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和隱的人生觀
仕和隱的人生觀
近來看到李辰冬先生寫的一本文學批評的講稿，其中有幾章談到文學的內容和形式，他認爲「仕」和「隱」兩種意識決定了一切中國古代文學的內容，各種作品也就因這兩種意識堅定深厚的程度而定其價値之高低。這樣慧眼獨具精闢異常的議論提起了我的一些舊感，現在拉雜底寫將出來。
仕同隱實在是種二而一，一而二的觀念，因爲隱的意識是從仕的意識生出來的；如果未曾或不想出仕，便根本無所謂退隱。這種觀念不僅支配了中國三千年來的文學，而且形成了中國讀書人至今未變的人生，構成了一般人讀書的動機。在好一方面，它確曾產生了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造成了些很有價値的政治理論，並且鎔鑄出來不少特立獨行師表人倫的聖賢。但在另一方面，卻也腐化了我們敎育的目的，阻礙了我們科學的發展，停滯了我們生產的技術，造成了我們今日貧窮不堪的社會同亂靡有定的政局。
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實起源於封建時代，也算得是百分之百的「國粹」。封建社會有所謂「大人」、「小人」之別，那「大人」便是南面稱尊的天子諸侯，世代執政的卿大夫，和那些替統治階級辦事的知識份子；至若那無衣無褐的農夫，抱布貿絲的商賈，和「飭五材，辨民器」的工人，則全爲「小人」。「大人」是「勞心」、「治人」而「食於人」的，「小人」是「勞力」、「食人」而「治於人」的──孟子這樣寫實的議論正與柏拉圖的政治社會學說相合，這大槪也是東西哲人心同理同罷！自李斯相秦以後，諸侯卿大夫一齊垮臺，一般挾書射策的士人乃得飛黃騰達，慢慢形成一種新的門閥來把持政治。隋唐以後，科擧制興，任何孤寒微賤的人，只要能發憤讀書，揣摩些修齊治平的老話，去迎合時尙，便可「以祿代耕」，改換門庭，一直高升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萬一遭遇不好，就可嘯傲山水，「遺俗獨往」，置理亂於不聞。他們亦未嘗不可偶爾躬耕垂釣，採藥賣卜，甚至傭工鼓鍛，屠狗賣漿；但那只是養晦避禍的手段，絕不是自食其力的營生，自然更不是想從那些行業中造出一番新事業，用它去顯親揚名澤民利物了。社會上的人也絕不把他們看成眞正的農工商賈，總以爲他們仍會有一天蒲輪奉詔，東山再起的。萬一眞不幸而永爲明主所棄，仍可在儒林文苑或隱逸傳中佔據一席，以留芳百世，是絕不會降到方技傳內去的。所以「仕」和「隱」只是官僚生活的兩面，並非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生。有些聰明絕頂的人就索與把這兩面溝通，合而爲一；在朝的時候，便「依隱玩世，詭時不逢」而成爲「朝隱」；出守的時候，就彈琴賦詩，飯酒挾妓而號稱「臥治」；賦閑的時候，卻是身在江湖，心馳魏闕，非精舍聚徒，卽公車上書，等到一旦譽滿天下，名動公卿，便上可以做「山中宰相」，下亦不失爲儒林冠冕；像東方朔陶弘景一流的人，直是亦仕亦隱，隱仕不分了。從個人立場來講，這些人「不羞汙君，不辭小官」，「見機而作」，「澹然自逸」，確也說得上是「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但是從國家社會的觀點來看，則他們「達」的日子，只是「以仕易農」，根本未曾想「兼善天下」；「窮」的時候，全是不耕而食，不織而衣，連物質方面，也要做到「獨善其身」。這樣進退裕如的混世主義對於個人實有百利而無一害，自然可使一切好佚惡勞的人風靡景從，歷數千年而不稍變。
鴉片戰爭以後，西洋人的大砲驚破了我們制藝試帖的陳腔濫調；於是同治元年始有同文館之設立，再歷四十三年而竟有廢科擧辦學校的盛擧，其目的在求吸收西洋的科學文明以謀富國强兵，這原是不錯的。可惜當時的政府仍用功名祿位來獎勵從事新學的人，社會人士也狃於舊習，依然爲謀出身而送其子弟入學。敎育制度雖改，而讀書的動機，則仍舊是爲做官！官的種類且因新政之繁劇和敎育之推廣而日益加多，現在我們有政務官、事務官、郵務官、繙譯官、選任的官、聘任的官；更有敎官、法官、醫官、黨官，乃至一切銀行工廠公司農場衞生慈善機關，莫不一一塡滿了各種各級的官。這些車載斗量的眞官、假官、準官、預備官、候補官，無論他們所學所司如何不同，而卻有一共同之點，就是都是「動口」的「君子」，絕非「動手」的「小人」。這便是今日中國知識階級──社會的中堅份子──的特徵。這與西歐諸國的士人階級早在四百年前轉業農工商賈，硏求切實技術以增加生產，用其生產力量以爲社會中堅者，完全相反。所以任何外國的社會經濟運動，文化宗敎的改革，傳到中國，都變成了政治運動。人家的成敗在其社會事業，我們的成敗，則只是個人的「仕」或「隱」而已。這樣的作風，自西漢一直流行到今天；所微有不同的，只是古人隱入山中，今人隱到海外而已。
共產黨自己要過官癮，而又深知中國人都喜歡做官；於是乎廣設僞官以安置幹部並拉攏一般利祿薰心不知死活的人，自「政協」以至「村幹」，硬把全國用官布滿。這羣多如蝗蟲的官天天逼着人民「搞生產」，而自己卻是「四體不勤」底吃「保健飯」！假使韓昌黎生在今天，能不說：「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官千百，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官千百，賈之家一而資馬之官千百，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嗎？爲今之計，我們反共，應該澈底剷除這一套游惰哲學──仕與隱的人生觀──使共產邪說不至乘虛而入，作死灰之復燃。讀書求學，不應再尙空談，務須手腦並用，心力兼勞，期於人人學會一種生產技能，小之可以自食其力，不做社會的寄生蟲，大之能有發明，用以改進人民的生活環境。辦敎育的老師同住學校的學生都以此爲其目的，切實做去；則將來人人有正事可做，有正業可樂（中國現在的緊急問題是靑年「無」業，並非靑年「失」業，失業在中國成一社會問題的日子還沒到呢！），一切社會政治問題也就易於解決了。這並非說所有談「性與天命」的書都應該束之高閣。任何學問──包括各種「雕蟲小技」在內──都有它的價値，値得少數性與之近的聰明人去加以硏究整理，化爲通俗有用之物。不過這和選習實用技能並不相妨，因爲六藝原是可以同時並學的。太平時代的人或可足不出戶，目不窺園，甘作蟲魚以了其一生，而與世無害；我們生在萬方多難的今天，是無法享這種淸福的。有大志希聖希賢的朋友們要學周公孔子之道，就應該從他們「多才多藝」，「多能鄙事」學起；僅僅「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狐貉之厚以居」，是做不成聖人之徒的。至若參加政治，那只是在某一時期，擔任某項工作以盡國民之責，絕非終身職業，更非特殊權利，也不是惟一可以兼善天下的功業；一種活字版或蒸汽機的發明，其有功人類是超過任何一個太祖高皇帝的。「仕」的觀念若能如此改變，則「隱」之一字便可在現行語中根本消除；必如此，然後中國才是眞正的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官國」。
（民國四十二年三月十一日•新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