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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文學的特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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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文學的特質


希臘文學的特質



      諸位靑年朋友: 二千多年前的文字記載流傳到今天的,在東方,有中國、印度的經典;在西方,則有埃及、巴比倫、希伯來、波斯和希臘的作品。它們的歷史價値都很高,但是大多數卻沒有文學價値。眞够得上稱爲文學作品的,只有中國、印度、希伯來和希臘的詩歌散文。在這四種之中,印度與希伯來的作品固然優美,然而算不得是卓然獨立的文學;它們實在都是宗敎的附屬品;離開了宗敎,它們便沒有意義,也未必能够流傳至今。在上古時期,惟有我們同希臘有純文藝的作品。可是比較起來,我國古代經史子集的文字固然都是高潔雄渾,古樸淵深,然而畢竟是講思想,談哲理的載道之文,或是述禮制,記政事的歷史著作,除一部「詩經」,和幾首零星的歌謠以外,純文藝性的美文仍是有限。希臘則不然,在公元二千二百年前,也就是在我們的春秋戰國時代,希臘的純文藝作品,卻遠比當時的中國多。再說,我們中華民族萬古長存,自己祖宗的作品當然會保存至今;儘管今天我們通行的語法文法都大異古時,然而那究竟是一脈相傳,息息相通的。希臘則不然,它早已國亡人散,她的古代文學卻是靠旁的民族的欣賞學習,而得流傳至今;若果沒有極高的文學價値,還能够嗎?受到我國文學影響的,只是我們鄰近的幾個國家,如日本、韓國、越南等,範圍沒有出東南亞以外。至若受到希臘文學影響的則有整個的歐洲,同亞洲西部,甚至越中央亞細亞而到印度。所以自文學影響之廣而言,希臘的文學也是超過我們的。希臘的古文學旣能不靠其民族的延續而流傳至今,必有其文學上的特殊因素,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希臘文學的特質。


    (一)希臘文學不是純粹地域性的文學 也不是狹義的民族性的文學。譬如說,印度文學是在印度產生的,中國文學是在中國產生的,姑不論其地方是大還是小,它們總免不了帶有濃厚的地域色彩。埃及文學是埃及人創作的,中國文學是純粹中國人創作的,它們當然都含有很明顯的民族特性(我是指上古的文學而言,近代的文學創作當然難免要受別國思想的影響)。希臘文化原是集地中海區域各上古文化之大成,因此她的文學作品中含有些微尼羅河文化同兩河流域文化的因素,同大量小亞細亞各文化的成分,並不完全代表希臘的民族性,更未受到希臘半島的自然環境的束縛。我國古代文化發生於黃河流域,印度古文化孕育於印度河流域,同別的文化中心都相距很遠,受不到直接的影響。可是希臘因爲地勢的關係,她和地中海東南邊緣的文化──小亞細亞文化、兩河流域文化和非洲北部文化──都發生了直接的接觸,進而得到了多方面的融會,使她的文學成爲一種取精用宏的東西。我們且看那最早的作家荷馬,他的出生地點儘管傳說不一,然而總脫不了是亞洲邊緣的地方。並不是希臘半島上的人。西方第一個大女詩人沙芙(Sappho)也生在小亞細亞岸邊一個島上,算不得希臘半島上的人。以後開始寫希臘戲劇的斯特西克魯斯(Stesichorus)是西西里的人,也不生在希臘。由此可知,這些用希臘文字寫作的作家們的思想和他們的生活經驗絕不僅以希臘半島爲限,所以他們的作品,內容豐富、涵義廣博遠過乎那些有單純地域性和狹義民族性的文學作品。


