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衰落的原因
文化衰落的原因
我們硏究生物，已能從牠們很長的歷史之中，發現牠們進化，停滯，同消滅的定律。人是生物之一，按理來說，比較分析他們較短的歷史，也應該可以發現他們興衰的原因。但是這種萬物之靈所創造的文化，實在複雜，而所留下的材料，太不完備。我們又不能用實驗方法來證明各種假說，因而至今還無人能寫出一本擧世公認的人文進化論。不獨人文整個的演變──包括它的生、長、衰、亡──無從說起，就是單就其中一個階段──衰落──而言，經過許多學者，由各種不同的角度，加以硏討，仍是見仁見智，各不相同，尙未能尋出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律。本人今天承聯合國中國同志會之約，參加討論「文化衰落的原因」，絲毫沒有創見，只是根據幾種流傳最久同現在較有權威的學說來談談。希望能從舊說之中，引出諸先生的新見。
古人以爲文化的衰落是由於「天降喪亂」。從宗敎立場上講，這種警誡人的話，可以收到道德上的效果，但是找不着科學上的根據。若像盧克萊修(Lucretius)一樣，離開宗敎，仍標此義，則顯與近代科學硏究所得的知識不合。現在就算專家有充分的理由，認爲地球還能讓人類生存三十萬萬年。這長期中所發生的局部滄桑之變，是文化力量所能應付的。
其次則有「運會」之說。中國自孟子以至邵康節，西方自柏拉圖、波利比烏斯(Polibius)，以至英奇(Inge)、皮特里(Petrie)，都認爲「物極必反」是宇宙定律，文化興衰，也是「周而復始」。如遊牧民族之轉徙，宗敎運動之盛衰，文藝技術之進退，人類活動之張弛，往往東西同時，不謀而合（當然不是說年月恰合，但是一二百年的出入，在人類悠久歷史中，算不了大差異），文化似乎老是在起伏循環，演成大小不同的些圓圈。這些偶合的現象，有許多可從自然界的變遷中，尋出解釋，有許多現在還莫名其妙。我們縱假定自然界的破壞力有周期性，但人類是自强不息，文化是日新月異，我們絕不能說古代文化所不能克服的難關，今日同以後的人，就要永久爲它所困。人定當能勝天，我們不應認爲文化之衰，是適逢其會。
百年前，西方有不少的人以爲文化流傳愈久，則創造文化的人種愈弱，苟無野蠻人的血液滲入，則必暮氣日深，衰落隨至。然疾風之下，豈少勁草？任何文化衰落之時，都不乏卓越領袖之人。文信國之才，何嘗滅於趙普；史閣部之能，未必大遜於劉基，然而上國衣冠，終不免淪於夷狄！溫士頓邱吉爾的雄才大略，很可證明約翰邱吉爾的血統並未退化，但是安妮女王(Queen Anne)時代「約翰牛」的那股幹勁，今日卻差不多成了陳跡！亞述(Assyria)之亡，其軍隊的戰鬪精神，未嘗稍衰；希伯來的文化久已不存，而猶太人至今尙爲人所畏。這些例子，可以說明歷史久的民族未必就能力萎縮。總之人種遺傳與文化演進的關係，錯綜微妙，在遺傳學者未弄淸楚之前，我們只好暫存不論。
引伸這種學說，便成了斯賓格勒(Spengler)的主張。他認爲文化同一切生命一樣，有生便有死，有壯便有衰，「日中則昃」，原是它本身應有的結局。但是文化並非有機體，我們安得以生物衰老之律，施之於它？這種怵於大戰，有感而發之言，當然不免過偏。
近年來，亨廷頓(Huntington)綜合地理、歷史、考古、人類學的資料，定遺傳、環境、與文化本質爲各種文化興衰之基本因素；三者之中，又以環境與遺傳之交互影響爲最重要。關於氣候周期性的變遷對於動植物與人類身心之影響，今日科學不特尙未深知其故，且猶未能悉明其象，許多地方，似並非人力所不能補救的。大約這些因素，影響於文化之發生者大，影響於文化之衰落者少。至於饑饉疾疫諸問題，則實乃文化已衰之果，不應視爲文化將衰之因。若談到人種遺傳，則現在所得的材料，尙不够比較硏究之用。且縱如斯巴達同納粹黨之強迫實行優生政策，苟敎育不當，仍無大益。所以這兩種因素雖確與文化興衰有關，但似乎不如文化本質──卽亨廷頓所說的第三種因素──之重要。
