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與修身
讀史與修身
文復會及于校長給予這個機會，使我能够向各位先生領敎，謹首先表示非常感激之意。中國一向習慣，讀書人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也就是每兩天中有一天讀史，此係指狹義歷史而言，如果將歷史範圍擴大，把六經也包括在史裏面，則是每天都在讀史；這究竟是爲什麼呢？
近代從小學至大學都有歷史課程，其目的又安在咧？大戴禮記大學篇所說宋儒認爲是聖賢之學的入德之門，因爲它說了做學問的目的同做學問的方法步驟。它說：「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古人認爲從皇帝至小百姓，他們的基本都是要學做人，也就是說要做一個有道德的好人。依古人看法，人成爲好人之後，可組織好的家庭，如果有機會主持國家大政，可以治國。如果有更好的機會和大的才能，必能够維持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定，所以古人說要能修身始能齊家，齊家始能治國，國治始能平天下。
做人的基本是在做好人。如何才能做好人？那就是古人所說修身之道。要做好人，必需誠心誠意、念玆在玆地做好人，不要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做好人要「先致其知」，卽求得知識。好人要從求知識開始，所以德智兩字不能分開，天下有智而無德者有之，有德而無智者絕無，因爲根本沒有知識便無從講道德、做好人。不久之前，報紙登載臺灣南部有一婦女，因其公公得重病而家很窮，無法爲病人購買營養品，其本人曾聴過割股孝親的故事，乃將自己的腿肉割下一塊煮給公公吃，報紙稱她爲愚孝。這種人其心眞是可憫，其行可佩，自己肯忍痛割一塊肉孝親，雖可謂孝，但於事無濟，甚至還會傷公公之心，加重病勢。本人也始終不能忘記在十一、二歲時家鄕所發生的一件事，當時正値歲暮，有一位張老先生病重，他的小兒子聽信割肝可治百病，便取一把刀跪地祭神之後破肚挖肝，當時就昏倒於地，而鄕下又無良醫，二天之後便因失血過多而死亡，其父本病重，聽此傷心消息之後，不久也去世。這是一件可憐之事，如果不挖肝，年輕人不會死，病人或許也不會提早死去，此是行孝之心變成不孝之果。中國人一向認爲孝是天經地義，所以他想做個孝子，但是卻因沒有知識而適得其反。所以修身一定非有知識不可，古人的話是顚撲不破而合乎科學的。
「致知在格物」，這句話有多種解釋，以朱晦庵解釋得最合理最切實。所謂「格物」者，就是對於事事物物懂得其所以然的道理，古人所謂物包括事在內。物可分兩層看，純粹的物是指外界之物而言，那種格物就是研究自然。事是包括人的行爲在內，是指人與物的關係，或人與人的關係，如果沒有人的行動，不會構成一種事件，所以事便是硏究人事問題，卽今人所說的人文社會科學，但古人分學問無今日之細，把今之所謂人文社會科學甚至有時連自然科學也納入格物二字之內，古人讀歷史就是格物，要了解事事物物的道理，有了這種知識才知道怎樣能够誠心正意地去做好人，做好人之後才可以成家。若果有機會還可以治國平天下，因此古人認爲讀史是修身之道，修身非讀史不可。
讀史之益處如下：