    (二)希臘文學是商業社會產生的文學 和其他古代文學在農業社會下產生者不同。我們中國的文學,印度的文學,以及埃及、巴比倫的文學,都是農業社會的作品;像希伯來的文學還是游牧社會的產物。農業社會的風俗習慣,和日常生活思想與商業社會的風尙趨勢,生活方式不全相同,反映這兩種人生的文學當然也不一樣。希臘半島山多土薄,靠農耕不足維持生活,而三面皆海,交通方便,極適宜於商業活動;所以希臘人因利乘便,很早就從事於海外貿易。他們遠適異國,四海爲家,環境在不停底變,生活也跟著不斷地改換,見聞廣,閱歷多,思想也就不像農業社會的人那樣靜止呆板和墨守成規。農業社會的人,安土重遷,生活單純,社會變動得很慢,往往經過兩三百年仍然看不出什麼顯明的更改,因此人民保守成性,寫出來的詩文很容易落於某種定型之中,以後便轉相模擬,漸少創作,格律愈來愈加謹嚴,內容反而越來越覺膚淺;非經過很久的時間,遭遇很大的世變,不會發生文學革命。商業社會則不然,他們的文藝在二三十年的短時間內變得面目全非。他們可以時而採取歐洲的題材,時而運用亞洲的故事,時而描寫非洲的見聞,時而輸入高等的文明,時而借用原始的蠻勁,從複雜的環境中養成縝密的思想,從豪放的生活中培養出高度的熱情,從奇異的經驗中產生出體裁衆多,格調常新的作品。希臘文學就是這樣地日新月異,千奇萬變,充分地反映那種進步的社會同活潑的人生。


    (三)希臘文學是早就平民化的文學 高度發展的文學最初都是貴族的創作。通常一個民族總須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纔能把它的文學變得平民化。許多古代的史詩都是對英雄豪傑、帝王貴族的歌頌,很多古代的散文都是關於民族戰爭或國家大典的記載,那都出於士大夫階級的手筆。印度的史詩,我國的「雅」「頌」就是這類的作品。在「詩經」「國風」裏面,似乎可以看到一些有關平民的歌,那其實都是當時的「士」,甚至於「大夫」,藉平民的生活,來描寫他們內心的感慨,不是寫給平民欣賞的,更不必說絕非平民的作品了。文學的平民化,大槪是自戲曲開始的,戲曲是自合唱(chorus)蛻變出來的。我國的地方戲,如四川戲、湖北戲種種,原來都有幫腔,那就是一人獨唱第一句,而由三五人合唱末句。現在都市中上演的地方戲,已經改進,沒有這種唱法了。但是在鄕村僻壤中還有時候聽得到這樣的原始戲劇,這便是所謂「下里巴人」之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等到它變成了曲高和寡的「陽春白雪」之調,那便又成爲貴族的玩意兒了。詞到了南宋,曲到了明朝,就是這樣。希臘文學的發展卻不如此。商業社會變動得大而且快,今日是個窮光蛋,明天說不定可以成爲百萬富翁。平民發了財,就要搞政治;平民容易發財,統治階級也就不敢欺侮他;平民發財的多了,政治便不得不走入民主的途徑。因爲誰有錢,誰就有力量(不論是社會力量,或是政治力量),力量來自金錢,古今中外都是一樣。「金錢萬能」的話,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的。因此雅典的商業發達,使得它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都很快地平民化,文學也就變得以平民爲對象了。它要使平民欣賞,使平民了解,使文學成爲一種民間的藝術同力量,所以它要描寫一般普通人的思想,一般普通人的生活,一般普通人的心理和情緖。描寫平民的酸甜苦辣的生活當然比描寫單純的貴族社會來得豐富深刻,活動有趣。譬如說來日月潭旅行,富人坐直昇機一飛就到,窮人要坐長途巴士、等車、換車、擠車、暈車、上山、過橋、穿洞、入市;沿途山色湖光看得目不暇視,一路顚簸疲勞,口渴心焦,汗出如漿,而反覺苦中有樂。這些複雜變幻的感覺,不是那坐直昇飛機來的闊人所能體會到的。假使要這兩種不同的遊客各寫一篇日月潭遊記,一定是乘巴士來的人寫得內容新穎,富有人情味了。平民文學之勝於貴族文學於此可見一斑。


