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鼓勵青年從 事本國古代史之研究
如何鼓勵青年從 事本國古代史之研究
屈所長、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這一次中央硏究院史語所和近代史所擧辦歷史學討論會。兩所的先生們提出三個問題，剛才第一個問題已經討論過了，現在討論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鼓勵青年從事本國古代史之硏究」。主辦的先生們要我來對這個問題稍微作個說明，我匆匆的寫了幾條，各位面前想都有這張綱要，請各位多多指敎。我不知道主辦的先生們是不是像我所寫的這個意思，因爲我寫好之後，沒有來得及請敎屈所長，不曉得自己說得對不對，現在姑且當作我個人一點淺薄的意見，請各位先生指敎。寫在紙上的我想不必再談了，現在再補充幾點。
我覺得，歷史是有連貫性的，就理論上講，應該從極古的時代一直延續到現在，以至於以後「億萬斯年」永無窮盡的時候；只要地球上一天有人類，就一天有人類的歷史。此外，歷史就理論上講，應該是整體的，因爲沒有古就沒有今，沒有過去就沒有未來。所以，嚴格而論，只有通史才算是眞正的歷史。我們第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太史公的史記，是他所能得到的比較可靠的資料，由黃帝寫起，一直寫到他本身的時代止，這樣，才是眞正貫串古今的一部書。後來，到了班氏父子，感到漢以前的東西太史公已經寫過了，似乎不必重寫。同時，如果老是從古代開始寫，則將來必有一個時候無從寫起。所以，才開始專門寫西漢一朝的史事，這就是所謂「斷代史」，從此也就開了斷代硏究歷史的例。這以下一直到近代，所謂「正史」都是這樣一朝一朝寫下來。照學術發展而論，這當然是很對的，因爲這就是分工。我們曉得，學術的發展愈精細、愈詳盡，則分工也就愈細密，到了近代更是分得細小，成爲無數的，足以使學者竭畢生之力去鑽硏的小題目。爲硏究的精深起見，分工當然是愈細愈好。但是，分工只是工作的方式，它的目的還是在於合作，假若分工而不能合作，對整個學術的益處是很小的，那種分工只是餖飣之學，而無關宏旨。這好比製造一架機器，一些螺絲釘、槓桿等零件，可以分別由許多工廠去製造，但總得有一個總工程師來分配人力、物力的運用，並督導整個計劃的執行。我們作學問也一樣。當然，學術界沒有這麼一個大獨裁者，能統籌某一門學問的硏究，分門別類的指定某人研究近代、某人硏究古代、某人硏究晉朝、某人研究唐朝；這是不可能的！學術硏究絕對自由，要靠學者自己的興趣，自己去找問題。不過，我們學術界彼此總得有個默契，希望大家能够分工，而不損害合作。那麼，我們將來才能把很多細小的硏究，連成大部的、整體的中國史。然而，現在的情形並不如此，分配的並不平均。當然，近代史的材料多，對我們直接的關係大，應該特別注重，研究者應該特別多；而古代史對我們的直接關係小一點，材料也少了些，我們應該對時代愈近的，研究的人愈多，愈古的，研究的人愈少。但是總得有個合理的分配，平衡的分配。像現在史學界中，幾
乎都是研究近百年歷史的，專習明末淸初的就已減少，愈往上數就愈少，數到先秦竟似乎沒有人了。據我所知，最近得博士學位的，只有兩位是硏究漢史的，而無一學先秦史的；至於由宋一直到明、清、近代的卻很多。這種現象不免近於偏差。再就課程來說，現在各校都把近代史列爲各院的共同必修科，而上古史則在歷史系本科也只是一門選修的課程。於是乎就有些專門硏究「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的朋友們，關於「鴉片戰爭」以前的知識，仍僅是在中學所得到的那一點而已。對於這些先生，我常想略改陳子昂的一首詩來形容他們的心境：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數典之忘祖，應愴然而涕下。
