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主要因素及它現在遭遇到的困難
中國文化的主要因素及它現在遭遇到的困難
中國文化，從石器時代一直演進到今天，成爲現在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它歷時旣久，變動也就很大，由簡單變爲複雜，由多元變爲統一；構成它的主要因素也時多時少，時而偏重某一種，時而特別發揮另外一種；它時常所遭遇到的困難同克服那些困難的經過也是古今各不相同──這些歷史上的發展是無法在短時間內一一講到的。我今天只是想把中國文化所含有的幾種主要因素同它在近百餘年來所面臨的困難，說個大槪。
西元前第二世紀的史學家司馬談曾經很正確底把中國文化的主要因素分爲「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種。但在他死後不久，那種極像希臘人所謂詭辯派的「名家」便中道夭折。跟着，那主張「尙同」、「尙賢」、「非攻」、「非樂」、「明鬼」、「兼愛」的「墨家」也因爲漢代政治制度同社會趨尙的變更，而慢慢受到淘汰。那時候，中國文化的主要成分實際上便只剩儒、道、法，同陰陽四家了。在兩晉、南北朝的時代，佛學大量傳入中國，同上述各家發生了五百年左右的鬪爭和融會。它一方面受到中國固有文化的影響，而逐漸成爲漢化的大乘佛學；另一方面，卻給儒、道二家以很大的刺激和啓發，終於使道家有「道藏」的編纂，儒家有理學的硏究，儘管宋儒仍多闢佛，而「道藏」中更造了不少輕視佛祖的故事。佛敎在中國政治、社會兩方面所產生的影響，究是害多於利，抑是瑕不掩瑜？這是另一問題，不在今天討論範圍之內。至若它對中國的藝術、文學、語言、哲理以及民間信仰同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均曾發生過永難磨滅的影響，則實在不是任何人所能否認的。因此，我們應該把它列爲近千年來中國文化的第五種因素。
我把陰陽家列爲中國文化的一種主要因素，也許有人以爲可怪。現在請容我將我所持的理由稍加陳述。陰陽之學本是初民時代一種迷信與眞理混雜不分的原始科學。它的目的同作用在解釋自然，適應自然，利用並征服自然，與宗敎之完全服從自然者不同。它的工作範圍包括天文、暦算、醫藥、技藝、地理、水利、「武學」、兵器各種專門學術；並非僅以占卜、禱誄爲事的。漢儒借「五行轉移」之說，去發揮他們的政治主張──以「天權」限制君權，用「受命」潤色革命的一套理論──那是他們對陰陽學的利用，並不是陰陽家的本行工作。陰陽家對中國文化所作的直接貢獻實在全是屬於物質文明一面，與純粹的玄學並不一樣。自西漢以至明末，所有中國應用科學的著作，從「三統曆」、「傷寒論」一直數到「本草綱目」、「天工開物」，沒有一本不是陰陽家的作品。中國首先用磁石定方位，用流水作動力，用煤和瓦斯做燃料，用礦石同礦酸作藥品──這些都是陰陽家的發現。日用的紙張同瓷器，雕版同活字的印刷，船尾的舵和航海的指南針，爆炸的火藥和攻堅的大砲，拱孔的石橋同鐵索的懸橋，無梁的殿宇，提花的織機，以及水車、水閘、鑄鐵、築廟等等，無一不是陰陽家的創造。這般陰陽家的成就使中國能在物質文明方面領導世界幾達一千六百年之久，我們把它看成中國文化的一個主要因素，應該是確當公平的。
佛敎和陰陽家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有如上述，現在請讓我談談另外三家──儒、道、法。道家可說是中國文化的左翼，它主張極端的個人自由，揚棄一切威權，提倡人世間的相對論，否認絕對性的理論，實在是世界上最古而最澈底的無神論者與無政府主義者。法家是中國文化的右翼，它認定「性惡」，鼓吹極權，主張國家高於一切，否定個人的價値和私人的結合，專講「權」、「勢」，而鄙棄孝、弟、信、義、和平、仁愛、自由、獨立一類的美德；可說是中國的「斯巴達主義」。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中間派，也是純粹的人文主義者。它的中心思想是「仁」，也就是「愛人」。實行「仁」的步驟是始於孝弟，貫澈「忠」、「恕」，而終於「愛衆」；所以它旣是私人道德的總合，也是社會倫理的準繩同政治的原則。這實在是把政治與道德合爲一體，將人、己、家、國聯成一貫，旣非僅重團體而抹煞個人，也不只伸小我而忽視國家。「仁」的經濟理論是「均」，要均得人人都「有菽粟如水火」，可以免於凍餒；所以儒家反對聚歛，而主張「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仁」的文敎政策是要人人有受敎育的同等機會和思想言論的自由，好達到「道併行而不相悖，萬物併育而不相害」的境界。儒家因爲有這樣偉大的氣魄同寬宏的度量，纔能够節制，調和，並利用左右兩翼之長，而使其不走於極端，並讓陰陽家在「正其誼，不謀其利」的信念之下，從容從事於生產製造之逐漸改進，而不至於把人同社會都弄成機械化。健全的中國文化原是如此。它之能歷盡患難而至今猶存者，也正是這種「中庸之道」的力量。