湯恩比(Toynbee)就是專就文化本質著手，而置人種遺傳於不論的人。他在其大著──歷史硏究(A study of history)第四卷中，肯定文化之衰，是由於失去自決力(Failure of Self-Determination)(若不直譯，而但取其義，譯爲「失去應變之力」，在中文方面，或反較爲顯豁)。我想文化衰落的現象，便是不能應變，那麼，失去應變力，當然就是文化衰落的原因。這在邏輯上是合理的，在歷史上，更信而有徵，應可稱爲定論。不過此語涵義極爲廣泛，非加以詳細、具體的解說不可。湯恩比的解說，分爲五點：1.爲摹倣之機械性(The Mechanical Way of Memesis)，2.爲舊瓶中的新酒(New Wine in Old Bottle)
卽謂舊制與新潮之不調和，3.爲創造之報應(The Nemesis of Creativity)（此項又分爲自我的偶像化(Idolization of Self)、制度的偶像化(Idolization of an Institution)與技術的偶像化(Idolization of Technique)三種），4.爲黷武之自殺(Suicidalness of Militarism)，5.爲勝利之沉醉(Intoxication of Victory)。第5點是「滿招損」、「驕則敗」的一套老話，雖是顚撲不破的理論，但走入了心理學同倫理學的領域，單從歷史來講，似可不加論。1、2、3、4四點或交相連帶，或互爲因果，並非各個獨立平行的，本人今天爲敍說方便起見，擬將它們併爲一點，槪名之曰組織之過度(Over-Organization)。另提一點，包括湯恩比所列之第四項，而稱之爲放射之過度(Over-Radiation)。
任何文化都有它的感召力，使文明較低的社會向之學習。這種感召力，我們無妨稱爲文化的放射性，可以借「光芒萬丈」來形容其放射之遠，用「光被四表」形容其放射之廣，以「望風向化」形容其放射之強。但若盡量放射，而不時加韜晦，則過度之弊，尤勝於不及，約而言之，其害有四：
（一）文化是解決問題的，但舊問題甫經解決，新問題便因之而生。若文化進展得慢，則反動力也來得慢，弊端的防範，新問題的應付，都較容易。如發展太快，反動力也一樣的快，新問題可以發生得令人猝不及防，以致流弊百出，反危及文化本身。兩千六百年前的雅典，爲人口過多，將農業經濟變爲工商業的社會，因此而生產增加，民智開發，政治趨於民主，國力伸於海外，一躍而爲「全希臘之敎育者」(The School of Hellas)；其新文化之放射，可謂至廣且速。但不幸因競爭生產，缺乏人力而造成奴隸制度，徧及全地中海區域，遂令古代文化，因而崩潰。近百餘年來，西歐在文化上最大的貢獻，是工業化。假使它是從容進行，其附帶產生的弊端，也就不至於大得無法補救。今日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氣呑全球的共產主義之壁壘對峙，交相害人，何嘗不是工業文化過度放射之所致。
不特物質文化因放射過度而百弊叢生，精神文化亦復如此。原始的基督敎本其博愛精神，犠牲自我，以救世濟人，眞乃人類文化最崇高的表現。自第四世紀成爲國家宗敎以後，西方的異端消滅，信仰統一，而歐洲的黑暗時代，也就隨之而至。吉朋(Gibbon)作史，論羅馬帝國之衰亡，而明言基督敎爲其一大原因，伯里(Bury)著書，復申此論，良有以也。佛敎初入中國，自東晉以至唐初，實令吾國的哲學藝術，放一新奇的光彩。以後傳徧中國，更輸入高麗、日本，故射愈廣，而佛敎愈衰矣。
（二）文化的放射，同物質一樣，愈廣，則密度愈薄，愈快，則能力愈耗。大宇宙(macrocosm)的擴張，妨礙小天地(microcosm)的精進；事功的發展，妨碍人類本身的修養。「張而不弛」勢必再衰三竭，數量之增加，適足造成品質之低落耳（擧其小者言之，蘇俄五年計劃所造之工業作品，卽是數量越多，品質越劣）。彼取多用嗇者，則不如此，今姑擧冰島(Iceland)之例以明之：
