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大學和社會
今天的大學和社會
從漢朝一直到抗日戰爭的初期，我國社會一向是由太學，或大學，或書院領導着，只要是有這一類敎育機構的時候。這種理論至今依然存在，可是實際的情形卻已經是社會在左右大學了。這原是現在擧世共有的趨勢，並非我國獨具的特點。今日只有極權國家纔能用各種敎育方式來輔助大學，依照政府的預定計劃，去改造社會。在自由世界裏，卻是要大學自己日新月異底變──變得去適應社會的心理，並滿足社會的需要。這種演變頗値我們略加檢討。
往日的農業社會變得很慢，有知識的人很少，大學差不多是惟一硏究高深學問，養成領袖人物的地方。那時候，老百姓對大學沒有要求，只有景仰；大學處在那樣的超越地位，自然能够發揮移風易俗的力量。等到產業革命發生以後，社會上的財富驟增，大多數的人都有錢，有閒，更有興趣去讀書；敎育逐漸普及，知識的神秘逐漸消失，大學已經不是門牆高峻的象牙之塔，更不是造就人才的惟一之地，它也就漸漸喪失了原有的權威和尊嚴，由一個鎔鑄社會的最高學府變成一個供給社會需要的尋常機構了。這一變可說是大學地位降低的變。
以前人與人的關係比較單純，事物的處理頗爲簡易。因此學術的範圍也相當小：以四科設敎，六藝授人，或如從前歐洲之學分七藝，已足够修、齊、治、平之用。彼時農、工、商業所需之簡單技能儘可在「學徒」制中充分求得，敎者學者都用不着識字讀書，那是配不上作爲學校敎育的。今日，人事複雜，知識領域擴大，尋常生活所需的學理和技術一天比一天地加多；學術範圍遂不得不日見推廣，其分類也就日見精細，絕不是以前那種粗枝大葉的分類方式──分爲六藝或七藝──所能槪括盡的。一種濾過性毒素的研究，其繁難並不一定在生理學和心理學之下，各種土壤、肥料的考較也不見得比神學和哲學容易得太多：至若工廠、病房的管理或者比齊家睦鄰更爲重要，猪圈、牛欄的照料也許和養老育幼發生密切的關係──總之，以前所謂形而下之器到現在都變成畢生鑽硏難盡之學了。因此大學乃不得不時常添設科系，把甚麼護理、新聞、圖書館學、公共關係等等都作爲獨立學科，設置博士學位。昔日所謂基本學科在今已視爲工具學科，從前所謂應用學科現在都各有其精邃理論，其博大高深正不在純粹科學或人文、社會科學之下。這種變可說是大學學科擴大的變。
古人做學問是從修身養性起，到致君澤民止；一言以蔽之，他們的目的在「謀道不謀食」，只要能够「朝聞道」，便「夕死可以」了。今日的人卻相信整個的宇宙正等他們去征服，更高的文明還要他們來創造，學問事功兩無盡境，他們必須先謀食而後纔能謀道。況且他們要比蹤禹稷，以饑溺爲懷，甚至要超越堯舜，謀博施濟衆；因此乃認爲一切謀食的知識，其重要性都不在「道」之下。他們承認任何學問各有其獨具之內在價値，那是無法加以衡量，品定高低的；若專講實際，則用處愈廣愈大的便應該是愈値得學習硏究的。於是乎大學中的各種科系就形成了冷熱兩門，使得辦大學的人再也無法去謀各種科系之平衡發展。也許有人以爲像這樣把「典籍之府」與「百工之肆」合而爲一的大學是使大學敎育變成職業訓練，因而斥之爲不合理。然而這是時風之所趨，人心之所悅，辦大學的人又焉能置之不理？我們大槪可以說這種大學敎育在重點上的變是已經變定了。
從前進大學的人極少，不是志大才高，學有根柢，經過嚴格選拔的人很少能進得去：那些意志不堅的寒峻子弟也就根本不想進去。現在除了少數太沒出息或極端窮困的靑年之外，幾乎無人不以升入大學爲其讀書之惟一目的，父兄以此期望他，親朋以此勉勵他，非畢業大學，便大有男不能婚，女不能嫁之勢。人人都要擠進大學，大學自不能不增加收容的名額，降低錄取的標準。 私立大學便應運而生，硏究所也就與年俱增。數量驟加，質素自不免因而低落，何況師資和設備的補充並不能與學生人數的增加成正比例咧！這樣「有敎無類」的大學造就出來的人當然極少出類拔萃的瑚璉之器，而大半只是些車載斗量，烤得剛纔半熟的麵包！大學畢業生多了，就業自然成了大問題。才識高的人多潔身自好，而品學差的人大半工於鑽營；這兩種人角逐於職業市場之中，後者往往打倒前者，正如劣幣驅逐良幣一樣地成功！於是乎「黃鍾毁棄，瓦缶雷鳴」便成了中國今日的普遍現象。責人甚明的先生們常擧此以爲大學之罪，但若追根溯源，難道這眞是大學心甘情願的自作之孽嗎？
