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庸的講讀說到禮記的研究
從學庸的講讀說到禮記的研究
新時代的編輯人要我寫篇短文來闡揚總統所講的「大學之道」與「中庸要旨」。我想總統那四篇訓詞鎔朱、王之精義，合心、物爲一體，喩以治軍之道，參以總理之說，眞可謂深入淺出，鞭辟近裏；哪還用得着我這個絕非經生的人來說些廢話，妄作狗尾之續貂！然竟固辭不獲，無已，只好推衍總統提倡學、庸硏究之意，一併談談整部的禮記，希望今日學術界有人將這部書重新估價，加以合乎時代的一番整理。
小戴所傳的禮記共四十九篇，本無所謂系統，篇與篇之間很少關聯；當然可以抽出任何一篇，來作單獨的硏究。所以梁武帝就有「中庸講義」之作，假使那時候已經發明了印刷，還怕沒有欽定中庸的單行本問世嗎？後來宋仁宗以大學分賜新及第的些進士，想必是已經把大學裝成抽印本了。本來禮記中的第三十一篇，中庸，和第四十二篇，大學，其內容同性質與其他各篇迥乎不同，確是値得兩位皇帝加以重視，也足以讓伊川先生認爲一是聖門傳授的心法，一是初學入德的門徑，特別提出來加以表章。後來朱晦庵本程伊川之意，就索性把這兩篇抽出來同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稱爲四書。這不獨有其充分的道理，而且眞能給初學的人們以很大的便利。現在這兩篇書又得到 總統講解，裏面所含的大義微言已經弄得明白顯豁；我們從此可以知道儒家做學問的方法次第，同希賢希聖的步驟境界，應該曉得如何起而行之了。
一部經書，只有兩篇受到重視，難道其它四十七篇均是糟粕，或都成了絕學嗎？事實上，這四十七篇書，今日一般人對它固然是很少過目，就是專家們對它也是聚訟紛紜，一直還沒有得到精確貫通解釋。這原因是因爲這四十七篇書中所講的大都是周朝的典禮制度和當時王侯士大夫階級所遵守的信仰習尙，都是實實在在的學問，用望文生義的法子加以講解是不行的。其中有少數幾篇，如禮運、表記、儒行等，是發的議論，談的理想；可是那些議論大都是有所爲而發，各具有特殊的時代背景，針對着特殊的社會問題，甚至往往有若干的具體事實經緯其間，與普通託諸空言的理論是不同的。惟其如此，所以難講。加之這四十幾篇書旣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不是成於一個時期，因此文字龐雜，使人容易走入迷途。況且兵燹之後，書缺簡脫，口授輯佚所得，難免錯訛；於是一篇之中往往有前後無關，上下不連的地方，更加令硏讀的人難以得到圓滿的解釋。若是把兩千年來一些經學大師們講解禮記所得的成果稍加檢討，便可以證實我這番話了。
雖然漢人自己覺得他們那時候已經是「禮壞樂崩」，其實他們畢竟去古未遠，前朝的文物，如宮室制度、喪祭禮俗等等，部分流傳下來的當仍不在少數。因此漢儒解經絕不會全是臆說，鄭康成雖未必眞能盡「述先聖之元意」，但對於「整百家之不齊」的工作，總算做得差不多了。所以魏、晉以後，經學雖有南北之分，而講禮記者皆宗鄭氏。不過漢人過於重視家法，往往近於支離，且喜雜讖緯，有時不免流於怪誕，遂令唐太宗有儒學多門，章句繁雜之感。他因此乃命孔穎達等撰定「五經正義」，要用統一的經學來粉飾他統一的帝國。諸經正義，前人多以禮記疏爲最好，因爲那是以鄭註爲主，而採皇、熊諸氏之說以補所未備，「詞富理博」，令人「鑽硏莫盡」。然而官修欽定之書終難使人滿意，世人之譏孔疏爲「違背本經，多引外義」者，固亦不少；於是乃有宋人之新義出。宋儒在經學上有至大之貢獻，亦有不少的流弊。