人而自己覺得「忘祖」，那能不悄然而悲嗎？現在硏究植物、硏究動物，講到他們的遺傳，總要硏究他們無數的世代；而研究人，卻只研究到以前一百年左右同兩三代祖先的事蹟，便要瞭解現在的人與現在的事，這都是不够的。所以，我想應該重新有個分配，至少要有少數──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七、八──的人來硏究上古的東西才好。
我們知道，現在的自然科學，差不多任何一門都可以分成兩種，有所謂理論的，有所謂實用的。好比研究物理，有理論物理，也有實用物理；硏究數學，有純粹數學，也有應用數學。我覺得，其實人文科學也是如此，它也應該有兩種，歷史應該有純粹歷史、有應用歷史。好比說，目前從中學一直到大學的敎科書，從國中的學生學歷史，一直到大學歷史系本科的學生所學的，都只是應用歷史。敎他們知道古往今來一些事情的成敗得失，使他們明瞭今天的中國是如何形成的，讓他們看看古人以往的陳跡，也許可以使他們得到一些將來做事的敎訓。這些，都只有實用的價値，而沒有歷史學問本身的價値。歷史內在的價値，在實用方面並不能完全顯現。因爲實用的歷史都只講到當然，而很少提到所以然，並且專講成敗利鈍，這裏面含有道德意義，同精神敎訓的地方很少。如果我們要用德國人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所說的話，把歷史當作人類的敎育，則僅僅實用的歷史是不够的。擧例來說，歷史敎科書上都有的，春秋時代有個「城濮之戰」，晉文公把楚國打敗了，那戰爭的本身，眞是一個很渺小的玩意兒，幾個鐘頭就打完了，遠不如我們今天來個軍事演習，可以演習個五、六天，七、八天。敎科書上都只說「城濮之戰」後晉文公稱霸，如此而已。但假若是講純粹歷史，就不只是這樣說；我們應該注意，「城濮之戰」這一戰使中國歷史開了一個新時代，因爲，從此以後，中國的「軍國主義」抬頭了！我們再進一步硏究：爲什麼「軍國主義」在這個同時候實現？爲什麼「軍國主義」漸漸取封建制度而代之？爲什麼「軍國主義」在晉國成功？爲什麼晉文公會走上這條路。……這些問題硏究起來，才是人文科學的眞正價値之所在，是在普通歷史敎科書上所無法討論的。現在，各大學差不多都設了歷史硏究所，我覺得，歷史研究所的研究生應該多硏究理論歷史、純歷史，而不只僅僅講實用方面的歷史。當然，歷史是求實用的，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普通人，如：學醫的、學工的人，都知道歷史上一件件事情的所以然，這是不必要的。但，總得有少數人去硏究它。如果連少數人都沒有，則將來的歷史很可能像從前歷史淪爲帝王家裏帳簿一樣，成了現代會議的紀錄，或少數外交家鈎心鬪角的「把戲」；而歷史眞實的意義將喪失殆盡了！因此，我認爲，至少在硏究所裏應該注重一些古代史，那是理論的硏究重於實用的探討的。
我們中國很特別，現代的一切，其來源都埋根於先秦時代。剛才還有兩位軍事專家、兩位將軍和我談起，從前美軍顧問團曾經有意邀請他們撰寫一部「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史」，他們的答覆是：不可能！軍事思想不能只從近代寫起，因爲近代的軍事思想都是前有所本的，要寫，就得從春秋戰國時代寫起，這在我們中國人說來，已經是一種常識。假若我們撇開兩位姓孫的軍事思想不談，則我們還有什麼軍事思想，什麽兵法可言？這兩位將軍的話非常正確。其實，不但軍事學如此，我覺得中國任何一種歷史，其來源都埋根於先秦時代。如果不研究上古史，則我們根本沒法子講所謂「純粹歷史」；若不講純粹歷史而專講實用方面的歷史，則這種「實用」終將有時而窮。我們知道，任何一門實用的學問，都是從其純粹的學問中抽取出來的。好比純粹數學，其理論精微，似與實用無關；但，建築方面、工業方面，甚至太空方面的應用數學，卻都出自純粹數學的一小部分。假使沒有純粹數學，則應用數學根本就不會產生；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也。歷史也是如此，如果沒有一部分人去硏究純粹歷史，則應用歷史也無法產生。因此，我覺得至少各大學的歷史研究所，應該注重古代史的硏究，因爲古史是理論多于實用的。