今日學生的品質固是與前不同，有如上述；現在敎師的地位卻更大非昔比，言之生嘆。他們以前被社會看作人倫師表，到今天，卻只是一個敎書匠，其物質上的待遇還遠在泥水匠、成衣匠之下。這固然是工商業發達的國家所共有的現象，但是歐美的敎師總還能過着水平線上的生活，而在今天的自由中國，則已經有小學敎師兼充酒吧孃，中學敎員兼做打字員，大學敎授兼任商行秘書了。這猶可說：苜蓿青氈原爲我國傳統文化所嘉惠敎師的特殊待遇，但是古來那些妻啼饑，兒號寒的敎師們至少還能得到一點兒禮貌上尊敬；到今天，卻已並此而無之了。儘管政府每年慶敎師之節，當道更常設尊師之宴，可是在社會一般人的心目中，敎師節是遠不如兒童節重要的。不少的人認爲教育英才已經是比「王天下」還大的一件樂事，便不應再作物質上的計較；況且誨人不倦本敎師分所當爲，自然不足爲功，若言行有略可挑剔之處，則責備賢者，縱以「一眚掩大德」，亦正無妨。所以在這種鬼瞰高明的環境之中，做敎師的人，不獨要能挨餓，而且要常挨駡了！設若不信，試看那位開一代風氣的老敎授胡適之先生生前所受到的種種清算和批判，能與那足跡所至，萬人仰慕的李秀英小姐得到的榮譽相提並論嗎！影星、歌星無不價重連城，而經師、人師反倒一文不値；今日敎師地位之變，蓋有如此。
守道固窮的人原應該不計世俗毀譽而自得其樂的，但這必須有一種永恆不變之道可守纔行。自孔、孟、老、莊以至牛頓，洛克（John Locke），那時候的人全認為宇宙間確有一套萬古常新的絕對真理，也就是値得朝聞夕歿，以身相殉的「道」。儘管百家異說，各「道其所道」，然而有那樣一種不變的道存在，則是賢愚所公認，人心都嚮往的。學者因此可以得到內心的安寧，養成浩然的正氣，大學也因此而能樹立起道德上和學術上的權威，可使社會受其領導，如草上之加風。自從達爾文同愛因斯坦的新說得到證實推演以後，人們都知道六合之內，人世之中，並沒有任何不變之道。一切無數、無量、無邊的天體都在太空中不停地變，相對地變，變得好像是「有無相生」，「前後相隨」，「長短相較，高下相傾」的樣子。大自然旣是「倏忽變化」，則這些人爲的制度典章和學說主義，還能有一件逃得出那「與時推移」，「成功者退」的原則嗎？因此一般人都捨去理想，但圖現實，大學也就只好力謀現有各種問題之解決，以應社會當前之急需。至於那些玄之又玄的至德妙道，雖仍列爲大學中很重要的科目，但那只是少數人硏討的專門之學，而絕非前人所認爲造就通儒的一貫之道了。這一變可說是大學敎育旨趣上的變。
大學敎育因受社會影響而發生上面列擧的種種變動，其利弊若何，姑且暫置不論；至其爲民主國家中之自然趨勢，則確不是我們所能否認的了。今日若還想恢復舊日貴族式的大學，拿它來領導社會，那是與時相背的夢想，絕對無法實現的。假使一任舊大學和新社會各行其是，則其結果將是雙方妥協，各得其所的機會少，而彼此相妨，互受其害的可能性反大。如果完全讓社會的壓力逼得大學作輕率敷衍的改變，則大學敎育的效能必因之減低，反爲社會製造出層出不窮的新問題。這三種辦法都不能解決目前的困難。若要大學和社會眞能彼此配合，應請雙方認淸現實少談空論，各去成見，共謀調協纔行。大學當細察社會趨勢之所向，在事機剛萌的時候，便作因勢利導的努力，自行調整改革，以應社會之迫切需要。這或者可以使種種新潮不至於因無可朝宗，而變得洪流泛濫，不可收拾。美國一些大學在近幾十年來，便是這樣地各謀改進，各試新法，而得到社會的支持。可惜我們的大學卻無此能力，更無此自由。成規舊章的束縛，政出多門的壓力，經費的拮据，人事的糾紛，種種惡因竟把所有的大學都變成了毫無意志和生氣的一些學店！