    (四)希臘文學的改變快,體裁多 希臘文學體裁之多,爲任何其他古文學所不及。就拿當今二十世紀的歐洲文學來說,還沒有那種文體是超出希臘文學範疇以外的。或許有人說電影是近代才有的文藝,可是電影是由小說改編而成,而小說,希臘早就有了。雖然希臘的小說趕不上今日的小說,但是這種體裁畢竟是由它演進而來,所謂「大輅」始於「椎輪」,前者是後者的發揚光大,卻沒有脫離後者的範疇。事實上希臘尙有幾種體裁的文學,未曾傳之後世。或許也有人說諷刺詩是羅馬人才創作出來的,這話不大錯,但也不全對。因爲希臘人確沒有獨立的諷刺詩,可是他們卻有一節一首的諷刺詩雜在喜劇(Comedy)之中,而且成爲那喜劇中最精采的部分。羅馬人的諷刺詩仍是胎源於此的。再者,希臘的文學格調很少一兩百年不變,它不只是變得快,而且變得自然,旣沒有反動的現象,也沒有復古的運動。這兩種現象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在文學發展上所常難避免的。就我國的文學來說,由先秦發展到唐初都很自然,可是到了韓文公的時候,他就發動了一個文起八代之衰的運動。這不是文學本身很自然的演變,而是當時對於南北朝至唐初文學的一種反動。而且這種運動還打了復古的招牌,儘管其實並非完全復古。文學的自然演變跟著民族社會的變遷,和人民生活的改革而自然形成的。如詩之變詞,詞之變曲,元曲之變成崑曲,再變成今天的平劇,這是合乎時代的自然變遷。像韓昌黎,那種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的文學運動便不免多少有點病態了。又如自歐化東漸以後,新學問的介紹,同敎育的普及促成了白話文的運動,這可說是文體的自然演變。但是有一派人在章太炎、林畏廬諸先生領導之下,一定要詆毁白話文,講究做古文。當然有些模仿古代詩文詞章的作品,確比一般學無根底的靑年們寫的好些不成熟作品好。但是,不能因此便說復古或擬古是文學發展的正路。詩文的體裁和形式,詞句的選用或配合,總要能够用來發展現時大多數人民的思想,描寫他們的生活,形容他們的情感,記錄目前的經濟行動和社會事件。我們不能使今日的世界同漢唐的世界一樣,更無法使二十世紀人民的想法和一兩千年前的人想法完全一致;而偏要用如百千年前的人們寫詩文的方法來寫我們今日有、古人無的一些事情感想,這何異乎用靑牛來拖火車,操蘭槳以駕潛艇!雅則雅已,其如寸步難行何?我們看周誥異乎殷盤,漢賦異乎楚詞,宋詞異乎唐詩,明曲異乎元曲──每一時代都有它自成風氣的文學,爲什麼現在不能推陳出新,有我們合乎現時,自成一派的新文學呢?希臘文學的發展卻沒有這樣的情形。她的早期作品多,民族的生活力强,便創造力也強,她隨時隨地,都有新的東西表示她那戛戛獨造的精神。等到新的創作趕不上旁人,纔不得已而退囘到老祖宗的懷抱之中,而藉以自慰,這該是如何可憐的一種病態!描寫英雄豪傑的粗線條生活,打仗,酗酒,粗野,迷信,其古樸拙直之情,同豪放悲壯之槪,確合乎當時半開化社會的生活同那戰爭動亂的時代。到了西元前七世紀以後,希臘太平了,便不再寫那英雄式的史詩,而改寫一般人的普通生活;小而描寫男女間的愛情,大而反映一般人生的改變。到亞歷山大統一歐洲,遠征非亞以後,政治問題不能談,宗敎題材不足取,則又改寫類似我國陶淵明的田園作品。總之希臘文學的形態永遠是跟著社會的變遷而得到自然的演變,從來沒有反動的運動或是開復古的倒車。