第一、明是非 讀歷史能知是卽是，不是卽不是。如果僅憑我們片面見解，社會上有些是眞是非，我們不一定完全清楚。歷史是人類數千年經驗之大成，一個人最多活一百歲，讀書時間最多也只有八九十年，知識有限，經驗也有限。從時間而論，不過數十寒暑，從地方而論，也不過限於與本人發生關係之區域，而我們歷史最少也已四千年，其中記載古今中外許多人的經驗，知識非常豐富，眞是祖宗所留給我們的最好財產。我們因讀歷史才可以把世界上許多事情和許多相似的事情辨其是非。擧例言之，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王莽也曾禮賢下士。在他未篡位以前，行爲很像周公，但後來的結果周公是聖人，王莽是篡位的奸賊。從歷史上硏究，我們可知周公的作爲確是一心一意安定天下，絕無私心。王莽則自始虛僞，想欺世盜名騙取人心作爲將來篡位的資本。這些情事在當時未必能看出，所以惟有從歷史中可以眞正分辨是非。再擧一例言之，周公誅管蔡，是殺其弟，李世民也把哥哥和弟弟殺死，乍看二人行爲也很像，但細看則二人存心原不相同。周公誅管蔡，是管蔡背叛國家之事實已發生，不得已忍痛討伐而誅之，爲天下爲國家而大義滅親；玄武門之變，是普通政權的爭奪。李建成不見得是壞人，如果李世民不强奪太子之位，李建成有魏徵輔佐，也未見得不能把國治得很好，這種是非很難定。成功之人在修史時多隱實情，修史之人也難把皇帝的惡事加以記錄，但我們仍可從史書的字裏行間窺其端倪。一個是爲大義而滅親，一個是爲私人爭奪天下而骨肉相殘，是非仍可分別。所以天下事有很多在表面上很像，是非卻完全不同，尤其在二十世紀的今日，可用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技術來作宣傳，更易掩飾眞象，如無一種讀歷史的修養，沒有辦法不受欺騙。
第二、辨疑似 世界中有許多行動看起來很像，其形象或跡象簡直差不多，但事實上不是一件事。春秋時齊桓公晉文公都是覇主，但孔子說：「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普通人均講王覇之分，而覇中仍有正譎之分。齊桓公正而不譎是結束春秋時期，晉文公譎而不正是開戰國之端，此種分野要細看其作風。齊桓公可以九合諸侯以匡天下不以兵車，他可以把衞復國；可以率兵到南方對楚耀武而歸，但眞正之意在於籠絡諸侯維持統一局面，要尊周攘夷，並非專靠武力。而晉文公則不然，他作三軍，開軍國主義的先聲。中國歷史上有軍國主義是從晉文公開始，以治軍之道治國，以治軍之法治民，首先將同姓諸侯之地奪掉吞掉，完全是靠武力建成晉國天下。雖然他的政策能將覇權維持相當久遠，卻是啓兼併之風，爲後來戰國開先聲。此種擧動與齊桓公實大不相同，其結果與影響自然也就兩樣。
唐宋都鬧黨禍，唐的李德裕、牛僧儒和宋的司馬溫公、王安石都是正直君子之人，然而這些人鬧黨爭無益於國，反使唐宋元氣損失不少。英國在十七世紀下半紀也鬧黨爭，阿斯本（Thomas Osborne）、古伯（Anthony Ashley Cooper）等人都是奸詐卑鄙陰險的小人，卻組黨成功，使托利（Tory）和輝格（Whig）二黨傳至今日，甚至推行及於全自由世界，其成就是如此之大。同是黨爭，而成敗大異，這是因爲英國有議會，兩黨在議會中爭論，可化私爲公，儘管骨子裏是爭權奪利，在形式上則屬合法行爲。只要黨的主張能獲得議會大多數人的賛成便可據以實施，所以黨的成敗並非一二人之力。而中國不論是唐或宋，兩派的人都是在皇帝之下爭論一切，靠皇帝一時的喜怒去決定他政策的成功與失敗。皇帝非全知全能，縱是他識見過人，憑其一人的獨斷也無法形成制度。政黨不制度化，便成爲私人的鬪爭，沒有民衆，沒有組織，沒有法律的根據，爭來爭去一切均決定於皇帝的喜怒，所以中國的黨爭與外國政黨制不相同，這種眞情可從歷史上辨認出來。世上許多事跡象相同，其實不同。也有某些事情，在其過程中好像完完全全相同，然而結果不同，也不能以此例彼，或以彼例此。譬如在十七世紀時英國革命，由革命而產生軍人獨裁，軍閥之後又發生皇室復辟。法國的革命亦如英國，殺死一個皇帝，擾攘若干年後終於產生了拿破侖大軍閥，到後也將舊日的皇室復位。這種過程在兩國似乎一樣，但其結果卻完全不同，英國復辟後迄今仍維君主制度，而法國的復辟不久就失敗了，這顯示初期偶同的事件不一定便能得到相同的結果。因爲英國在克倫威爾（Oliver Crownwell）軍閥獨裁者死後，其子懦弱，不能承擔大任，而當時的將領誰也不能統治別人。