據我所知，現在各大學的歷史研究所，差不多都是研究近代史的人多，硏究古史的，眞是少之又少。也許有人說：近代的史料多，問題複雜，値得無數的人去硏究，將來可以發現出許多好東西來。而古史的材料有限，偶然零星的地下發掘一點，究竟東鱗西爪一點點，絕不能像「安陽發掘」一樣，一下子挖出那麼多寳貝來。若僅靠從前記載上有限的東西，則古人硏究得那麼久，差不多已經研究完了。至於近代出土的材料，則晚近學者如：王靜安先生、董彦堂先生等，他們
的硏究都非常有決定性，我們年輕人只要看看他們前輩先生及古人的書也就够了，用不著我們去研究。我想，這個話不大對！囘想五十年前，我初看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的文章，他說：「一切的歷史都是現代史」。當時我墨守師說，以爲這是荒唐話。近來閱世稍深，年紀稍大，才知道Croce的話實在是有至理存焉。我想，或者我把Croce的話用中文修正一下，應該更爲確切。我認爲：歷史的事實，固然古是古、今是今；我們絕對不能說春秋戰國的歷史是現代史。但是，任何歷史，只要一寫成書，就都變成現代史。司馬遷寫的黃帝、堯、舜，那是西漢人心目中的黃帝、堯、舜；唐人寫古史是唐人的寫法，宋人寫古史是宋人的寫法，清人寫古史是清人的寫法，……假如我們民國時代的人寫，又是民國時代的寫法。一樣的史料，一樣的歷史上的事件，選擇各不相同，重點也絕對擺得不一樣；甚至對同一事件的解釋與發揮都會完全不同。我這個話並不是說古人不如今人，也不是說現代史學家的史才、史學、史識都一定遠超過古人。我絕沒有厚今而薄古的意思；我絕沒有像現在一般人自誇我們近代怎樣怎樣了不得，而看不起古人；更不是因受一點德、日史學界的影響，而看不起中國古代的作者；更不是！相反的，我倒覺得，中國的史學界，傳統的史學勝過十九世紀德國的史學界，至少不差。好比王鳳喈（鳴盛)曾說過：寫歷史的人所寫的，與讀歷史的人所考核的，都不過「得其實焉而已矣」。這個話不是同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話完全一樣嗎？Ranke認爲：歷史家，總是要找事實的眞相，這和王鳴盛所說有什麼不同咧？這兩人不但看法相同，而且錯誤也是一樣的。王鳴盛說：「得其實焉而已矣」，這「而已矣」三字就是毛病所在。歷史這門學問固然要探求事實，但不是這樣子就「而已矣」的。因爲，我們卽使能知道過去的事實，卻沒法子得到事實的全體。Ranke說：「要找事實的眞相」，我們沒有辦法得到「眞相」的，旣得不到真相，怎麼能說「而已矣」呢？好比一個人死了，我們照他的相也好，畫他的相也好，都只不過是這個人的外貌；是呆板的，不動的。至於他講話時的神情如何？光看照片是看不出來的。再如寫自傳或年譜，無論寫得怎樣詳盡，總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我們絕對無法把他的一切寫出來。所以，歷史怎麽可能保存百分之百的事實呢？這是完全不可能的。考據家以爲考出事實的眞僞，則史學之能事畢矣，就可來個「而已矣」了。其實未得絲毫眞相便「而已矣」的寫法，還多著哪！考出眞僞之後，別的事情還有的是！所謂「眞相」者，事實上永遠無法可求。每一時代的人所寫的歷史，都受了他所面臨的某些問題的影響，而這些問題與古人所有是不相同的。漢朝人有漢朝人的問題，晉朝人有晉朝人的問題，清朝人有清朝人的問題。我們今天民國時代的人所面臨的問題，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有些與古人相合，有些則是古來所沒有的。我們受到社會種種的挑戰，當然有反應；社會對我們的挑戰與古不同，我們的反應當然也和古人不同。