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民道德
論國民道德
道德，同人類其他的行爲一樣，可以分爲積極、消極兩種，其作用與價値是大不相同的。假如一個人能够安貧守賤，潔身自好，使視聽悉合乎禮，將理亂槪置不聞，靜悄悄底鑿井而飮，耕田而食，與人無忤，與世無爭，以度過一生；這該算得上一個老好人了。但是像這樣活一輩子，對國家、社會不發生任何關係，縱然「言寡尤，行寡悔」，究竟與人何補，於世何益？這種楊朱的道德，在這萬方多難的今天，是不宜加以贊揚的。
我們現在所要提倡的國民道德，應該是富有積極性，一向爲儒家所主張的那一種。曾子曾經說過下面一段話：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標準，也是中國文化到了頂峯的境界。實現它的方法，孔子曾經說過，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那就是說：「自己要（在社會上）站住脚，就得使人人都站住脚；自己想有所成就，就要使人人都有所成就。」這抱負該是何等的偉大，這態度該是何等的積極！儒家學說之所以成爲中華文化主流的原故，就是在此。
兩漢的書生，不論遭遇的窮，通同才氣的大、小，都是以實踐「居仁由義」爲其畢生努力的準繩；到了馬融，這種傳統，始被破壞。他「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阿附權貴，公開貪汙；但是另一方面卻「才高博洽，爲世通儒」，門下諸生常以千計。他「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把學術和道德分成各不相干的兩件事，敗壞學風，腐化士氣，用修、齊、治、平之學，爲欺世、盜名之術。儒學從此就喪失了它安定社會的力量，其結果是世衰道微，人心思亂，不百年而三國爭覇，再數十年而五胡亂華，「火燎神州，洪流華域」，中華民族幾至滅種！然「木必先腐而後蟲生之」，文化必先敗而後世亂隨之，追究禍首，馬季長（即馬融）豈能辭其責哉？
在馬氏絳帳授經四百年之後，始有文中子講學河、汾之間。他雖覇氣猶未盡除，而其以天下爲己任的氣槪確能使當時的世風爲之一變；風行草偃，收效自宏，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世民）等之能內安百姓，外服四夷，其得力處未嘗不在河汾聽講之時。儒學復興之能撥亂反正，蓋有如斯！可惜自則天稱制以後，唐室取士之法，卽漸重詩賦而輕「明經」，遂使天下讀書人多把志氣消磨於雕蟲小技之中，而變成一些功名利祿之士，流風所及，道德低落，民族精神也就慢慢喪失於不知不覺之中。試看杜牧之的時代，河朔一帶的人大多數已經連孔子的名字都不知道，那所謂燕雲十六州蓋早已在文化上淪爲蠻夷了！到了五代、十國的時候，便鬧得處處「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乃「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豈不是自然的結果嗎？
宋興，所謂世祿之家差不多都不存在了。新的社會產生出新的領導人物，他們從艱難困苦中得到寳貴的經驗，對於事物有了新的看法，對於人生有了新的觀念，因而逐漸養成一種新的學術風氣，收到那端人心而正風俗的功效。這些新領袖人物中之足以名垂宇宙的應首推范希文（即范仲淹）。他幼孤，窮得連稀飯都吃不飽，就這樣體驗到社會上的貧窮愚昧必須掃除，而發下宏誓大願，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他那先憂後樂的名言上繼曾子之志，下啓程、朱之學，把致用的學術與積極的道德再度合將起來，使中國文化重新紮住脚跟，再放光芒，雖迭經蒙古、滿淸之蠻夷猾夏，而仍未全喪，其功眞可謂不在禹下矣。
淸朝的康、雍、乾諸帝都是深思遠慮，心狠手辣的人。他們假宏獎學術之名，以行其愚弄學人之實，把明朝許多自由組織的書院一槪收歸政府管理，而仍襲用其舊名以安人心，更以低級的官階牢籠那些爲人師表的「敎諭」、「訓導」，用微薄的廩餼收買所有「進學」的書生，拿「八股」、「試帖」來閉錮人的思想，竟使大多數的「通籍」之士都是些不辨菽麥，不識時務的書呆子，可以讓「主上倡優畜之」而不以爲恥。其尙有少數不甘心做奴才的人也只得韜光養晦，循規蹈矩底去鑽那玩物喪志的牛角尖以消磨歲月。意志的自由受到壓迫，則人們自然存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但求消極底免於罪戾，誰還敢積極底談天下興亡之責呢？到了後來，世變日亟，而大多數的人卻依然麻木不仁，對入侵之歐風美雨，視若無覩，對國土之日蹙百里，漠不關心，要不是列強因維持均勢，而互相牽制，則中國早被瓜分了！其實彼時政府並不暴虐，民間也沒有多少餓莩呢！
在天下阽危已到極點的時候，中山先生乃運用他先知先覺的智慧，從事於救國救民的革命，要萬衆一心底發憤圖强，行使民權以建立民國，改進民生，實現國家獨立與民族自由的願望。不幸大業尙未吿成，而中道逝世。今總統蔣公承其遺志，繼起領導國民革命，內則統一南北，實行憲政，外則降服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雪百年國恥，行三民主義；假使沒有共黨作亂，則新中國的建設殆已完成。共產黨能奪得大陸，其原因極爲複雜（這牽涉到百年來我國的內政、外交、經濟、敎育種種問題），而一般人畏其殘暴，不敢駁斥其邪說，檢擧其陰謀，抗拒其暴行，以至在無形中爲之掩蓋罪惡，助長兇焰，也實在是各種原因之一。涓涓不塞，遂成江河，今日細加反省，這放任之咎，豈不是人皆有責嗎？大衆缺乏積極性的道德精神，不能見義勇爲，便可養成如此的滔天大禍，我們懍亡羊補牢之訓，現在應該知所努力了。
國家、社會是人民自己組織的，因此國家同社會上的事也都是人民自己的事。自己的事而不自動去做，反畏首畏尾，袖手緘口，一聽其自然發展，豈不是自誤自，甚而自害自嗎？況且人不能遺世獨立，必須互相依賴，纔能生存，因而個人與羣體的關係實在是非常密切。城門失火，可以殃及池魚，閉門靜坐，是無法免於禍災的。那漆室之女憂及國事，其愛國正所以愛己；若事事必待文王而後興，則有時雖欲自救也不可能了。總而言之，我們今日要復國保家，必須提高國民積極的道德精神，使人人爲社會服務，爲國家效力。對於親朋、鄕黨，應該患難相勵，德業相勵，合作無間，以逐漸實現「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的抱負。對於經濟活動，應講求技能，克勤克儉，利其器而善其事，以做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對於國家，應各本所知，盡所能，來做好自己分內的事，雖作「委吏」、「乘田」，乃至抱關、擊柝，也一樣的是於國有益之事。對於學問，應當日新又新底去探求宇宙的奧秘，硏究人類的心理，以期能盡物之性，盡人之性，而增加人類的福祉，促進人類的德業，若能羣策羣力底向此一目標邁進，當可收到分工合作之效。從前趙文子（即趙鞅）說：「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飢饉，必有豐年。」我們今日但求各自在心性方面好好做些除草、「壅苗」的工作，便不愁不能產生出至剛、至大的勇氣，來克服一切困難了。懐天下興亡之責，誰敢後人？抱愚公移山之誠，終必有濟。邦人君子，其亦不河漢斯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