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先生與對日抗戰期間的 高等教育 (原文)
蔣中正先生與對日抗戰期間的高等教育(原文)
一. 蔣先生對於教育的重視及其教育理想
就目前史料所及，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重視教育的國家。别的國家將教育當作政府要務之一，最多不過百餘年，中國卻在三千年前，就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註一）的說法，將治民和教民放在同樣地位。據禮記王制篇所載，虞、夏、商三代都有國學，真相如何，以史料短缺，未可確知，但周朝以後，每代都有官立學校，則斑斑可考。（註二）這種傳統實在是建立在中國很早便已具備的民主思想上。夏書五子之歌已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字句，周書泰誓更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思想。民貴君輕的觀念，三千年前，便已深入人心。國家既然以民爲本，如何提升國民的素質，自然成爲邦之大事。所以中國重視教育的傳統，不但歷史悠久，而且由來有自。
蔣中正先生自幼接受中國傳統教育，深受中國文化薰陶，更秉仁愛之心，將青年當作家人子弟，希望他們一代代青出於藍，不但使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的頹勢中，奮發自强，更能在整個世界文化面臨轉變之時，融合中西，獨放異彩。（註三）因之，從政以來，秉持「教育乃立國之本」（註四）的原則，對於教育特加重視。民國十九年冬，北伐征塵甫定，即以行政院長兼理教育部務；三十二年春，太平洋戰火方熾，又以最高元戎兼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註五）遷臺以後，更排除萬難，完成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
蔣中正先生不但重視教育，對於教育更有精闢的見解和高逺的理想。他認爲，教育一定要有中心思想。「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的仁義道德思想，將之發揚光大」，博大精深，盡善盡美，所以我國教育要以之爲思想準則。（註六）至於實施方面，則應「文武合一，術德兼修」。他曾經指示：「要做現代的國民，要從衰敗危亡之中，復興我們的國家民族，就要矯正過去重文輕武的惡習，恢復古人文武合一的教育。要使全國同胞，無論男男女女都有武藝，都能自衛衛國。」「古人教育學生，有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今後學校教育，還是要根據古人[文武合一]的精神，與[六藝兼修]的原則來辦。不過，教育的内容，更要充實進步而已。」又說：「我們提倡的新生活的根本精神是禮義廉恥。禮、義、廉、恥就可與智、信、仁、勇、嚴相通，亦即六藝之根本精神所在。所以大家要實施文武合一的教育，最切實的一點，就是要努力來推行新生活運動。」（註七）我國近幾十年的教育，處處都可反映蔣先生這些教育原則和理想。
抗戰期間，强敵壓境，國命懸於一脈，海運斷絕，經濟極端困窘。蔣中正先生總綰戎機，綜理國事，卻於百忙之中，排除萬難，全力維護教育事業。八年之中，大後方各級教育水準，爲之大量增高，甚至新疆、西康等邊逺省分，亦不例外。雖在戰爭之中，卻收建國之效。本文限於篇幅，僅就抗戰期間，在蔣先生領導及支持下，高等教育的發展情形，作一敍述。
二. 對日戰爭爆發後戰區大專院校的内遷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對日戰爭爆發，蔣委員長宣布長期抗戰的決心。戰區一切人力、物力能撤退者，都需要向後方撤退，以保存實力，繼續抵抗。學校方面，教育部最初指示，以就地維持課務爲原則，後來，見戰事擴大，乃令省、市教育廳、局及大專院校，速擇比較安全地區，以爲戰事發生或逼近時遷徙的準備。（註八）