有位大將認爲與其自己關着門爭奪政權，不如讓英皇復辟，他知道號稱鐵軍者（The Ironsides）不受百姓歡迎，不如把政權還給舊有的人，於是乎他先恢復國會，再由國會請皇太子復位。所以英國復辟是經英人自願同意，英人認爲與其養鐵軍，不如養查理氏的後裔，因後者花費有限，養幾十萬大軍花錢太多。全國希望和平，經裁軍後國家便進入安定局面。法國之復辟是在列强聯軍威脅之下，不是法國自動願意，情形不同，所以一個復辟成功，一個復辟失敗。世界上往往有些事情，其步驟好像一樣，其實骨子裏完全不同；也有許多事情表面上完全不相同，而結果是一樣。就以英國而言，英人復辟後迄今仍行君主制，美國在十八世紀革命改君主制爲共和制。英行王政，美行共和，兩種政體，懸殊很遠，在制度上也不一樣，英國大權完全操在議會，行政與立法是二而一；美國實行三權鼎立，制度與英不同，但一樣地同爲民主政制。英國儘管有王，其民主程度殆猶過乎美國，勿論英王是虛君本位，卽使其首相也無美國總統權大。美國總統可與國會鬧瞥扭，而英國首相如與國會不合，除非解散國會訴之於民，只好自己辭職，不像美國尼克森總統還可苟延殘喘，掙扎很久才辭職。這兩國的政體不同，制度也微有出入，但其爲民主則一。
從前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的帝國，不論用經濟或武力侵略弱小民族，霸占土地，榨取資源，奴役別國未開化的民族，都可稱爲帝國主義。共產黨的國家痛駡帝國主義，像列寧和史達林之流在沒有成功之前，均以打倒帝國主義解放弱小民族爲號召，他們在革命成功後就幫助很多弱小民族解放，不久就把他們變爲自己的衞星國家。這種新起的帝國主義，比從前英法帝國主義更要兇狠若干倍。世間上像這樣表面相反而實際相同事情頗爲不少，我們務必要辨得淸楚。又如我國從前受歐洲人壓迫；我們變法，日本人受白種人欺侮也變法，同是變法而結果日人成功我們失敗，其實兩國的變法從開始就不一樣。日人變法是知識分子逼迫藩主交出政權，還於天皇，本着中國尊王攘夷的精神來統一國家，集中政權，其社會制度並未破壞。武士道的精神依然如故，小百姓仍舊是乖乖聽命的臣民，這種新式的中央政府利用歐洲人的科學技術，由上而下推行一切新政，正如草上加風收效甚速。中國變法發生於同光年間，是從下而上，在朝大臣固有數人也贊成變法，但朝廷大權集中於慈禧太后和頑固大臣之手，他們始終阻撓維新運動，久而久之只有革命。同樣是受歐洲人壓迫而變法，因變法的情形不同，結果自然是成敗大異。我們對於類似此種情形的事件，務需認識淸楚。
第三、辨義利 孔子說：「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把義利之分視爲好人與壞人之別。一個人在世上想多弄一些錢提高自己生活水準，原屬常情。用自己的智慧和勞力，規規矩矩得來的報酬，就是千百萬財富也是應該的，假使能像孟子那樣「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週遊天下，只要此款來得正當，應無反對理由。社會上往往有許多人沒有能力，卻存非份之想，用不當的手段謀利己的行爲，甚至於偸竊、强刼、欺騙、殺人、貪汚、枉法都在所不顧。現在見利忘義在犯罪的案件中約佔百分之八十，其他的罪行最多只有百分之二十，這還只是個損人害己之事，其大者則禍國殃民。民國元年國父中山先生爲和平統一中國起見，犧牲總統不做，毅然下野讓位袁世凱，這種顧全大局的行爲，本諸禮讓，實可嫓美堯舜。不幸袁世凱是見利忘義之人，想把國家變爲袁家的天下，傳之於子孫，因此養成北洋軍閥同媚外政治，致產生「廿一條事件」，使中國內亂幾十年。假如袁世凱受了中山先生的感召奉行天下爲公的主義，不養兵自衞，則內不致於有南北之戰，外不會有辱國之約，甚至可避免以後的中日戰爭，更不致有共產黨的產生了。
