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沒落
中國文學的沒落
哈佛大學的敎授海濤兒(Hightower)在他著的「中國文學專題硏究」(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裏面，說近幾十年，中國未曾產生過眞有價値的文藝作品。這眞驗了鄕下人所說「東家藏金銀，西家有天秤」的一句老話。家私的有無多少旣已瞞不著外人，我們也就不必再打腫臉來充胖子了。說老實話，海濤兒先生的批評還是客氣的，中國自「紅樓夢」問世以後，實在沒有再出過任何第一流有創造性的純文藝作品；文學的沒落眞够久了！
海禁開放以後，敎育逐漸推廣，出版日益方便，新知的輸入一天比一天多，舊籍的整理一年比一年精，藝術的欣賞較前廣泛，文章的價格也大見提高；國家社會的動盪在在可以發人深思，生活經驗的豐富處處可以感人性靈──一切刺激文藝的客觀條件，比起但丁、歌德的時代，眞是有過之，無不及；按說應該是產生偉大作品的時候了。而事實上乃偏偏不然！若說是近代中國人的情感麻木了，我們卻能發動如火如荼，歷數十年而猶未稍歇的革命；說是腦子退化了吧，又仍然有三十歲便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的靑年。可是政治的熱鬧並未帶來文藝的光輝，科學上的萬丈光芒適足以反映文壇上的暗淡無色！這樣不平衡的發展，不自然的現象，眞値得我們仔細思索一番。
近幾十年來，繁重破碎的敎育汩沒了靑年的文思，流離瑣尾的生涯堵塞了作家的靈感，社會的需要使聰明人都走入理工之門，機械的生活令讀書人同大自然絕了緣；詞客代筆，須專修不誠之辭以博取汽車洋房，文丐賣稿，非寫低級趣味的小玩意，便不能換得斗酒隻鷄。凡此種種誠然都是事實，都是繆斯的魔障；但平情說來，這只能妨礙文藝的發展於一時，絕不至於長期扼殺文學的創造；要使屈、賈、李、杜復生，未見得不能藉此來鍛鍊其天才，琢磨其技巧。況且在嘉、道年間，中國社會還未曾具備上述的各種現象，而彼時卻已沒有頭等作品產生了。那麼，這原因究竟安在呢？我認爲至少有三點値得提出討論。
一. 是關於技巧的 中國文藝寫作的基本技術可說是在東周至西漢前後約八百年的時間培養成的。以後雖曾隨時「踵事增華」，造出好些新的體裁詞句，尤其自佛學傳入後，文人對於調音、析理的技巧有過很大的進步；然而大輅始於椎輪，其構造中的主要部分，全是椎輪所早已具有的，繁簡華樸的不同對於技術的本質是無大改變的。這並不能全歸咎於舊時文人的懶情，說他們缺乏創造力，專用現成的詞句。我想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爲兩千年來中國人所過的生活與接觸到的環境並無大變，更沒有很快的改換，他們儘可用前人的筆法和古來的詞句去描寫自己的經歷，發抒自己的感想，刻畫自己的見聞；妙用雖存乎匠心，矩矱卻仍可照舊。沒有古體詩，便不會有近體詩；離開了詩，就沒有詞；離開了詞，就沒有曲。這種「其來也漸」的自然演變只限在體裁格調方面，至於遣詞造句的技術，則依然是「鎔經鑄史」，於古無據的字句筆法總是難登大雅之堂的。這猶之乎「城中好高髻」，鄕婦作椎髻，後漢的女子喜墮馬髻，盛唐的美人愛雲髻；她們的頭髮儘管挽得高低不同，挽的地方和式樣也不一樣，但她們都以長髮爲美，則用的技術總不外乎梳、挽、洗淨和塗油，根本上用不著挖空心思，來想甚麼電燙、原子燙一類的新方法。