戰區大專院校内遷，既成定局，頗有主張趁此機會，對高對等教育作一徹底調整，以配合各方面情況者。（註九）可惜當時戰事緊急，戰局瞬息萬變，無法作此大規模的改革。教育當局既無通盤籌劃，各校乃不得不自作打算。有些一次遷到大後方，人員輕舟西上，設備都獲保全；有些輾轉播遷，師生艱苦備嘗，圖書儀器損失不貲。不過，由於教育界人士不肯事敵、不畏艱險的精神，以及蔣中正先生的全力支持，戰區大部分大專院校都能内遷安全地帶，繼續絃歌不輟。兹就資料所及，將具有代表性的遷校情形，略述如下：
國立中央大學 由於校長羅家倫先生早具逺見，且戰事起時，學校尚處後方，得以成爲内遷各校人員、設備保持最完整的一例。羅氏敍述當時情形，曾說：「我是略略知道國防政策的一個人，知道中樞是如何積極的準備抗日。…二十六年七月八日上午八時，我在牯嶺知道這（盧溝橋事變）消息，心裡明白最後關頭已到。回京以後，我就囑總務處將一年前冀東事變時，預備好的大木箱…先將重要的圖書儀器裝箱。…同時請幾位教授…尋覓適當的校址。…我接到各路調查的報告以後，詳細考慮，決定將校本部遷往重慶，醫學院，因爲醫學設備上合作的便利，放在成都。但是這個決定卻受了校内校外不少的反對，以爲何必遷得這樣逺。…後來我親往陵園見蔣先生…經他允准，我才自由放手的做去。」（註一○）於是，幾百箱圖書儀器，在日軍對首都開始轟炸前，已經運到船上。南京陷落時，中大已經在重慶和成都，上課一個多月。除了音樂系停辦外，一切未受影響。至於外傳由於中大計劃周詳，連農學院實験用的牛都安全遷渝之說，則與事實略有出入。牛，的確到了重慶，但卻不是學校有計劃的安排。當時連鋼琴都没能運出，以致頗負盛名的音樂系因此停辦，那還顧得了老牛？可是那位看牛的工友先生卻是無比的忠貞負責。南京危急時，他既不甘心陷敵，又不肯棄牛逃走。索性趕著牛羣，沿著長江，步行露宿，嘗盡辛苦，好不容易到了重慶，將牛一隻不少地交給學校。「有人送牛來了！」的消息傳遍沙坪，一時成爲佳話。筆者那時正在中大就讀，對於這位先生萬分欽佩，只可惜年少疏忽，未將他的大名記下。其實抗戰期間，這種公而忘私，捨己耘人的事蹟，真是屈指難數。無名英雄又豈止這位先生一人！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是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組成。這三個大學都在平津一帶，戰前，因爲接近日本勢力範圍，所受刺激很大，抗日意識非常濃厚。七七事變之時，胡適之、傅斯年、周炳琳等先生正在南京。他們有鑒於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大學與馮庸大學師生所受的迫害，乃倡議召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師生，在湖南長沙組織聯合大學。得教育部允准成立，是爲「長沙臨時大學」。十一月一日開學，師生不過七、八百人，校中呈現：「教授少，書籍儀器幾乎没有，個人生活也大多無辦法」的局面，不久，首都撤守，武漢會戰迫在眉睫，「[救國呢？還是上學呢？]的問題，就成了[在長沙呢？還是到雲南去？]當時在長沙是容易加入救亡工作的，所以學生自治會反對學校遷移，並派了代表到教育部請願。當地的報紙也都一致攻撃，認爲大學生不該逃避云云。是時有許多學生猶豫不決，恰好學校當局請了两位名人來演講，一位是省主席張治中先生，他是反對遷移的，另一位是陳誠將軍，他給同學們痛快淋漓地分析了當前的局勢。…有很多學生願隨學校赴雲南省，陳誠將軍是給了很大的影響。」（註一一）遷校之議既定，二十七年二月，分两批出發：一批由海路，經廣州、香港、海防；一批由陸路，師生約三百人，步行經貴州而達昆明，全程三千三百里，歷時两月。抵雲南後，學校易名爲「西南聯合大學」，五月四日開學，三校舊生紛紛來歸。（註一二）西南聯大雖然草草創立，圖書儀器極端短缺，但是著名教授幾乎全體隨校遷移，學校風氣亦沿舊有傳統，仍然是學子夢寐以求的優良學府。抗戰期間，教育部主辦國立各大學統一招生，以中央大學爲第一志願者，常佔考生三分之二，其他則多以西南聯大爲理想目標。
