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騮先先生的二三事
朱騮先先生的二三事
適之、月涵（即梅貽琦）兩先生去世還不到一年，朱騮先（即朱家驊）先生又遽爾作古，我們敎育界受到的打擊真是太多太大！騮先先生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曾經幹過多種性質不同的工作，他對每件事都是不計毁譽地全力以赴。例如，他主持民事，便革新警政，詳察戶口；他管交通，便整頓電政，提倡民航；這些事並不全是順而易行的，但他總能排衆議，克萬難，而使其終底於成。他從政三十餘年，始終保持著書生本色，其立場和興趣實未嘗一天脫離過敎育學術事業。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所有敎育學術界──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館等機構──一些重大的興革和艱巨的事業，幾乎沒有一件不直接或間接與他有關。凡此種種多爲世人所共知，用不著多提。我現在只追記兩三件最足以顯示朱先生性格人品的事情，或亦可以略備異日史家的採擇。
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到中央大學任敎，上課不久，卽起學潮，斷斷續續地一直鬧到二十一年的初夏。時先生已由中大校長調爲敎育部長，奉行政院長汪精衞之命，派段書貽先生繼任中大校長。書貽力辭不獲，乃在中央醫院預定病房，然後隻身往校接事。果然一進校長室，便遭毆打。汪精衞要維持他自己的面子，竟令敎部解散中大，逮捕學生，並指名拘拿三位敎授，第一名便是現已死在匪區的繆鳳林先生。朱先生認爲學校可以改組，學生可以甄別，但是敎授絕不能輕加侮辱，縱令他們眞曾鼓動學潮；因而他只執行了那命令的前一半。像他那樣的捐棄前嫌，拒受亂命，以維持尊師重道的傳統，該是何等的度量恢宏，深識大體！
中日戰爭勢難避免之時，先生奉命主持浙江省政，他一面趕築公路，經營民防，一面仍集中人才以從事於經濟，文敎的建設。其各廳長官頗多俊才，尤其是他拉去兩位大名鼎鼎、風骨嶙峋的學人──樓光來和丁山先生──做他的秘書長和科長，這件事使當時浮沉宦海的人和跌宕文史的人同樣地吃驚稱奇──儘管這兩種人對於這件事的看法完全不同。戰事爆發太快，使先生空抱大志，有嘉猷，而不得其時，未能實施，眞是可惜！
戰爭初期，日軍在金山衞登陸，頓使沿海地帶無險可守，該戰區的防軍乃預備決錢塘江口的海塘，以暫阻敵軍之前進。此計若行，將使杭、嘉、湖，以及蘇、常、太倉、松江、鎮江等舊日八府所屬之地大半淪爲澤國，更會令千千萬萬的老弱婦孺化爲波臣。先生覺得我們抗日，原非專恃三軍的武力以爭一日之得失，而是要激發全國的民氣以謀最後之勝利；困此一切軍事行動務必顧到它在政治、經濟兩方面所可能發生的影響。今日寧可失去土地，以待將來之光復；今日絕不可失去人心，以招國本之動搖；乃急電軍事最高統帥，陳明利害；幸獲採納，纔使江浙這個最富庶區域內的生命財產得以保全。先生這一建議豈不是「仁者之言其利溥哉」嗎？
海防旣撤，臨安一帶勢難久守，先生奉命於撤退時，焚杭州以實現「焦土政策」。但是他卻認爲杭州人民實無法全徙後方，若燒毁房屋，便無異驅之附敵；且毁杭州並非眞能阻敵，而留杭州亦未必遂至資敵；況最後勝利終屬於我，則又何必快此時之一炬，以增戰後之創痍，因毅然以違命之責自任，而於撤退後，向中央請罪。中樞旋亦嘉其用心，而捨之不問。這與張治中之火焼(燒)長沙，恰成一尖銳的對比：一則甘冒重責以行其仁民愛物之志，一則假公濟私以遂其趁火打刼之願。忠奸之分，人獸之別，豈不是早在此時表現得明明白白？