它們縱然知道社會新潮之所趨，也絕無試作任何革新之可能，因此大學和社會脫節的現象遂至一年一年地加重。今爲曲突徙薪計，應請政府，除確定敎育宗旨，寬籌大學經費而外，給各大學以充分之自由，讓它們在科系的增減，課程的變更，學生的招收，經費的籌措，學年學分制的更改種種方面，都可自擬新法，自作試驗，以各謀解決社會之某一問題。一個大學不容易作全面的改進，更難於滿足社會的一切需要，但它總可努力於一二科系之革新以應社會之某種要求──這樣的分途發展，合起來，便可使整個高等敎育進步了。這比現在所謂統籌全局，力謀統一，而其實是斵鶴續鳧的辦法，豈不大爲省事，而反眞能解決問題嗎？
其實今日最急迫重要的敎育問題不在大學，而是國民學校、職業學校和師範學校之急應充實、改進與擴充、加强。社會上的多數人偏置此不論，而苦謀大學之擴張，眞未免太緩其所不當緩，而急其所不必急了。不錯，美國徧地都是大學，而且好些名大學都有大幾萬的學生。但是人家的中、小學辦得好，大學畢業生不夠用，而又有雄厚的財力可以每年擴充大學和研究所（一個加州大學每年花的錢比臺灣全年的收入還多咧！）。這些條件是我們現在有的嗎？戰後的日本新辦了幾十個大學，往往一校就擁有過萬的學生，以致東京學生遊行示威的事幾乎每天都有，塡坑滿谷的都是大學畢業生，無業可就的只好靠每晨送牛奶渡日。日本的工商業比我們發達得多，其盲目擴充大學敎育的結果尙且如斯，這還値得我們倣效嗎？今日人人都知道很多大學畢業生無法在臺灣得到適宜的工作，更知道我們目前所有的人力物力實在不能每年添辦新的大學，或是擴充舊的大學而依然維持其原有之敎學水準，甚至於也知道許多智能興趣不宜於讀大學的青年勉强擠進大學，只能落得一種高不成，低不就的結局。然而每年到了大學招生的時候，社會各方面總是不約而同底要各大學多加班次，廣收學生，擴充夜間部，多辦硏究所。像這樣重量不重質地來推廣大學敎育，若果它的用意是在提高一般人的智識水準，好使將來全島的農人、工匠、販夫、走卒都是大學畢業生，這雖是欲望太奢，尙可說不失爲一種很高的理想。可是要擠進大學的人沒有一個是預備將來以耕田、織蓆、鍛鐵、賣漿爲業的。他們都想「飛而食肉」前往歐、美，縱不能適彼樂土，也絕不甘居下位；而且社會上也沒人說大學畢業生是可以不求飛黃騰達的。總之，揭穿了來說，這種擴張大學的議論實在是旣不現實，又無理想。
社會上明達之士很多，何以竟使這種幻想成爲一股大力量的運動呢？此無它，科擧的幽靈作祟，硬想以大學爲其借體還魂之具耳！往人學八股是爲獵取功名，要眞做學問，不是在點了翰林之後，就是在考場失意之時。今人進大學是爲取得學位，少數人想求實學，非等到大學畢業以後，就是在進大學絕了望的時候；那大多數的青年都是爲資格而讀書，不正同科擧時代的人一樣嗎？往日求功名，只要背熟四書，五經，今日得文憑，要靠死記課本、講義，其無需愼思明辨，則殊無二致。以前有人請師友預擬若干篇詩文，在考前記熟，以便入場去逗湊抄襲；現在有補習學校廣擬試題，做好答案，讓考生好去撞運氣──這種舞弊取巧的辦法和行險徼倖的心理，又何嘗今昔稍殊？從前有截搭題，今日有測驗題，從前考經義，只許照着朱註發揮，今日考幾門學科，樣樣都要死記敎科書──其不重視獨立思想，寧非前後同轍？以前有邯鄆報子走遍天下去送捷報，現在有各報的記者訪問狀元──連「狀元」、「榜眼」的名稱都是照舊──受訪者的親友固然引爲大榮，便是那些事不關己的閱報人也很多以爲怪有趣咧！以前放榜唱名，要使成山成海的人在半夜裏擠到貢院附近去聽，現在由廣播公司唱名，唱者不袍服下跪，聽者也可安坐家中，只這一點算是眞科學化了。這些形形色色的科擧作風自然都是科學精神的表現，若果沒有這一類的腐敗觀念存乎其中，是不會有那樣的古怪現象形乎外的。本來科擧制度纔不過廢了六十年，以短短六十年的時間來消除一千多年的積習，自然不能澈底。前人忍痛割愛，心中原多少還存着一些留戀，正像那戒了烟的人喜聞烟香一樣。今日事久忘懐，故態復萌，那死而不僵的傳統遂不免又在人們下意識裏復活起來，這也就難怪好些關於大學敎育的議論旣不切合實際，又無高尙理想了。