百餘年來，形勢突變，海禁大開，歐風東漸，奇技、淫巧和異物、殊俗變更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民主、政治、銀行、公司影響到我們的政經制度，科學、哲學在知識方面爲我們闢開一個新天地，邏輯學、語意學復在思考方面推翻了我們慣用的程序；於是我們在理智上忽然得到許多古人所無的新觀念和新問題，在情感上也平添了好些古人未曾有過的新感觸和新慾望。凡此種種旣不盡合乎文、武、周、孔之道，也多未見於詩、書、易、禮之文，而且大量輸入，來勢至快且猛，簡直讓我們沒有喘息的機會，來咀嚼消化，使它在可能範圍內，可和舊的東西融會配合，產生出一種新力量。「鎔經鑄史」之術至此已窮，闢空創造之路迄今未開，中國的文藝寫作遂再無適當技術之可用！嚴幾道譯「天演論」時，有「一名之立，旬月躊躇」的感嘆，眞算得是過來人深知個中酸辛的話。不客氣地講，現在從事寫作的人實在有點像一大羣沒有規矩斧斤可用的木匠，拿著石刀銅斧，硬想把些盤根錯節的大木料變成美輪美奥的房屋，那得不多勞而少功？
寫出優美的文章與創立寫作的技術，並不完全是一件事。前者重在天才，而學問次之；後者重在學問，而天才次之；前者專賴個人努力，像「聯句」一類的集體作品絕不能成頭等文學；後者則非積無數人之經驗嘗試，不能養成。因爲寫作技術所需要的知識太廣，它不僅要善於利用中西語文的訓詁音韻，和中外馳名的古典文學，而且往往會涉及各人文、社會學科的精義，各自然科學的常識，以及社會羣衆的心理和各種民族的禮俗技藝。擧個例來說，應用音樂的知識來修詞，便是寫作技巧之一。我們把一長串的單音字聯成一句話，無論是詩歌，還是散文，是有韻，還是無韻，總不是但求達意便算了事的；必須更進一步，使作者的眞摯情感隨著那字節音調的抑揚頓挫，輕重急徐，很自然地流露出來，纔能唸起來順口，聽起來悅耳。這個起碼的條件若不做到，則任何義理奧妙的文字終是無美之可言。所以「推」「敲」兩字的取捨，賈島無法選擇，而昌黎能立作決定，便見出來韓、賈二人寫作技巧的高低。中國人在音樂方面本從來未曾有過特殊的造詣，乾嘉以後，更形落伍，雖然有些人曾對古音下過功夫，但那和音樂的原理同應用是無關係的。讀書人耳不辨五音的情形至今仍是改進得有限，要不用成語而自創新體，又那能得心應手？我前幾天在某刊物上看到一首詩，它每行都是整整齊齊地十三個字，中間連著兩行，每行卻都只有一個平聲字；這樣把二十幾個聲急音促的仄聲字連在一起，試問如何能唸得不吃力，聽來不刺耳。中國字之有平仄聲，是天然的，把平仄不同的字安排得巧妙，不獨可以調音，並且兼能表情。向例押仄韻來表示情感的緊張或動作的急迫，押平韻來表示情感的舒適或動作的從容，用陽聲韻去形容雄壯氣槪，用陰聲韻去暗示悒鬱情懷，那都是些自然與音律相合的用法。詩文劇本的體裁格律儘管變，韻更可以不必押，但是把平仄字錯綜排列以便音調和諧的原理，怕仍然是在寫作技巧上所不能不細加考慮的。