國立西北聯合大學 由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及北洋工學院三所著名的國立大學組成。平津陷落以後，教育部令三校合組「國立西安臨時大學」，遷西安開學。二十六年年底，太原會戰爆發，次年，臨大南徙，奉教育部令，易名爲「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校本部及文理學院、法商學院、工學院設城固，醫學院設南鄭，農學院設沔縣。二十八年，教育部調整高等教育，將西北聯大改組爲「國立西北大學」，以西安爲永久校址。原屬西北聯大之師範學院及醫學院，獨立設置爲「國立西北師範學院」及「國立西北醫學院」，工學院獨立爲「國立西北工學院」。（註一三）勝利後，西北醫學院復併於西北大學，爲其所屬之學院之一。國立西北工學院以西安爲永久校址。西北農學院因與設在武功之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合組而成，校址仍設武功。北平師範大學還原爲國立北平師範學院。北洋工學院還原爲國立北洋大學。北平大學則未獲復校。
國立浙江大學 浙江大學校址在杭州，直到日軍迫近時，才倉促遷移。據李絜非先生在「浙江大學西遷紀實」中，解釋其遲遷原因，說：「我們在這三個月之中，尚不曾深感到現代戰爭的慘酷，尤其是我們對敵多少仍以人性屬之。再一方面，我們將近七百師生…是自信有安定後方的天職，又依戀不捨這明山聖湖。我們更信賴於淞滬前線戰士，他們以血肉築成新的長城，與敵人相持至於三個月之久。因此，雖然許多大學已在西遷，杭垣大部分中等學校也已遷地浙東，我們仍繼續維持著。…（日軍）十一月五日，自全公亭登陸，頓時籠罩層濃重的驚慌氣圍。因爲全公亭距杭州只有一百二十公里，我們只有向杭州告别了。」十二月一日起，浙大師生分批遷移，自建德，而吉安，而泰和，而宜山，最後，遷至貴州遵義，並于湄潭永興設置分校。二十八年，另在浙江龍泉設立浙東分校。（註一四）
國立武漢大學 武大校址在湖北武昌。二十六年十二月，武漢會戰前夕，受戰事影響，停課。次年二月，呈准教育部，遷四川嘉定。雖然只有一次遷移，卻在宜昌旅途，遭受两次空襲，圖書儀器損失頗大。遷嘉定後，農學院因設備不易，併入中央大學農學院。（註一五）
除以上諸校外，有明確遷校記載者，尚有：（一）南京私立金陵大學，於二十六年，遷成都。（二）上海私立復旦大學與大夏大學，於二十六年，聯合西遷，始遷廬山，再遷重慶附近之北碚。大夏大學則另遷貴州花溪。（三）私立無錫國學專科學校，於二十七年，遷廣西桂林。（四）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於二十七年，遷重慶附近之小温泉。（五）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於二十七年，遷重慶。（六）江蘇省立醫學院與南通學院醫科，於二十七年，在湖南沅陵合併改組爲「國立江蘇醫學院」。二十八年，遷重慶附近之北碚。（七）上海國立同濟大學，於二十七年，遷雲南昆明。二十九年，又遷四川南溪縣李莊鎮。（八）上海私立光華大學，於二十七年，在成都成立分校。（九）江蘇省立蠺絲專科學校，於二十七年，由杭州遷四川樂山。（十）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由南京先遷長沙，繼遷重慶。二十八年，再遷四川江安。（十一）私立武昌中華大學，於二十七年，先遷桂林。次年，再遷大理。（十二）私立中法大學，於二十八年，由北平遷昆明。（十三）私立銘賢農工專科學校，於二十八年，遷四川金堂縣。（十四）私立湘雅醫學院，於二十八年，由湖南長沙遷貴州貴陽。（十五）國立山西大學，於二十八年，在陝西三原復校。（十六）國立吳淞商船專科學校，於二十八年，在渝復校，改稱「國立重慶商船專科學校」。（十七）國立交通大學，於二十九年，在重慶設立分校。（十八）上海私立立信會計專科學校，於二十九年，遷重慶附近之北碚。（十九）三十一年，東吳大學與滬江大學商學院設立聯合法商學院於重慶。（二十）上海私立滬江大學，於三十一年，在重慶復校。（二十一）私立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師生，於三十一年，分批潛復金華，參加國立東南聯合大學，成立藝術專修科。（二十二）三十二年，私立上海法政學院，呈准教育部，内遷安徽屯溪復校。（二十三）私立之江文理學院貴陽分校，於三十二年，遷重慶。（二十四）三十四年春，曲江陷敵，私立嶺南大學遷梅縣上課，光復後，遷回廣周原址。（註十六）