    (五)希臘文學以求眞爲其最高目標 文學和哲學一樣,應以求眞爲寫作的目的。不過所謂眞應該是有普遍性的眞,而不是某一特點的眞。近代的文學,無論中西,都犯了一種毛病,那就是專喜描寫社會上的罪惡、汚穢,同少數人的病態心理,而不寫大多數人的正常生活。魯迅寫過一部「狂人日記」,這部書有其獨到之處,然而社會上的瘋子究竟很少,何苦要一般不瘋的人來學瘋子用怪心思呢?社會上的惡人壞事固然不少,但是好人好事總比較更多。專門暴露人類的弱點,形成社會上的罪惡,使靑年朋友們看了容易悲觀、傷感,只覺得世界冷酷,彷彿天下沒有好人,慢慢養成一種憤世嫉俗,怨天尤人的心境;這在敎育上影響太大太壞,實在應該加以矯正。譬如說,三輪車夫總算是窮人,他們常拾到數百數千的現鈔或是萬金的支票,而把它送還乘客。這是社會上每年都有的事,作家偏不敍述這類的故事,而要去寫什麼「神偸」、海盜,而且把他們寫得本領大,技巧高,又聰明,又漂亮,勇敢冒險,臨機應變的英雄,讓靑年小朋友們讀了神往;那還能不去做太保太妹嗎?除開這類的寫實小說而外,現在還流行一種心理小說,專描述變態心理的怪人怪事,令人讀了感覺到十分彆扭,而並不能完全了解。但是偏有人以爲難懂的文章便是好文章,更認爲出乎常理之外的現象便是超越崇高的理想;這豈不是走入魔道嗎?爲什麼總有人寫這些不正常的作品呢?這是因爲正常的東西不易寫好,而稀奇古怪的幻想卻易下筆。這同畫畫一樣,畫鬼容易畫人難。因爲鬼沒有人看見過,可以由你亂畫,畫得愈不近人情,便愈可動人;至若人的美醜是有目共睹,沒法潦草著筆的,希臘文學所描寫的人大都是正常的人,所形容的事,多半是情理之中的事,所追求的眞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般性的眞。希臘人固然是那樣,中國人在同一情況之下,也會是那樣;古人有那樣的喜怒哀樂,近人若有那種遭遇,也會一樣地表現出同一的喜怒哀樂;所以這種文學沒有太重的地方色彩同濃厚的時間背景,而能够表現出超時間超空間的眞。羅馬詩人奧菲德(Ovid)稱讚希臘米蘭德(Menander)的作品,說「只要世界上有老子發威(指對孩子說),佣人說謊,女人會笑,米蘭德便永不朽」。我們試想除了人民公社通行世界以外,能有幾個做父親的人不駡孩子,幾個做傭人的人不欺主人!至若女子的笑,小之可以價値千金,大之可以傾城傾國,淺之可以消愁釋怨,高之可以悟道通禪,這是時無古今,人無智愚所公同承認的事實。這些都是人類自古至今的正常生活,希臘文學就是以描寫這些普通人和尋常事,來顯示出它那種高超的技術同卓絕的成就。