只有十二萬人口的冰島，國小地瘠，頗不受人重視。其實它的文化健全，可說全世無匹。英美諸大國，至今倶未能掃淸文盲，冰島則不特人皆識字，甚至牧童漁夫同擠牛乳的女孩，亦往往諳拉丁文。國內現有二十種報紙，二十幾個學術硏究團體，二十幾種學術刊物。在第一次大戰結束後與第二次大戰發生前之間，出版的書籍過三千種。文學特別發達，韻律多至二二六七種，其中之一，卽爲廻文，此實他種拚音文字所無，雖屬小技，究見慧心。三百年來，冰島名人之列入大英百科全書中者凡九人，以人口多寡的數目平均計算，實較法德二國多三倍。國內公共衞生的成績，也爲全世之冠。根據一九三八年各國的嬰兒死亡比較率：美國的白人佔千分之四十七，紐西蘭佔千分之三十六，而冰島則僅佔千分之二十八。一個旣小且窮的國家，何以能做到如此地步呢？就因爲將近千年，它的文化老是在自己的小天地內培養，從未向外放射過，養精蓄銳，朝氣永存，此眞所謂「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假使它像雅典一樣，變成了一個海洋帝國文化，其成就絕不如此。
（三）文化的放射，總是形式同手段傳得易，精神與目的傳得難。過度放射的現象，便是捨本逐末，競以手段爲目的，失去文化的本質，使其走入衰落之途。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推翻中古集團的權威，求得了人性的解放，使「神的」文化變爲「人的」文化，眞算得人類的福音。但傳至英法，便變爲「新君主政治」(New Monarchy)，傳入西葡，便變爲「商略政策」(Merchantilism)，它們利用新得的解放，走入歧途，結果是淹沒人性，毀壞義大利，使根基不牢的「人的」文化瞬息間變爲「物的」文化，該是何等可惜！再如議會制度，近百年來，成爲風尙，任何國家都要設一個來裝點門面。今日一切極權國家莫不憑藉此物以箝人民之口而施其統治之威！浸假反而影響及於「議會之母」的英國，使它也不知不覺，變爲「代表立法」(Delegate Legislation)了。儘管一般有識之士，如威爾斯（H.G.Wells）、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韋伯(Max Weber)等，怵然心憂，但他們現在又有何法使其不變質？再拿學說來說，任何理論大都是流傳愈廣，失眞愈多，糟粕層積，精華全無。中古之神學，豈耶穌所能解？禪宗之機鋒，豈釋迦所能答？掛羊頭，賣狗肉，就是文化放射到最後的東西。這些託古的玩意兒，猶可說是自具慧心，初無大害於人。若用到物質方面，就大不同了。培根(Francis Bacon)之提倡實驗，主張致用，原以征服自然爲手段，增進人類幸福爲目的。傳至今日，手段變成了目的，結果是千萬人積數十年之力，辛苦造之而不足的東西，一枚小原子彈瞬息毀之而有餘，人爲物役，言之可嘆！
(四) 文化的放射，起初是自然的，水到渠成，近悅遠來；它可不斷地吸收新元素，以增加其創造力。等到一切型態大定以後，它便跟着政治經濟的力量發展。最後，總免不了憑藉武力。「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是文化本身自然放射出來的力量；「導之以政，齊之以刑」，便已覺放射稍過；若再進而導之以利，齊之以兵，則放射太過，適足以使文化衰落而已！佛敎因阿育王之武力傳播，而衰落隨之。羅馬敎藉帝王武士之力推及全歐，而分崩離析戰爭隨之。希臘文化憑亞歷山大與羅馬之兵威，遠傳於亞歐非三洲，而其本身之創造力隨以俱盡。不偃武而侈談修文，卽湯恩比所謂「黷武之自殺」也。
過度放射之弊如此，今請再進而討論過度組織之害。人是合羣的動物，天然要組織；無組織，根本文化不會產生。惟組織須能涵蓋一切，方能收羣策羣力之效，而無妨礙個別發展之害。若組織過度，則害多利少，現且比較言之：