三、抗戰期間高等教育之改進與新校之設置
抗戰軍興，全國上下，淬厲奮發，建設邊省，開發資源，改良科技，自製武器，蓬蓬勃勃，一片朝氣，雖然退居大後方，卻有愈戰愈勇之勢。教育方面，亦不例外，在戰時物力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高等教育無論質與量，皆大有增進。
二十七年，教育部根據是年四月國民黨臨時全國大會制頒之「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對於各級教育，作一通盤籌劃。其中有關高等教育者，計有：（一）師範學院應獨立設置，或將大學教育學院改稱。（二）全國應劃爲若干大學區及師範學院區，分别設置大學及師範學院。各專科學校以省設爲原則，大學則由國家設立。各級學校應儘可能設於鄉村，以提高農村文化。（三）大學各院之科系，全國多不一致，應厘訂調整。（四）各級教育之設施，應以德、智、體三育並重爲原則。德育訓練在培養國民之健全人格。中等以上學校應實行導師制，以求訓練之切實有效。（五）高中以上學校應嚴格實施軍事管理。（六）大學研究院、所，應由各大學有適當導師及優良成績、設備之院、系、研究室，發展而成。教育部應徵詢全國各大學及研究院、所之意見，並由其推薦學者，組織全國最高審議機關。（七）派往外國留學學生，應以其所研究科目及專題已有相當準備，但在國内，因指導及設備關係，不易再作進一步之研究，而該項學科又確爲國家所需要者爲限。留學生監督制度應加改訂，除管理留學生經費外，應兼負指導學生選擇學校，及考核研究成績等責任。（八）教育部應約集中央有關機關，組織中央建教合作委員會，商訂建教合作辦法，並督促各省市，組織省市建教合作委員會，推行各該省市建教合作計劃。（註十七）
原則既定，逐步執行，八年之間，高等教育改進頗多。其最著者，有：
（一）二十七年，教育部頒布「師範學院規程」，爲高級師範教育制度之一重大改革。教育部訓令中央大學、西南聯合大學、西北聯合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等校，於二十七年度起，各設師範學院。又在湖南藍田，設國立師範學院；在四川江津縣白沙鎮，設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二）二十七年，教育部調整高等教育機構：將遷陝之北平大學工學院、北洋工學院、東北大學工學院及私立焦作工學院合併，組成國立西北工學院；將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與國立西北聯合大學農學院合併，組成國立西北農學院；將江蘇省立醫學院及南通學院醫科合併，組成國立江蘇醫學院。（三）在大專學校推行導師制，並設置訓導處及訓導長，主管訓導事宜。（四）統一專科以上學校體育課程。（五）教育部召開課程會議，公布文、理、法、農、工、商等學院所屬各系必修及選修課目表，以及文、理、法三院共同科目表。三十三年度起，由於蔣主席之指示，又將倫理學列爲大學一年級共同必修課程。又邀請法律教育專家及司法行政部當局，舉行法律教育討論會，制定「法律學系司法組必修及選修科目表」，並對原有之法律學系必修科目表作第一次修正。（六）教育部於二十九年，成立「學術審議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補助學術研究及獎勵著作發明」、「改善三民主義教學」及「推進史地教育」等案。第二次會議通過：「博士學位評定會組織法」及「博士學位考試細則」。