但是時至今日，這古老的中國文化確已很不幸地接近總崩潰的邊緣了。這衰頹的過程是從十七世紀便已開始的。那時候，闢佛的人差不多沒有了，但是佛學本身卻已流入空疏，喪失了它在文化上的創造力。它所剩下來的一種龐大組織和好些迂拘的儀式，在十八世紀，還可用來維持蒙、藏社會的秩序；可是到了近百年來，它在蒙、藏也逐漸變成阻礙進步的毒瘤，在中國本土，更成了一種可有可無的古董。同時陰陽家的發展也開始停頓。彼時歐洲人已經把古代的假科學逐漸底去僞存眞，發揚光大，使占星、望氣之術成爲天文學，燒丹、鍊汞之技成爲化學；而我們卻依然在陰陽五行的老圈子裏打轉。經過百餘年的不長進，到了十九世紀，所謂陰陽之學竟變成中國文化裏面的一個死細胞了！佛敎從外輸入，始終沒有成爲維持中國社會的惟一力量，它的痿縮頹廢只是減少了中國文化的姿采，並不至動搖中國文化的根本。至若陰陽家的沒落所影響到中國文化的地方，則大不相同了。因爲幾千年來，我們的物質文明是專靠它來推進的；它一落伍，便使中國的物質文化頓成眞空，也就同時令精神文化陷於癱瘓。「利用厚生」之「器」不能與時倶進，修齊治平之「道」便自然都成廢話！這是我們近一百多年來所遭到空前未有的困難。
向不排外的中國文化以前曾經很成功底吸收過從印度、大食傳進來的各種宗敎、美術，同應用科學，何以近代卻不能順利底接受西方的科學文化呢？「敎案」的層出不窮，歐洲人的巧取豪奪，東西兩方生活習慣和行爲價値之許多不同，因而引起誤會，都是使西洋文化不易在中國暢行無阻的一些小原因。至若文化交流方面的最大障礙，我認爲還另有兩點：○一西洋文化之東來是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的奸商滑賈結成伙伴，用它們的兵艦大砲作爲先驅的。這種不幸的事實使中國一般人在情感上對西洋文物生了厭惡恐懼的心理，乃不知不覺地從民族自尊的立場上，對西方的思想學說加以拒絕。○二儒、道、佛諸家都鄙視牟利，反對享受，注重個人的品德，漠視奇異的技巧；因此對於歐美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所養成之工業化的社會根本看不順眼，而懷疑現代西洋文化之是否眞的健全。這兩種似是而非的觀念使得中國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沒有能够跟徐光啓那樣有遠見的人看齊，實在是件很不幸的事。
積百餘年之痛苦經驗，中國人終於自覺底發生了文化革新運動，決定急起直追底接受西洋文化以補我們之不足。可是實行這一決心的方法和步驟卻未能擧國一致。有不少的人本道家的精神，來歡迎西方的個人主義，主張經濟自由，政治放任，讓人民自由從事於工商業之開發，以完成裕國安民的使命。但在一向重農輕商與遺產均分的中國，民間資本從未集中，個人和私人集團實在沒有經營重工業的財力。僅靠輸入外國機器來辦些輕工業，自然在質量兩方面都無法和外國貨競爭。結果是農民因副業的喪失而愈加貧困，失其恒心，社會因「買辦階級」的興起，而更爲腐化，更增分裂。經濟的紊亂增加了政治的糾紛，形式的西化導致了思想的混淆，遂使固有之社會倫理失去作用，而科學的思維和方法卻仍未能成爲中國一般人言行的準則。我們在好的方面，沒有融貫中西，而在壞的方面，反做到了中體西用！這般人的失敗遂使集體主義者抬頭。他們把法家的學說整套搬出來，在外面加上一種西洋的幌子，把老莊之說同自由主義同加揚棄，對儒家的理性之學同西方的人文主義同加唾駡，對孔孟的「仁義」，佛家的「慈悲」，和耶穌的「博愛」同加誹謗。他們以「唯物」作敎條，視人類爲機械，硬把全國人民的所有──包括身體生命在內──都集中到一個集團的控制之下，來從事於「竭澤而漁」的物質建設和絕無必要的戰爭準備。其結果是億兆人儀牲了最基本的自由，僅換得一種飢餓線上的平等，毀滅了家庭、人格，乃至生命，徒博得全世界的憎惡和怨恨。像這樣集古今中外文化病態之大成，而加以瘋狂地推行，眞算得是史無前例的文化浩刼！
這短短一點客觀的分析可以得到四點結論：○一以前中國文化之盛是由於「允執其中」的儒家善於抑制左右兩翼，而因時因地底各加以有效之利用。○二近代中國文化之衰是由於它的基本因素消失了一個──那推動物質文明的陰陽家。○三要復興中國文化，必須儘量吸收西洋的自然科學，來代替舊日陰陽家的學說。○四我們在這條險阻崎嶇的路上摸索了幾十年而仍未達到目的，是因爲偏左偏右的作法都不能使自然科學與人文主義得到適當的配合，更不能使西方的制度在中國社會上得到合理的適用。歷史上的失敗應該可以指示我們今後應走的正路，那就是仍用儒家的中庸之道來根絕申、韓、馬列的流毒，用科學方法來提鍊我們的舊文化，以科學的應用來培養人文主義，使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得到平衡的發展和「日新」、「又新」的進步。實行的步驟應該從農業的增產做到工業的發展，由知識的革新掃除社會的積弊，由民生的寬裕形成國力的強盛，由社會的淸明引到民治的實現；等到「利用厚生」得到成果的時候，修齊治平的太平盛世便自然會出現了。
（民國五十一年五月•「青年學術年會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