（一） 適當的組織是有容忍性的，過度的組織是劃一的。組織是要加强力量，但用誘導感化的方法，使人人樂於盡力，不是一件易事。急於功利的人們就沒法加強組織，好使步驟一致，力量集中。於是政治趨於集權，信仰歸於統一，思想隸於一尊，禮俗成爲定則，甚至連生產方法，生活型態，亦莫不整齊劃一。古之斯巴達，近之納粹法西斯黨，皆使人只知有組織，不知有個人，以領導階級爲偶像，對之作盲目的摹倣，機械的工作。往日以先知先覺領導人民的人，至此卽可憑藉組織，按着成規舊矩，去指揮羣衆；遂如湯恩比所言「創造之少數人」(Creature minority)變爲「壓迫之少數人」(Dominant minority)。個性無從發展，創造自然絕跡，活潑潑地人都成了機器，不是心死神亡，便是心變神離，
文化焉得不衰？湯恩比所說的「摹倣的機械性」與「創造的報應」，就是由這種過度組織產生的。
（二）適當的組織是統籌全局的，過度的組織是專講效率的。文明社會的人不是許行、魯濱孫，不能「自織而衣，自耕而食」；分工誠屬自然的需要。但極細的分工，極專的類別，總須在一個大計劃之中，彼此溝通，交相合作，不及者進之，兼人者退之；然後能發展平均，使文化全面推進。若一一自成組織，各不相謀，只求自身工作效率之提高，不問全體進行之如何；則畸形的發展，反成了文化的病態。譬如增加生產，在工業本身上，確是進步。但只顧組織人力，日加生產，對於分配消耗兩面，全置不問；結果是破壞經濟的平衡，引起商場的競爭，造成勞資的鬪爭，釀成全世的大戰，而危及文化的本身。又如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的組織，比封建社會，自是進步；但是能讓它發展到只知有國而不知有世界嗎？工業社會的組織，確是高於農業社會，但是專重技巧，忘記革新農業時代的禮敎去與之配合，這種「技術偶像化」的現象，不是過度組織之弊嗎？
（三）適當的組織是有彈性的，過度的組織是頑固的。從前仲長統說：「道德仁義」，須「織之以成其物」，可見制度典章，實文化所應有的。不過這種組織，要能「從道汙隆」，隨時隨地，作「龍驤蠖屈」之自由演變；然後能無往不宜。若定制但求其固，立法僅求其密，如蠶作繭，自僵其中；一旦時異事遷，立覺文化癱瘓；縱欲革新應變，而一髮之牽，全身俱動；雖聖人復起，亦無從補苴罅漏矣！新酒裝入舊瓶，適足令酒瓶破碎，聖經之喩，湯恩比之言，皆爲此種頑固組織而發。
組織失去彈性，文化便不能日新，須革命方能打破舊制，改造一切。若革命而仍不一反昔日之所爲，以除去人類的桎梏，培養新的創造力，只圖以人爲之嚴密組織，代替傳統之頑固組織，縱令統治方便，終屬以暴易暴；安能在文化方面，起衰救弊？英國沒有組織周密之成文憲法，所以近百年來能够輕而易擧底將貴族式的貪汙議會，變爲民主式的議會。法國自黎塞留（Richelieu）以後，組織日加嚴密，杜爾哥(Turgot)等雖欲改弦更張，而不可能；卒至引起革命。其後共和帝制，翻來覆去，制憲毁憲，國是莫定；及至一八七五年，方以極尋常的方式，由議會通過了兩三種法案，合稱之爲憲法(Constitutional Laws)，國體始賴以確定。以極富彈性之新組織，革去舊日之頑固組織，法國文化之復興，賴有此耳。蘇俄革命，偏要以極頑固嚴密的組織，來消除異己，毀滅人性，去實現它的理想──這樣創造文化的方法，若能成功，眞是史無前例了。生物演進的定律，組織是愈頑固的，愈不能應變生存；個性愈發達的，愈能適應環境，逐漸進化。人爲生物之一，豈能獨爲例外？必將人類組織得像螞蟻蜜蜂一樣，全無個性，各有專司，各盡其能，各取所需，而後稱之爲文化進步，則文化的價値，當另行估定矣。
（民國四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大陸雜誌」笫三卷笫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