膽大思深的一般學者，如歐陽修、劉敞、蘇軾、李覯等，開始懷疑古說，不肯盲從註疏，別尋證據，以斷眞僞，認周官爲戰國之書，定十翼非孔子之言，眞算得是千古卓識，超越前人。但是他們在推翻舊說之後，往往不肯暫時闕疑，以留待新材料之發現，常逕以己意，突創新說，這就未免無徵不信了。尤其是自用「墨義」取士以後，科擧的風氣影響到學術的硏究，學者避難就易，標奇立新，乃竟有擅改事實，刪移經文，以牽就其個人主觀之義理者。這樣師心自用，穿鑿附會的毛病確是唐以前的人所少有的。這是泛指當時的一般經學而言，至若專治禮記的人，則除程、朱幾位大師之外，當首推衞湜。他博採一百四十餘家的學說，做成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而且去取極爲精審，眞不媿爲「禮家淵海」；但創見很少，並沒有使禮記這門學問有什麽顯著確實的進步。元人承宋儒的餘緖，旣不大注意註疏，也說不出精硏義理；那位以撰禮記集說著名的陳澔談到禮制，則疎於考證，論及禮意，復毫無發明；那部書傳到今天，仍只有當做發蒙的讀本而已。至若吳澄之禮記纂言把四十九篇的原文顚倒割裂，任意竄改，雖說弄得條理淸楚，卻使禮記失去本來面目了。明朝專門硏究禮記的人很少，胡廣等奉勅所修之禮記大全，純以陳澔之集說爲主，實無足取。趙南星所著之「學庸正說」詞旨醇正，詮釋詳明，與當時流行的風尙大不相同，倒算得是一部有獨立精神的著作。至若黃道周所寫的禮記解五篇，其目的不在硏究而在諷諫，對於禮記本身，自不免是「郢書燕說」了。淸儒精於訓詁、校勘，而又蒐輯出不少的佚書，所以他們治經的成績非常優越；在義理方面，雖未能跳出宋人的樊籬，在考證方面，卻是前無古人。如胡渭、李塨、毛奇齡、李光地諸人之對於學、庸二書，尋求義理，宛轉切實，絕非泛言性命理氣之空談。若江、秦、程、孫諸公對於禮記的硏述，則闢盡榛蕪，眞可津逮後學。但禮記各篇中所用的材料太雜，所涉及的問題太廣，有許多地方絕不是僅從故紙堆中找得出答案的。淸儒用功雖勤，到此也就技窮；於是禮記一書遂至今仍未搞通。
我們今天對於古代的文字、語法，和器物、技藝，所知較多，對於自春秋以至西漢的政治社會演變，與諸子百家的起伏消長及其互相影響之處，也比淸人更爲明瞭；而且還有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考古學、比較宗敎學一類的新知識──這都是五十年前的學人們所未曾想到的些專門之學。我們應該利用這些新工具，去分門別類地將禮記所載的各種制度典章，禮儀器物，風俗信仰，社會宗族，乃至某種故事的意義，某種思想的形成，彼時敎育的實施與理論，以及儒學的體用與嬗變，種種問題，都一一加以科學的考證和解釋。若果有些人肯分工合作，走這條新路去硏究禮記，我想這部古書是可以搞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今年夏季，東亞學術計劃委員會曾以六千金一名的獎學金徵求兩位大學生來硏讀禮記，可見今日的學術界已深知這項工作的急切和重要了。靑年學子們受了總統講解學、庸的啓示，若能推而廣之，以及於其他諸篇的硏讀，則庶幾乎可謂擧一反三矣。
正中書局的前總編輯杜呈祥先生曾於春夏間，數度約我爲新時代寫篇短文。他在第一次出醫院後，猶力疾訪我，重申前約，我感其雅意，曾答以十月杪，必有以報命。孰知彼時一别，遽成千古！今草此文，亦枝頭掛劍之意耳！
十月五日下午四時脫稿
（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十日•「新時代」第二卷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