    (六)  希臘文學的求善 中外都有些誨淫誨盜的作品,流傳到數百年之久,現代也有這樣的著作,銷行可以達幾百萬册。自純文藝的立場來看,它們確有其獨到的技術;可是它們違背了善的標準,不能算是頭等文學作品。古今來,還有些煽動性的文學,它燃起人類的怒火,激起人類的獸性,也能傳之久遠,令人讀之目眥欲裂。這類作品,在希臘文化初期,有描寫英雄蠻勁的東西,那種犀利的筆鋒,激昂的詞調,描寫的深刻,尤其是對於人心深處的認識,確能使它成爲高尙的文學作品。但是違背了善的標準,也終不能算頭等文學。在商業社會的初期,有描述農民生活困苦的作品,這些都是寫實。其詞調是悲天憫人,其涵意在闡揚道德,其目的在喚醒社會上的資產家和達官貴人,並鼓勵貧苦的農民去克勤克儉地和環境奮鬥。絕不是近百餘年來的革命文學家所喊的「窮人起來呀!快翻身呀!」這一套。希臘的情歌,也寫得純潔眞摯,絕沒有傷風敗俗的詞句,這正合乎我們詩經的作風:「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像這樣溫柔敦厚,眞而且善的作品,當然美了。


    (七)希臘文學的結構謹嚴 因爲限於時間,姑且不談希臘作家們選材、造句和修詞的技巧,只說說他們一般文人都要遵守的一個基本條件,那就是結構謹嚴,佈局週到。以我國的小說來說,也有結構不謹嚴,計劃不完整的作品竟能傳至數十百年的,如「儒林外史」和「官場現形記」一類的書就全無結構之可言,眞是想到那裏,便寫到那裏。你删掉它萬把字可以,加進去萬把字也可以,這實在遠不如封神傳同西遊記。西遊記說唐三藏有九九八十一難,便設法寫出八十一難。封神傳說有三十六路兵伐西岐,便寫出三十六路,不是可以隨便減成三十五路,或是加成三十七路的。我們在報紙雜誌上常可看見現在的社會小說和武俠小說,它們對於人物的描寫,世態的刻畫,往往有很好的地方,可是一談到結構,則合格的極少。因爲今日的作家,大都是賣文爲生,今天寫幾百字換稿費,明天再凑幾百字,現想現寫,現寫現賣,寫到後面,忘掉了前面,往往牛頭不對馬嘴,前言不接後語。僅憑一時的靈感,全無預定的計劃,這實在是一種大毛病。這在希臘是一種基本條件,絕不許犯的。


    (八)希臘文學的簡潔明瞭 中文比英文簡,拉丁文比中文簡,希臘文更比拉丁文簡。我們看詩經、論語的文字多簡,左傳、國語就較冗長,到漢以後以至今日更是愈拉愈長,一寫就是一大本。有人說愈老的文字愈單純,其實不然,埃及和希伯來的文學便是重三覆四,轉彎抹角地廢話連篇。拿新約來說,基督向其門徒說敎就不直接了當的說,往往要譬喩半天,繞幾個大圈子。印度的文學亦復如是。一篇長故事,重要的文字不過佔到一半的篇幅,另一半便都是比喩、引證同旁敲側擊的話。儘管它每句每段,每節每章無一不好,但是就整個作品來說,它仍免不了是篇幅夾雜拚湊的東西。頭等文學是要委婉而不嚕囌,簡潔而不晦澀,令人不能隨便增減一字的。希臘的好文章都做到這一點。


