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的重點──對社會敎育言
德育的重點──對社會敎育言
中國自王陽明死後，就沒出過一個頭等哲學家，自「天工開物」問世以後，也未曾出過一部頭等科學書，中國文化可說從滿清入關以後，便已停滯。從此腐蝕敗壞與日俱深，等到鴉片戰起，洪楊亂興，遂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國父孫先生徧遊歐美，博覽西籍，用世界眼光與科學方法，反而硏究吾國經書，終能從其中演繹出三民主義。此實爲復興中國文化之第一步。可惜民國初年的志士仁人們均忙於政治活動，而未遑在社會上致力於純粹文敎工作；革命沒有從根本做起，故擾攘數十寒暑，而迄未完成！總統蔣公深知此故，乃於紀念國父誕辰之時，鄭重指出：三民主義爲中國文化的結晶，其內涵便是倫理、科學、民主。我們今天實行三民主義，也就是要提倡倫理，發展科學，實行民主，以復興中國文化。經過總統這番指示之後，現在我們對於文化工作的方向總算確定了。關於民主的實施，有憲法作爲準則，假以時日，自當一切合乎正軌。對於科學硏究，已由負責的機構製定重點，擬就各種中程、長程計劃之中心工作，各由專門組織按部就班的切實進行，若不遭到意外的阻力，是一定會有效果的。至於如何對成年失學的人施以倫理敎育，則尙未定出推行的步驟。這一點是値得愼加討論的。因爲內聖外王的學問，希賢希天的修養，不是人人所能做到的，而我們的對象卻是一般民衆。因此我們必須斟酌現代的環境，針對流行的弊端，選擇幾種可以福國安民的基本德模，方能行之有效而不落於空談，這應該是那幾種咧?
在未明白提出這幾種德模之前，讓我先引書一段如下：
晉侯（文公) 始入而敎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
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懐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
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
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
戰而覇，文之敎也。
這段紀載明白指出晉文公君臣對於一般民衆以義、信、禮設敎，就很快地能使全民用命，打敗當時强大的楚國而得到覇權，可見道德敎育的力量是能立卽見效的。目前社會上所暴露出的弱點，大致與二千六百年前的晉國相同，因此我想我們也應遵照子犯的建議，用義、信、禮三德爲倫理敎育的重點，來挽救時弊。理由安在，請分別陳之。
當重耳初歸之時，人民過了十多年戰爭亂離的日子，弄得苟且偷生，不敢作長久安居之計。他們不安其居，當然不愛其居，還能愛其國嗎？所以子犯勸文公出定襄王，示國人以君臣之大義，更入而「棄債薄歛」，「通賈寬農」，「省用足財」，以利民生，於是人民始有樂業之意，懷義之心。我們及身所受過的戰禍之烈與流亡之苦，實千百倍於古時的晉國百姓，而今日卻更多了一種古時所無，現代所有的大引誘──一個地大物博，人稀財廣的美國可以容人移入。因此不分老幼男女，貧富貴賤，大家都千方百計地前往美國。已去者留居不返，未去者亦莫不心嚮往之，竟視祖國若傳舍，甘託子弟於異邦，國家民族的觀念已全被利身、利家的私慾所淹没！試問天下危機孰有大於此者！欲圖挽此狂瀾，固然要在物質建設上使人人有業可樂，有居可安，有無限的前程可以企求。但最緊要的仍是要敎一般志大、望奢的人們，從良心上凜然於國家民族大義之不可違，而願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文化，貢獻其畢生的心力智能。這一點若不能做到，中國連人都將外國化了，還有什麼文化復興之可言？
全民知義，可以保持國家及文化於不墜，但仍談不上發揚光大。所以子犯勸文公敎民以信。在伐原示信之後，晉國人翕然從風，連做買實的人們也言不二價，人民的互信心可說是充分建樹起來了。反觀我們的社會是個什麼光景呢？在經濟部發起標價運動大半年以後的今天，臺北市的商店卻仍是一大半置之不理喲！然而這還是其小焉者，我們日常所見所聞，從各種流行刊物以至於街談巷議，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都是些讕言廢話：有高調欺人者，有莠言惑衆者，有巧語圖利者，有訐以爲直者，形形種種，令人將信將疑，莫知適從。民族無信若此，將何以立於當今之世？我們今天要內而朝野合作，外而友邦協調，固然是要彼此先有互信之心；就是推廣國外商場，發展觀光事業，改良社會惡習，又有那一樣不是要從言而有信做起呢？所以我們也應學晉文公强國敎民的辦法，在示民以義之後，緊接著便敎民以信。
一般人都有了誠實的言行，與合作的信心，算是有人可用了，但這並不能保定用人者便可指揮若定，被用者確能人盡其才。因爲不知禮的人民乃是烏合之衆，憑其一時的激動，逞血氣之勇以暴虎馮河，那是不能成大事的。所以子犯建議文公，擧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使指揮統一，秩序整肅。從此一般人才知道聽號令而守分位，成了節制之師，遂能勝於城濮而稱覇累世。禮能導致戰爭的勝利，寧非左氏浮誇之詞乎？無已，請看春秋時代的人們對於禮的解說。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 曰：「何爲？自
效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 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
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屑屑焉 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根據這段話，可見春秋賢士大夫所說的禮，實指國家的典章而言。這與「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而說「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正是一樣的看法。春秋戰國時候人說「文、武之道載在方策」，那便是指的「周禮」。孔子以殷人自居，而偏「從周」，所從的也正是周代之「禮」。後來荀子引伸此義，更明白指出「制禮以明分」，使「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器械，士大夫以至公侯莫不以仁厚智能盡官職」。可見古人說的禮敎便是後人所說的「安分、盡職」，也就是時下所講的「各守崗位，盡責任」，並非指的揖讓進退之儀；恃揖讓進退的規矩來强國卻敵，是宇宙間絕不會有的事。我們明白了禮的眞義，當可了然於晉文君臣爲什麼以禮敎民而能收戰勝之果，更應該因此而感覺到現在社會危機之大了。
無可諱言的，今日有很多的人但圖利己，不守紀律，目無尊卑之分，蔑棄長序，以出乎其位爲自由，以越爼代庖爲幹練，以躁進爲榮，以誹謗爲能，時時處處炫露其盆成括式之小才，已走向死路而不知悔！這樣浮囂的民衆，雖多又有何用？所以今日的當務之急，是對於一般民衆，要用嚴格的禮敎來去其驕矜之氣，馴其桀驁之性，糾正其淺薄的識見，鍛鍊其未學之美質，正其心，苦其志，而成其才。這樣才能使人人知道他的權利義務之所在，而各安其分，盡其力，敬其業，樂其羣，以利其國。
我這點卑無高論的建議，若要使人人由此成爲聖賢，自然差得很遠；若只是要使人人成爲有用的國民，能够利用科學，推行民治，那就確實够用了。從前孔子有一次聽消極的樊遲大發牢騷之後，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子爲一般民衆說法，也只擧出禮、義、信三項，與子犯的主張，是先後相同的。可見道貴簡易，要有效底從事於社會敎育，是不可貪多務得的。
（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
編者按：本文出自中央日報刊行的《沈剛伯先生文集》下集，經基金會校對，修正錯誤、添加註解，與讀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