自三十二年起，碩士學位候選人之論文，劃歸學術審議會辦理。（七）教育部設置「部聘教授」。外交部公布：「延聘外籍教授辦法」。（八）教育部於二十七年，聯合内政、財政、經濟、交通、軍政各部及航空委員會，組織「中央建教合作委員會」，促進教育與建設事業之聯絡、溝通與供求之配合。（九）教育部自三十年開始，舉辦著作、發明及美術獎勵，以提高高等教育及一般學術、科技、文藝及藝術之水準。（十）抗戰期間，外滙不裕，行政院於二十七年頒布「限制留學生辦法」。規定以研究軍、工、理、醫各科學生爲主，文、法等科以有研究上特殊需要者爲限。三十一年，廢止，另行規定，凡志願出國留學者，須經過考試，及格者方能領取留學證書。（十一）教育部於三十三年，在國外各大學設置「中國文化獎學金」。先在英國倫敦、牛津，美國哈佛、耶鲁、密歇根、支加哥、加利福尼亞、哥倫比亞及印度加爾各答國際大學等校，設置獎學金五十名，每名美金一千五百元。（十二）三十三年，教育部舉辦第一屆公費留學考試，錄取赴英研究生六十名，實習生六十九名，赴美工科研究生四十一名，農科研究生二十名。（註十八）
新設及擴充、改組的大專院校，除前段所述外，就資料所及，尚有：（一）福建省立醫學專科學校，於二十六年九月成立。二十八年，擴充爲福建省立醫學院。（二）貴陽醫學院於二十七年成立。（三）浙江省立浙江戰時大學於二十七年設立，二十八年改稱「浙江省立英士大學」，以紀念革命先烈陳英士先生。三十四年，改爲國立。（四）重慶大學於二十八年，增設商學院。（五）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於二十八年成立。（六）福建省立音樂專科學校於二十九年成立。（七）蔣委員長爲培育建國人才，於二十九年，發起創立川康建設學院，嗣採教育部議，改稱「川康農工學院」。（八）誠孚信託公司於二十九年，創辦「私立誠孚紡織專科學校」。（九）蘇皖聯立臨時政治學院於二十九年，在福建崇安成立。三十年，改爲「蘇皖聯立技藝專科學校」。三十二年，又與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合併，改爲「江蘇省立江蘇學院」。（十）湖北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於二十九年，改組爲湖北省立農學院。（十一）福建省立師範專科學校，於二十九年成立。（十二）西北高級藥劑科職業學校，於二十九年，改辦專科，稱「私立西北藥學專科學校」。（十三）私立求精商業專科學校，於二十九年創立於重慶。（十四）四川省立戲劇音樂學校與四川省立成都高級工藝職業學校，於三十年合併，改組爲「四川省立技藝專科學校」。（十五）國立貴陽師範學院，於三十年創立。大夏大學教育學院併入該校。（十六）國立浙江大學，於三十年，增設工科研究所化學工程學部。（十七）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於三十年創立。（十八）中央政治學校所屬蒙藏學校，獨立設置，更名爲國立邊疆學校，組織照專科學校編制。（十九）國立貴州農工學院，於三十年成立。次年，改制爲國立貴州大學。（二十）湖北省立教育學院於三十年成立，三十三年，改組爲國立湖北師範學院。（二十一）國立暨南大學於三十年在福建建陽設置分校。（二十二）國立體育專科學校於三十年創立於四川江津，次年，改制爲國立體育師範專科學校。（二十三）陝西省立政治學院改組爲「陝西省立商業專科學校」，校址設西安。（二十四）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於三十一年，在雲南大理成立，有印、緬、越、暹四語科，規定每生須兼修第二外國語一種。（二十五）國立國術體育專科學校於三十一年改爲「國立國術體育師範專科學校」，增設五年制師範專科，一律公費待遇。（二十六）國立浙江大學於三十一年，增設理科研究所生物學部與農科研究所農業經濟學部。（二十七）安徽省立臨時政治學院於三十一年，辦理結束，改設「省立師範專科學校」。（二十八）教育部於三十一年撥款，指定私立無錫國學專科學校辦二年制文書專修科。