    (九)希臘的文法學同修詞學 有很多會寫文章的人,不必學文法就能寫出洋洋大觀的作品。不過對一般人說,還是先學文法,再寫文章,可以少出毛病。我們自古以來就不曾重視這一點,直到今日我們還沒有一部完善的文法書。最近趙元任先生自美歸來作短期的講學,還要開一門高級文法的課程,足見我們文法學之落伍。詩聖杜甫的詩題若是到兩行字以上,便常有不通之處。在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中,要是用文法的眼光去找,很容易找出許多不通的句子。有一個察驗文法通不通的辦法,那就是把原句直譯外國文,若果翻得出來,就是這一句能用任何語言去講,那便是通;不然,就是不通了。這並不是拿外國文做標準,硬用中文去配合它。實是因爲人類語文的基本法則本來大致相同,除去極少的特點而外,其他的句子組織如主詞、賓詞,正句、附句,命令式、假定式,副詞、形容詞,等等用法是沒有什麼大相出入的地方的。文法不錯,不一定句子就美;同一見解,同一事實,有人寫出來動人,有的寫出來不動人,這是看修詞技巧的高低了。所以文法同修詞兩門學問實在是文學的基本技術,這種技術進步,自然會有好的文學產生。希臘早在西元前五世紀,就開始有文法和修詞學的硏究,可見它文學的高度發展絕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十)希臘的文學批評 文學批評之有專門的著作,實起於希臘,傳之羅馬,而盛行於今日的歐美。在孟夫子說仁講義的時候,亞里斯多德已在開始寫作他的文學批評,這比魏文帝之寫典論,早了五百多年,比劉勰之作文心雕龍要早到八百年以上。再者,西方人之寫文學批評,總是客觀地,就事論事,絕不含一點汚辱作者的成分;所以寫的人不惹禍,受批評的人也可得益。這樣地互相觀摩推敲,切磋檢討,自然可以增進文學的技巧,提高文學的水準,並且導致文風的轉變,我們不幸有一種很不好的傳統惡習,就是文人相輕。你看我不起,我看你不起,都想坐第一把交椅,而忌刻人家的成功。此風自兩漢開始,而於今爲烈。結果是眞正眼界高的人都不肯寫文學批評,有時甚至礙於情面,還要故作違心之論,寫點東西恭維人家一番。若果偶爾眞有對於某篇文章、某本新書的批評文字,則總不免是吹毛求疵,攻擊到作者的學問人品,其字句之尖酸刻薄,好像是要把作者置之死地,使其萬劫不復。這令人一看便曉得他與作者另有一段因緣,原是借題發揮,根本不是在討論文章。這樣的風氣使眞正的純粹的文藝批評無法產生。於是乎作者不自知其妍醜,讀者也得不到正確的指導。這實在是文學進展上的一大障礙。


      總結的說,希臘人愛自由,而且眞得到很多很大的自由。他們思想自由,行動自由,很少受到政治同社會的壓迫,更沒有宗敎的迫害,和禮制的束縛,所以能够創造出許多好文學作品。現在我所說的思想自由並不是政治問題。中國歷代出過不少的暴君,秦始皇不兇嗎?隋煬帝不兇嗎?明朝那些亂七八糟的君主還不兇嗎?但是他們並不能使當時的文學退化。秦漢隋唐之際文人輩出,明朝的文學也有其特殊的創造,這是歷史上的事實。最妨礙文學發展的,是社會的惡習與敎條的力量,它們能把人封閉到某一圈子裏面,使人沒法子跑出來。世界上絕頂聰明而又大膽的人究竟比較少,一般人認爲應該如何,那些聰明人爲明哲保身起見,也就不得不人云亦云。因爲若不如此,別人會把他當作怪物。說話動筆都只能隨聲附和,還有什麼好文學可以產生?希臘社會變動得快,從來沒有養成任何支配社會的敎條,和統制精神的權威。所以文學家們能够大膽底想,大膽底寫。像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的歐里庇得斯(Euripides 480-406 B.C.)可以用巧妙的詞句去形容神聖的愚蠢險惡。這樣的文章,在別的民族文學裏是找不到的。假使今日有人在印度寫篇駁斥濕婆的文章,或是在歐美上演一齣嘲笑耶穌的戲劇,那社會上還不羣起而攻之嗎?所以說歷史上很古老的傳統往往在不知不覺之中摧毀了靑年的創作能力,阻礙了天才的發展。某種習俗是在社會某一個特殊環境下產生的,等到時代同環境變遷以後,而這種習俗仍然存在,它便變成壓迫後代人思想自由和摧毀後人創造才能的惡勢力了。這種怪現象是有悠久歷史民族的包袱。惟有希臘人眞是天之驕子,他們這種的包袱很輕,受累很小。這實在是希臘人能在短時期內造成偉大豐富文學的主要原因。
                                                   

                                                      (民國四十八年•「青年學術年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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