上面所談不過是寫作技術的一端，其實現在我們一動筆，便覺到結體、布局、造句、修詞、立名、用字在在都有問題，而且在在都需要新技術──一套兼備中西新舊之長的技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現在要求利器，必須大量採取西方文藝的各樣技巧，作爲模型，然後將中國固有的種種規律技術囘爐重煉，汰其渣滓，存其精華，傾入新樣之中，讓那些使用太久了的鈍鋼銹鐵一一變成新式工具。有了這樣的利器，纔庶幾乎可使我們祖傳的單音方塊文字在今日能够完成它「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的使命。這自然不是十年八年可以實現的事，更非三人五人所能做成的工作，然而總得有些人從現在起，便向這一方面去下功夫。
二. 是關於信念的 一種偉大作品是從作者某種偉大信念中產生出來的。一定是作者從當時一般人所共有的社會經驗、民族禮俗中，看出某一點是盡善盡美的德模，是萬古不變的眞理，是人生應有的終極目的，是覺世牖民的敎訓，是宇宙間惟一無二，比他自己生命更可珍貴的鴻寳；覺得非披肝瀝膽底把它詳細敷陳出來，便於心不安，於情不忍；乃毅然摒棄一切，或忍受饑寒，或不顧讒謗，或竭畢生之力，或冒不測之險，以從事於此一神聖使命。他所選擇的材料，無論是神話式的英雄，還是歷史人物，是宗敎上的寓言，還是傳說中的故事，總得能够把人類共有的某些理想、希望、情感、疑難盡量地攝入題旨之中，而加以發揮。文章的詞句、意境雖然是作者自己的，而文章裏面所提出的問題，所包含的哲理，所發抒的情感，所暗示的敎訓卻是世上一切身心健全的人所公有的，所都曾，或可能，感覺體會到的。那絕不是抒一人之情，寄一時之慨的東西，也不只是對社會局部現實的描寫，或對人類變態心理的形容。因此那作品乃能絕對底超國家而成爲世界文學，並相當底超時間而可傳之千百年後，依然令人讀之便自然起興、觀、羣、怨之感。我們今日細讀屈原、杜甫、但丁、歌德、司馬遷、維吉爾（Vergil）、白居易、施耐庵、米爾頓、莎士比亞的作品，便神往情移，覺得他們所寫正是在我們心中時隱時現，捉摸不定，而苦於無法說出的一些東西。文章必做到這等地步，纔算得是「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這單靠仙才神工，還不够，必須更兼有菩薩心腸和英雄氣槪，而後能之。試想這種心腸氣槪，豈是無堅定信念的人所能有的。
任何信念，無論是出世的還是入世的，都是從「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基本觀念演繹出，培養成的。儘管百家異詞，各道其所道，然而有那樣一種永恒不變之道存在，則是百年前的人所公認不疑，而且心嚮往之的。發下宏誓大願，拿出朝聞夕歿的精神，去追求這絕對的道，便是信念。這樣的信念造成了釋、孔、耶穌，也產生出陶潛、班揚(Bunyan)。不意近百年來，自然科學的發展竟把人類思想界的寧靜攪亂了，把一切傳統的信念掃空了！時空相對之論使德功與立言同朽，質能互易之證令天堂與上帝齊滅。我們親眼看到姮娥與小狗雙飛，電腦共靈魂同價，又那能不感覺到人生實「寄蜉蝣於天地」，國家眞「渺滄海之一粟」？時至今日，人類所有的新舊知識和傳統禮敎的價値都得重加估計，永恒的絕對的眞善美均成泡幻，還能有甚麼堅定信念可以成立，有甚麼名山事業値得努力？文學只是一種謀食之具，至多亦不過是個人抒情之作；發點牢騷，換些錢來，便任人拿去覆醬瓶好了，誰還能有那閉門十年的傻勁，去嘔心血，寫東西，供人消遣？