（二十九）私立中國大學於三十一年，增設理科各學系，依照教育部規定之大學編制，設置文、理、法三學院。三十三年，成立研究院，設文、法两科研究所。（三十）國立中正大學於三十一年，與江西省政府合作，舉辦師範專修科、行政管理專修科、税務專修科，以應該省實際需要，並於贛縣設立分校，容納各系一年級學生。（三十一）新疆省立女子中學於三十一年，擴充爲「新疆省立女子學院」。（三十二）復旦大學、廣西大學及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於三十一年，各增設僑生先修班。（三十三）貴州省於三十一年設「臺江國教師資訓練所」，專收苗生。（三十四）國立武漢大學於三十一年，成立文科及理科研究所。（三十五）四川省立教育學院附設之會計專修科，於三十二年，改制爲「四川省立會計專科學校」，設址成都。（三十六）國立英士大學工學院，於三十二年獨立，以北洋大學校友捐款補助該院增加設備，定名爲「國立北洋工學院」，是爲泰順北洋工學院。（三十七）湖北省立醫學院於三十二年成立於恩施。（三十八）安徽省立師範專科學校於三十二年，改爲「省立安徽學院」，附設師範、銀行两專修科。（三十九）中央幹部學校於三十二年成立。（四十）私立中華工商專科學校於三十二年成立。（四十一）英士大學受浙江省政府委託，於三十三年，代辦行政、財政、會計三專修科。（四十二）私立南方商業專科學校於三十三年成立，校址暫設廣東梅縣。（四十三）江西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於三十三年成立，校址暫設泰和。（四十四）四川自貢市於三十三年設立「中國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分校」。次年，更名爲「國立自貢工業專科學校」。（四十五）國立電化教育專科學校於三十三年成立，校址暫設重慶附近之北温泉。（四十六）國立海疆學校於三十三年成立於福建南安，以培育東南海疆各種幹部人才。（四十七）廣西教育研究所於三十三年倡設西江學院，開始國民大學教育之初步試験。（四十八）國立東北大學於三十三年恢復工學院，先設土木與電機两系。（四十九）私立正則女子職業學校蜀校附設專科部，於三十三年擴充改組爲「私立江蘇正則藝術專科學校」。（五十）國立復旦大學於三十三年增設商科研究所。（五一）私立上海法學院萬縣部分於三十三年單獨設立，更名爲「私立輔成法學院」。（五二）廣東省政府於三十四年籌設「廣東省立海事專科學校」。（註一九）
二十五年，戰事未發生前，全國大專院校共有一○八所，學生四一、九二二人，研究院所二十二所，三十五學部。三十四年，戰爭結束時，大專院校竟達一四一所，學生七三、六六九人，研究院所六十五所，八十六學部，較戰前大量增加。（註二○）可見戰時高等教育蓬勃發展之一斑。
四．政府對於大專學生的照顧與教職員生活的改善
抗戰期間，淪陷區青年不甘忍受敵偽壓迫，成羣結隊，逃到後方，生活艱困，無力求學。二十七年二月，教育部針對這種情況，創立貸金制度。凡公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籍隸戰區，經濟來源斷絕者，可以申請一定數日之貸款維持生活，以便繼續學業。所借款項，於畢業之後，經濟情況改善時，再行償還。十月，又擴大範圍，非戰區之國立中等以上學生及戰區教職員，因經濟困難，無法維持生活者，亦得申請。（註二一）三十二年，教育部遵奉蔣委員長手令，又擬定：「貧苦學生及教職員子女求學救濟辦法」。是年，教育部停止貸金，另訂辦法，給予國立中等以上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公費。（註二二）抗戰八年之中，雖然烽火遍地，青年之有志向學者，卻無一不獲政府照應。青雲有路，人才輩出。戰後建國工作，大部分由這批生力軍擔任。