因此，歷史上同樣一件殘缺不全的事件，各人拿來之後，重新擺佈，重新選擇，各有各的寫法。同樣的王荆公，有的時候認爲他是好人，有的時候認爲他是壞人；同樣的張居正，有人要駡他，有人要恭維他。小而言之，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有「見仁見智」之別；大而言之，一個時代的需要不同，一個時代的反應也不同。所以，我們要不斷的整理古代的史料，不斷的寫出新東西；絕不能說以前有這幾本書就够了。我們也不是說以前的書不好，而是我們要作一部合乎現代人需要的書。換句話說，我們要從純粹史學中，產生一部實用的東西，讓不學歷史的人去看。
我們現在跟著時代變，新歷史的體裁大都走上綜合性的寫法。綜合性的寫法我國古代不是沒有，不過，中國古代這個體裁絕對沒有大的發揮，沒有大部的書。現在受西方的影響，我們大部分都走上這條路。於是乎有些西方人說：中國古代那些史書都只是史料，不算歷史。這個話有不少的中國青年認以爲眞，說什麼春秋三傳、史記、漢書都是些史料，尙未組織成史書。我從前年輕的時候，也講過這種荒唐話；現在年紀大了一點，才看出來，中國的「四史」一直傳到今天，實在是不朽之作！我認爲古今中外的史學家，沒有一個人能跟司馬遷相比。爲什麼呢？因爲他盡可能的把第一手的原始資料保存下來──當然他也有錯誤，不過若是用乾嘉諸老同蘭克等人的說法來講，則他的記載與事實的眞相卻是比較接近。──大槪以後三部書，或者延長一點，把晉書算在內，多少還能保存這種樣子。任何時代的人都可以像開礦一樣，挖來挖去的從這些書中挖出無數的寳貝來。若現在把它綜合起來寫成一部書，把古人原有的史料打散、合攏，在讀者看起來固然是一篇很有趣味的文章，比讀零零星星的書、表、本紀、列傳要方便得多。於是自誇是成熟的、組織好的著作，而古人所謂書、表……等等，不過都是史料而已。殊不知這種作法爲自己方便而打散史料，一旦事過境遷，所寫的書連半文錢都不値！擧例來說：從前英國人作了一部「劍橋叢書」，當時主編者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自誇不得了，認爲，從這本書一出，就不難根據它作成一部「最終極的歷史」(Ultimate History)，使以後的人就可以不必再寫歷史了。然而，曾幾何時，不過勉强用了六十年，現在英國人已經重新寫了「劍橋叢書」中之近代史，把從前寫的整個推翻。原因是過了六十年，人們的眼光變了。並不是今天這般學者，如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等人的學力超過Lord Acton而是今天的人們需要不同，他們不要看從前那套。這樣一來，史學家們只好囘頭再找原始材料來重寫新書於是「劍橋近代史」就幾乎成爲一堆廢紙了。這樣說來，史記、漢書好比磚頭，我們可以把磚頭一塊一塊的砌成一道牆，甚至砌成萬里長城。假使有一天把牆拆了，那磚頭固然會有一些損失，但大部分都還可以用，「磚之爲磚固自若也！」。西方綜合性的歷史則好比水泥作的牆，把沙、土、水泥攪合起來變成三合土，砌成的牆看起來光滑得很，比磚牆漂亮。但，一旦將它打倒，則什麼用處都沒有，一大堆水泥碎塊還得費力的去處理，完全無法加以利用。我常說，近代西方的綜合性歷史，頂多管用一、二十年，能够像「劍橋叢書」那樣管用五、六十年的，眞是少之又少。而中國的史、漢一類的書，向來人們看不起，以爲只是史料的，到今天我們還需要用它。現在如果新的「劍橋叢書」出來，舊的我們可以不必看了。但，任何時代，只要中國人存在下去，則史記、漢書總是不能不看的。當然，時代不同了，我們今天寫歷史，不能再依正史的寫法，或退而求其次學通鑑的作法，明曉得那種體裁很好，但，時代不同沒有法子再這樣作了。好比西方人說的；「你走到狼羣裏面去，就只有跟着狼嗥」。我們生在這麼一個世界上，不能遺世而獨立的，要寫歷史，也只好寫綜合性的歷史。要寫綜合性的歷史，那更要硏究古代的東西。爲什麼呢？因爲綜合性的歷史是管不了幾年的，少則三、五年，多則十多年，時代愈古，重寫的需要愈大，我們要不斷的重寫，不斷的找古代的材料，加以新的選擇解釋。這是我覺得各大學歷史系有硏究純粹歷史的必要的另一理由。