三. 是關於環境的 人不能遺世獨立，非適應環境便無法生存；所以任何言行的絕大部分都要受到環境的支配和影響。文藝寫作也並非例外。「引商刻羽」之曲常不爲社會所喜，而八股試帖之文乃偏爲政府所好；曲高和寡，黃鐘毁棄，文學之常遭厄運實自古已然，顧受害之烈，則從未有如近三百年者。滿淸入關以後的文化政策專在統制知識份子的言論，以杜絕人民的故國之思。自聖祖以至高宗，都是一面嚴刑峻法大興文字之獄，以箝制衆口，一面則採「實其腹，弱其志」的愚民政策，設種種機構，網羅文人，「倡優畜之」，使其專做各種仰承意旨，粉飾太平的文字工作，以消磨其志氣，閉錮其思想；行之百有餘年，遂使天下讀書人相習成風，一齊走入了歌頌昇平，翫物喪志之途。結果是量的增加適足以表現質的退化。有淸一代，除納蘭性德、曹雪芹兩人而外，可說是並未產生過第三個眞有創造性的文人；而這兩位公子哥兒，一是旗人，一是漢軍，原來都是在思想和寫作方面，比較可以少受壓制，少遭猜忌的特殊階級。像這樣以宏獎風流的手段去腐蝕文學，愚弄文人，實比秦政之焚書坑儒與尼祿(Nero)之「謀殺詩文」，更爲毒辣陰狠，更能貽害後世。
民國肇造，萬象更新，文藝界應該有點生氣了。誰知道數百年的積弊正同毒瘤一樣，不是開刀所能斷根的，徒弄得餘毒四竄，怪症叢生，破國亡家之餘，竟令文學亦大遭其殃！思想的控制逐漸加強，言論的指導日益周詳，風吹草偃，遂無自由寫作之可言；風吹向左，則毀滅人性的邪說充斥全國，風忽轉吹向右，則自我陶醉的夢話盈耳皆是，兩者的內容雖似南北極之相反，而自文學眼光視之，其爲毫無生氣之敎條口號，全無實質之陳腔濫調，絕不邏輯之彌天大謊，則殊無二致。「黨人不亮」，「荃薰化茅」；「鷤鴃先鳴」，「百草不芳」！這股挾泥沙以倶下的洪流竟把固有的溫柔敦厚之敎淹沒了，把剛在萌芽的自由思想連根冲去了，把大多數從小學讀到大學的靑年耳目心思都堵塞了，把純文藝的價値乃至人性的尊嚴一齊淘盡了！在這樣三四十年未曾改善過的環境之中，要眞能找出一篇富於創造性而不背於眞善美之原則的大文章纔是怪事！
上面講的第二種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乃全世界大多數知識份子都共同感覺到的。歌德以後西方迄今再也產生不出第二個歌德，便是職此之故。今後要重新建立一種宇宙觀和人生觀，使一般人能心安理得地尋著一安身立命之所，絕不能單靠我們的力量，儘管從很悠久豐富的中國歷史中，也許可以多少得點啓示。並且這非等到世界上幾萬萬被奴役的羣衆完全解放以後，也實無法談起。在大家正忙著玩飛彈競爭的時候，縱有一二具有大智慧大慈悲的人來試探提倡這種工作，也會是徒勞諄諄，惹得聽者藐藐的。至若第一點，則純粹是個中國問題，應由中國的讀書人自己設法處理，外人是無從幫忙的。拿我們運用佛學入詩文得到成功的往例來加以推測，一種新寫作技術的創造，只要假以歲月，是總可實現的。不過我們得先將第三個難問題解決，那便是要把腐化惡化的學術空氣加以澄淸。若老是籠罩在烏煙瘴氣之中，任何天才也是無法舒展的。
要淨化這汚穢已久的環境，絕非單獨文藝界的力量所能做到。興思至此，便覺無話可說；只好長跪陳詞，願黃帝有靈，尼父顯聖，上「令帝閽開關」，下使靈脩改度，讓從今後，一切不犯國法，不搞政治的讀書人能够得到應有的自由，去閱讀思考，去遊歷觀察，去硏討辯論，去寫作創造；而不受到任何方面的歧視、猜疑、利誘、威脅、淸算、鬪爭！天其將喪斯文耶？吾欲搔首問之！天果無意遂喪斯文耶？吾且拭目俟之！
（民國四十六年十二月•「文學雜誌」第三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