騮先先生自少至長，一向樂觀，惟其充滿信心，纔肯勇於任事，而能在事功上大有建樹。但是他這種精神竟在抗戰末期逐漸消失。他何以變得悲觀，我至今不知其故；不過他有一次談話卻使我永不能忘。他在世的時候，我始終不願向他重提舊事，以增其傷感，更未曾對任何人談及，以免引起人家對他的誤會。現在他已經永辭塵世，我想無妨把那次的談話約略地寫將出來，也許可以增加一般人對他的了解。
在抗戰後期，一個初春的假日（確實的年月我記不清了），先生忽到沙坪壩中大宿舍，找我同往南開中學校園散步。彼時梅花初開，寒氣頗重，池水澄清，游魚可數，我們席地曝日，看翠鳥飛翔，話羊城舊事，頗生感慨。先生凝思良久，忽然說：「我這個諸葛亮是失敗定了，你這文中子到底做得成績如何呢？」（民國二十一二年間，公曾勸我從政，我笑答以「先生自己儘可做諸葛孔明，但幸勿拖我下水，我是幼無大志的人，至多只想學學王通罷了」。一時的戲言，那知他竟仍記在心中？）我愕然問以何出此言。他答復我的話很長，大意是說他以前總認爲中國的貧弱同文化的衰落，都是由於政治不上軌道，但能革新政治，則一切問題自將迎刃而解。彼時年少氣盛，把天下事看得很容易，滿以爲上行下效，眞能像草上加風，只要努力硬幹，定可百廢倶興，等到打倒强敵，自可全國太平。這種信念歷久彌堅，所以一向認爲讀書人不應該全不過問政治；至於我在戰前所說中日相爭，勢必兩敗倶傷，徒爲共產黨舖路的話，他更視爲是杞人憂天的過慮。但是現在卻很擔心我的話怕要不幸而言中了！我看到他詞色沮喪，不願意他再說下去，就拉他到小龍坎小飮。酒酣，他又自謂幼時喜歡讀書，很想硏究科學；現在幹久了政治，已是欲罷不能，極想囘頭讀書，卻是爲時已晚！他言之嘆氣，我只好亂以他語而罷。他那時候的感慨同我戰前的淺見究竟對是不對，現在姑置無論（其實也用不著再加討論！），至少從他那番談話之中，總可看出他之投身政界實在是想康濟時艱，絕對未存絲毫權利之心。所以他居要津將二十年而依然是兩袖清風，別無長物。近年來，他因病乞休，雖步履維艱，而始終怡然自得，雖門可羅雀，而從不憂讒畏譏；蓋早已除盡江湖豪氣，而進乎儒家之所謂道者矣！
先生自成童之日起，卽一面讀書，一面革命；五十年來，蓋未嘗一日閒，亦未嘗一日不與革命大業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今日像他這樣富有政治經歷而猶健在的人實已寥寥可數，我因此曾幾度勸他趁此退休身閒之日，寫一自敍平生之作，藉以「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直言無隱，藏之名山，將來必可以補國史之不足，供學人之檢討，其有益於世，正不一定便在其畢生政績之下。乃先生總是謙讓未遑，終至論載未成，便已長逝；豈慣於起而行之的人眞認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耶？死者已矣！現在只有希望先生的遺稿能够付託得人，不至散失，則幸甚矣。
三十年來先生待我甚厚，而我未曾爲先生效一日之馳驅；先生期我甚殷，而我始終未能稍酬先生之雅意，媿對良友，內咎實深！上月我薄遊星馬，兩過香港，晤及很多故舊，莫不殷殷以先生之健康爲慮，而囑我代致問候之忱；乃我歸已旬日，猶未造訪致敬，而先生已遽歸道山矣！自慚疏嬾，悔恨無窮；現在只好「尋平生於響像」，記前言以思哀了！燈下寫此，擲筆長嘆！
（民國五十二年二月• 「傳紀文學」第二卷第二期）
編者按：本文出自中央日報刊行的《沈剛伯先生文集》下集，經基金會校對，修正錯誤、添加註解，與讀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