那些不能工作、或不願工作的人，自然使許多人心懷不平。人們養自己的親族，可少怨言；要他去養與他沒有關係的一些遊手好閒的人，便會不情願，這豈非人情之常嗎？美國有好些黑人好吃、懶做，不願工作，加之政府給他津貼，他更樂得不做事了；況且他們生育多，繁殖快，白人自然不甘心出錢養他們，由此造成許多政治上的 問題，形成很大的隱憂局面，又豈是法治所能解決？
總之，天下沒有只有利而絕無弊的制度，也沒有只有害而毫無益的傳統，中、西社會基層組織之不同，古今施政繁簡之互異，實是各有利弊，很難一槪而論。一切人爲法都有其時間性與地方性，因爲他們皆是針對某一時期的社會，與某種特殊環境的要求而設，絕不會顧到未來；假使環境變遷，舊有之法很難適用，就非改不可。但是，立國的基本大法不是容易改革的，往往可因此而引起政潮，甚至釀成革命；若是眞以孝爲治國的要道，而僅以法爲施政的工具，則可以隨時 變法改制而並不動搖國本。因爲孝的原理有普遍性，孝的應用有聯續性，人類上有祖宗，下有子孫，我們只不過是聯繫祖宗與後代間的一環而已，我們的職責是要將歷代祖宗所辛苦締造的文化好好保存，而加以發揚光大，傳之子孫，億萬斯年，代代如此，這便是中華文化持久性之所在。那些以法爲本的國家，只要新法能使人民安居樂業，則舊法就全遭揚棄；時代愈變愈快，法令愈改愈新，國本就天天在動，只圖現在不顧過去，文化的繼續性自然減輕了。
在以孝治國的國家內，卽使沒有政府的力量，人民自己也可組織結合起來，保衞自己。我們可從三國、南北朝的歷史上，約略看出當時政治大亂，人民自謀保衞的情形；尤其是在北方五胡亂華的時候，人民不僅能够保守他們的生命財產，並且保存了中華文化。故有時國雖亡，政權雖短時喪失，但是，只要中華民族社會存在，國家終可恢復，中華文化依然可以光大。外國則不然，大都是國亡就算了，因爲國家原是人爲的組織，新的國家如一切都比舊的好，而且能使人民過更好的生活，則黍離之思自會慢慢地減淡，以至於樂不思蜀。至於對父母之愛是出自天性，由愛父母進而愛祖宗，因愛祖宗，自然會愛及祖宗的廬舍墳墓，更推愛及於故鄕、故國；中國人出遠門必到祖宗墳前吿別，囘來亦必至祖宗墓前祭拜，念念不忘祖宗，便自然念念不忘國家。不久前，林海峯、楊傳廣、紀政等囘到臺灣，報載他們都曾到其祖宗廬舍墳墓等處哭拜過，我想這三位未必讀過禮記，大槪不是遵行古禮，其所以率性而行，自合孝道者，正是生長在中華文化中所天然養成，不期而然地做了出來；由此可見在春秋戰國時代所形成的禮制，至今還是活的風俗；遠行前一定要拜祖宗的禮俗，實在是孝道的表現，也就是華僑愛祖國，始終不忘祖國的起點。「毋忘爾祖」，便自然會「毋忘爾國」；種族是綿延不絕的，我們的民族文化也就自然歷久彌新了。
本文係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在全北市中山堂演講的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