我們今天提倡近代史的硏究是應該的，因爲，我們不能敎所有的人都把幾千年的歷史放在腦子裏。尤其是近百年來世變太亟，我們非知道不可。所以，現在各學校都學近代史，我對此並無異議，我的意思是，在研究所裏面，應該分一部分人出來，鼓勵他們學一點古代的東西。不說多吧，總得有個百分之八、九的人才好。因此，我草草寫了幾條意見，請敎在坐的各位先生、各位女士。這五點並不周密詳盡，希望各位在這五點之外，多多發表寳貴的意見。謝謝各位！
附：主講人所撰講演綱要
人類自進入二十世紀以來，知識日益擴大，生活方式也就日有變更，因而學術的科目遂愈分愈細，其價值並無輕重之別，研究的目的也愈來愈看重實用，其選擇絕無本末之分。這種趨勢，在第一次大戰後，使很多的歐洲人，如蕭伯納者流，認爲古典文字乃專門之學，不應列入普通敎學課程之中，在第二次大戰後，更令一般美國學者視近代史爲有實用之社會科學，加以提倡，而 把一切較古的歷史都看成與日常生活無關之純學問，留給少數的人文學者去消磨歲月。我們來臺灣後，學術界逐漸受到這種影響，近代史成爲大學各院之共同必修科，而上古史只在歷史系中列爲選修課之一。中央研究院也爲近代史專設一研究所，其它時代的歷史卻仍與語言學，考古學合爲一所。至於各大學之史學硏究所則更是充滿專攻近代的學生而極少有硏究古史者。這是今日學術界衆所周知的情形。
這樣不平衡的發展導致一些不良現象，最顯著的有下列幾點：
（一）我們的文化，包括合乎時宜的與不合時宜的，我們的民族性，包括長處與弱點，我們目前面臨的一切重大問題，包括政、經、文、敎、與社會的，無一不是古代遺留下來的。若不明白它的起源，便無從制定切實易行的革新計劃，尤其是我們立國之本的三民主義實胎源於先秦聖賢的學說，這豈是僅學近代史所原能澈底了解的？
（二）中學歷史敎本所給予我們的那點歷史常識，對今日從事社會工作的人已不够用，而現在的大學生，甚至連師範大學的學生均可不修古史，則將來中學歷史敎員必感缺乏，因爲專攻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是不够用來敎那從三代開始之通史的。
（三）古往今來許多通俗文藝作品往往對於古代的某一事或某一人加以誇大，或竟虛構些人物、事件以形容某時代之突出現象，這站在創作立場上來講，自是無可厚非，有充分歷史知識者看起來，也不難了解作者之用意而加以欣賞。但那些沒有正確歷史常識的人們便會把孔明當作半仙，把關羽看成神聖，把宋仁宗認爲庸懦之君，把樊梨花比美花木蘭，使蔡中郞長蒙不白之寃，包文肅永享過分之譽！我們若再不講求古史，則未來的青年將連讀小說，看戲劇的了解力都沒有了！
（四）毛賊在大陸上毁滅古史，我們如不從速用科學方法整理古史，則將來的國人豈不都要數典忘祖，反向日本人去請敎嗎？
要改善這種偏差的風氣，須請各位先生發表高見，我姑且提出幾點拙見以爲抛磚引玉之用。
（一）商約史學界同人請敎育部明訂上古史爲大學歷史系必修科。
（二）籌設上古史獎學金以鼓勵各大學硏究生之有志於此項硏究者。
（三）創辦古史研究的定期刊物以提倡一般人硏讀古史的興趣。
（四）蒐集自殷商至兩漢之各種資料圖籍及近人──包括國內與國外的──的專書、論文，成一古史圖書室，附設史語所圖書館內或本市中心地帶更爲適宜之處，以方便國內外之研究者。
（五）請史語所在市內舉行定期古史演講。
上列淺見敬請指敎，更望各先生多提寳貴意見，以便中硏院斟酌採用。
（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編者按：本文出自中央日報刊行的《沈剛伯先生文集》下集，經基金會校對，修正錯誤、添加註解，與讀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