義利之辨實在是件大事，中國各家學說都是主張「正其誼不謀其利」。外國人從前亦復如此，基督敎經典中便載有此類故事。不幸是自商業革命以後，尤其是宗敎改革，使經濟的行爲不受宗敎的影響，從道德觀念中得到解放，因而產生經濟自由，產生工業革命和近代的功利主義。功利主義雖產生於歐洲，但影響及於全世界，今日我們隨便到任何一國，所聽的幾乎都是講「何以利吾國」？一般人講「何以利吾家」？甚至小孩都講「何以利吾身」？此種情形就一國言，是上下交征利，就全世界言，是列國交征利，焉能不國危？焉能不混亂？
很多人視金錢萬能，認爲金錢是快樂之本，實金錢只是累人之物，不是快樂泉源。如人爲物慾，終日只爲金錢做奴隸，何等痛苦！眞正快樂之人應是「一簞食，一瓢飮，不改其樂」。因爲他沒有什麼東西損失，世界太平，他固然可以舒服，世界不太平，他一身之外別無他物，無所憂慮。所以二疏（西漢時疏廣及疏受叔侄）講的話很有道理，他說：「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他們在退休時將皇帝所賜的金帛都用於請客，認爲不給兒孫留財產可保其安穩。今日很多人心中實在反對共產黨，只是捨不得大陸上的財產不肯逃而淪入鐵幕，受種種洋罪又何嘗能保存其財產？現在世界大變，我們才知道財產眞正是招禍的東西，一個人沒有財產反而快樂。我們要擺脫物質的拘束，才能得到眞正精神上的解放，釋迦牟尼棄國家如敝屣就是這個道理。
第四、定猶豫 一個人行至十字路口，往往不知走向何處是好，明知向東一條路最後是走到光明之域，但沿途是荆棘重重，還有毒蛇猛獸，備嚐跋涉之苦，而是否能達到目的還不得而知；西邊另有一條路，據說是走向地獄，沿途卻有花香鳥語，引人入勝。東行則困難重重令人生畏，西行則賞心悅目可以忘憂，人在此十字路口往往不能立卽決定，稍一猶豫，便會走入歧途，鑄成大錯。明末洪承疇原也想做忠臣，不肯投降，曾經絕食，但後來仍是受誘惑以致失節投降，所以「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文天祥被囚，元朝曾用種種方法勸他投降，以高官厚祿做爲引誘，但他終不爲所動。以此兩人相比，便可知文天祥之偉大、洪承疇變成了貳臣。人生在世，無論是大事或小事，總有不知何去何從之時，此時務必冷靜考慮，拿定主意，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感覺自己知識不能做適當決定，便要借歷史上敎訓作爲殷鑑。
第五、通古今 自然界是寒往暑來，歷史是古往今來。人人知道今從古來，可是今不完全是古，因爲時代不斷在變，每一個時代都有其時代精神，時光不能倒流，不能把過時之事予以恢復。以政治而論，由專制變成民主；以社會而論，由關閉社會變成開放社會；以經濟而論，由小規模地域性的經濟結構變成世界性大的經濟型態，這是世界性的自然趨勢，也可作爲古今之別。當今之世界還要學秦始皇，且自誇還比秦始皇强一百倍，豈非開倒車嗎？再者今雖異於古，卻是從古而來，沒有古便沒有今。換言之，今日之變，其基礎還是以前的，猶如建築百層高樓，總要有其基礎，此基礎是原有的，不是空中起樓閣。所以說「百變不離乎其宗」，因爲新的事物其根源仍在古代，沒有根源不可能憑空創造。譬如現在講民主，中國便早有「民爲貴」的觀念，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也是從固有文化引申出來。今日大陸的作風，一方面是開倒車，一方面要創造嶄新，把古代的根都挖空，是自相矛盾，也是一大錯誤。一個人如能細讀歷史便知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英國過時的錯誤理論；社會理論也是法國過時而不切實際的理論；政治主張是普魯士守舊的理論，在他當時便是集過去錯誤之大成，這種錯誤變成歐洲病態的學說，而今有人拾人牙慧當作枕中鴻寳，豈不可笑？這也就是不讀歷史之故。很多人不知古今之變，而變的哲學在中國歷史上是很玄的哲學，我們如果要論人評事，應加以注意。