今日的社會旣有左右大學的力量，就應該很謹愼地善於運用這股力量，纔不至於收到不良的結果。要謹慎，似乎應該在談大學教育的時候，緊記著下列的幾件事情。
（一）中國今日各方面──包括政治、經濟、敎育、以及一般人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的不進步，大半都是受了科擧遺毒之害。現在務必從敎育上着手，將這種不合時宜的精神革除淨盡，千萬不可再把大學敎育看成「資格教育」，把大學當作做大官，發洋財的預備學校。
（二）中國是個人財兩缺的國家，而辦大學卻需要極多的人才和金錢，若因師資設備的缺乏而辦得不好，那是不惟無益，而且有害的。
（三)大學畢業生若是在社會上供過於求，便成了高等遊民，會攪得社會不安；如大量地讓他們輸出，會造成人才出超的現象，那對於社會的影響，比貨物的出超是恰恰相反的。
（四）「登高自卑」，理之當然；築室無基，勢必傾圮。若不先把中小學校辦好，大學是絕不可能辦得合乎理想的。
這四點是現在自由中國的實情，五、六年內，尙難望大有改進。目前一切關於大學敎育的計劃主張，若是沒有考慮到這幾點，都不會行得通，勉强做去，一定是利少弊多。
對大學建議，最好是多擧事實，少提理論，多談敎學問題，少說制度改革。因爲談到理論同制度，便會公婆各有其理，仁智互異其見，很難得到公認的結論，實不如就事實上提出具體的意見，讓大學自己去斟酌採行。比如說，假使所有政、法、財、經、農、漁、工、商、醫、藥、軍、敎各機構能各自把它們每年需用人員的数目，和他們應有的學術程度，分別通知各大學，請其代爲培養，便可使各大學在招收新生，核定名額的時候，比較易於得到一種合理的決定；同時，也可逐漸解決大學畢業生失業的問題。再如任何機構若肯把它用的大學畢業生的服務成績，在每年考績之後，分別通知各大學，讓各大學的每一科系都可知道在敎學上應該如何改進，或是在課程上應該有何調整；這對各大學將是一種極大的幫助。
由少數學者組成的大學來領導社會，變成由一般民衆構成的社會來支配大學，這實在是人類的進步。因爲民衆纔是國家的主人翁，而大學不過是社會中各種機構之一。往日的大學領導社會，那實等於保姆帶少主，現在小主人長成年了，照理是應該由他來指揮保姆的。幼主少年好事，幻想多而閱歷淺，保姆年老持重，經驗多而暮氣深，彼此意見相左，合作不易，也是情理之常。不過小主人的權力畢竟大過保姆，若老是瞎出主意，逼得保姆去執行亂命，使她無法盡其才能，以致誤了大事，那責任是應該由小主人自負的。我這番話是以社會一份子的地位來作自我檢討，絕非輕視社會上的意見，更不是爲大學辯護；今天大學應改而無法改，和能改而尙未改的地方頗多，那不在本文範圍以內，只得留待異日再說。
今日衆議紛紜，莫衷一是，誠然增加了大學敎育的困難，卻也帶來了很大的希望。因爲一切進步都是從不滿意現狀起的，社會不滿意大學而予以建設性的批評，正可使大學擇善而從，自謀改進。將來完善的大學可以提高社會文化，而進步的社會又可以促進大學革新；如此循環推進，纔是文化演進之正軌。這種希望早晚總會實現的，至其爲時之遲早，則要看輿論健全的程度和大學自由的尺度如何了。
騮先先生曾兩長大學，再主敎部，對於我國大學近四十年來的變遷知之最悉，關心亦最切。因草此文就正，卽以爲壽。
五十一年四月四日
（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大陸雜誌」特刊第二輯）
編者按：本文出自中央日報刊行的《沈剛伯先生文集》下集，經基金會校對，修正錯誤、添加註解，與讀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