歷史上還有一些知識可幫助我們評論文化，司馬遷曾以「究天人之際」作爲他歷史哲學的一部分。所謂天有兩種意義，一是指自然界之天，一是指人的最高理想境界。人不能脫離自然界獨立生活，衣食住行無一不與自然界發生關係。我們如何厚生利用，如何適應自然，如何控制自然，這就是物質文化。要評論物質文化的高與低，不可只就一、二事而論。許多人常說西方人的物質文明太高，我們落後很多，歐美國家恭維我們是開發中國家，自稱是已開發的國家，本人認爲這種分別並不足以判定文化之高低。歐美物質文化就某一點說，的確勝過中國，他們可發射人造衞星以及太空船至月球，我們還不能。但這只是某一點的强，如就整個來講，有的地方太高，有的太低，是失掉了文化的平衡，此種情形會導致危險，發生偏差。就厚生而言，那是要製造人類的必需品不使匱乏，並非爲生產而盲目的生產。若生產過剩而將其過剩物資擲入海中，此是浪費資源，不是厚生本意。天下要求得其平衡，究竟有多少人口，有多少物資，消耗多少，應該合理的分配，合理的製造，不是專爲生產而生產。終日搶購物資，搶別人所有變爲己有，不特對於貧窮的民族有害，而且對於自己也無益。試看今日美法兩國庫存黃金極多，但仍是失業的人數日增，物價飛漲，貨幣貶値，可見他們生產的物質雖多，仍不能解決經濟的不景氣。第二個錯誤是造成不必要的災害，例如現在工廠林立，排出好多的毒氣廢水，造成空氣水源的汚染，使得在那區域內的許多動植物都不能生存，這眞是罪無可逭。中國人一向講不竭地之利，不得已而要用時也是節省愛惜，假使西方各國也能如此，這何至於產生今日能源缺乏的問題。所以我們對文化的評價要作綜合地觀察，全面地考究，不要只看那突出的幾點。這種對於自然界與人類的關係硏究就是學究天人的第一種意義。
天的第二種意義是人類最高理想境界，或者也可說是最終極的主宰。這就是詩經上所說「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的天。歐美人稱之爲上帝，囘敎徒稱之爲阿拉，佛敎對這種境界名之爲湼槃，不管怎樣稱呼它，我們總要有一個頂高的理想擺在此地，時時用來促使我們自省、覺悟與警惕，使我們天天有進步，才能進德。若只是講物質文明，那就只能修業而不能進德了。假使純以唯物地眼光來衡量世上一切的生物，則應首數蜜蜂與螞蟻，因爲它們眞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種看法是生物學家所不能承認的。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這種極小的差別就是禽獸的生活只知唯物，而人除了物質還有精神生活，這種生活雖然不一定能完全做得到，但總要向那方向走，至少是高山景行，心嚮往之，自然可以逐漸提高我們的品德了。我們用歷史的方法來硏究古今的各種文化，應從這些地方着手。
歷史可給我們知識，我們藉此知識可以希望達到做好人的目的。德國思想家列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說：「歷史是人類的敎育。」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之所以都承認歷史爲人類的敎育就是爲此。至若史學對於治國平天下的用處，因爲不在今天討論範圍之內，那就不用談了。
（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十一日•「文化與修養講座」）
編者按：本文出自中央日報刊行的《沈剛伯先生文集》下集，經基金會校對，修正錯誤、添加註解，與讀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