大後方學生，既可不憂衣食，安心向學，戰區學校師生所處的困境，也没有被政府忽略。二十八年五月，成立「教育部戰區教育指導委員會」，積極推行戰區教育工作。十二月，軍事委員會又在重慶設置「戰地失業失學青年招致訓練委員會」，前來登記的青年，或就業，或求學，都可獲得妥善安置，即使尚無謀生技能的，也可於訓練之後，爲之介紹工作。二十九年，該會劃歸教育部，改稱「教育部特設戰區學生指導處」，主要工作爲給予學生升學指導。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可以在後方相當的學校借讀，原有之「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也劃歸該處管轄。「戰區青年招致委員會」又於重慶設置「戰區教師登記處」，登記者九百餘人，先發給臨時救濟費，再由教育部分别介紹工作。（註二三）
戰時生活，普遍艱苦，政府對於各級學校教職業生活，儘量加以改善，大專院校更獲特别照應。三十年十月；教育部開始施行「非常時期改善教職員生活辦法」，凡部辦之學校教職員，每人每月，得報領食米二市斗一市升之代金，其家屬合於規定者，每人每月，亦得報領同額代金。三十一年，教育部奉令准撥二百萬元，爲專科以上久任教員之獎金，服務满二十年者，年給獎金三千元，满十年以上者，一千五百元。三十二年，又支給國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員學術補助費。三十三年，國民政府制頒學校教職員退休及撫卹條例。三十四年，美國援華救濟聯合總署捐贈我國大學教職員福利金國幣二億六千五百萬元，教育部呈請行政院撥款凑成三億整數，爲全國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教職員福利金之用。（註二四）由於政府的多方照顧，抗戰期間，大學教授雖然簞食瓢飲，卻能衣食温飽，專心致力於教學及學術研究。
五．抗戰期間高等教育對於國家社會的貢獻
抗戰期間，高等教育固然得到政府及蔣中正先生特别照顧，他們對於國家社會，卻也盡力回饋，貢獻良多。兹就其著者，簡述如下：
參加戰時工作 戰事初起，醫藥專科以上學校及高級護士學校、助產職業學校等校教職員，即組織「醫教救護團」從事戰時救護工作。團本部設於南京，分隊遍於全國。其後，日機轟炸頻仍，後方大專院校師生又組織「空襲服務隊」，協助政府機構，參與供應、交通、消防、急救、放賑、疏散、慰問及救濟難童等工作。三十年，四川及江西修建軍用飛機場。大專院校工程學科畢業生曾應軍政部徵召，參與工作。三十三年，軍政部又爲增進軍法人員質量及戰時特别需要，徵用大學法律系畢業生。至於美國志願軍及太平洋戰事發生後之大量英美友軍所需翻譯人員，皆由大專院校畢業生或在校學生充任。戰爭末期，準備最後反攻，大專院校學生更踴躍從軍，直接投入戰場，形成「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愛國熱潮。（註二五）
加强建教合作 二十七年，中央建教合作委員會成立以後，積極推動教育與建設事業之聯絡、溝通及供求之配合。二十八年，教育部訂定「大學理工學院與經濟、交通及軍備工廠合作辦法」，規定各校應分發高年級學生到工廠實習，由廠方派員指導各生參與實際工作。二十九年，國立西北農學院與經濟部水工試験所合設「武功水工試験室」。三十一年，重慶大學與公路總處合作設立「公路實験研究室」。教育部也積極推動農林技術機關與農林教育機關之聯繫與合作。三十二年，經濟部與教育部在重慶召開「工業建設計劃會議」，對未來工業建設，作一通盤籌劃。（註二六）由於戰時建教充分合作，得以有限人力及物力，對建設事業水準，作適度之提升。
推動社會教育 二十七年，教育部通令全國各級學校辦理社會教育，大專院校應各就專長，辦理下列活動两種以上：（1）學術講座，（2）補習學校，（3）函授學校，（4）民眾讀物編輯，（5）農業推廣，（6）合作指導，（7）民眾法律顧問，（8）地方自治指導，（9）電影及播音科學技術傳習，（10）防空防毒知能傳習，（11）救護訓練，(12)公共衛生指導，（13）地方水利及土木工程指導，（14）各種展覧會，（15）其他。二十九年，中央政治學校成立「全洞校區居民自治輔導團」，促進校區居民之公共福利。三十一年，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白沙音樂教育推進委員會主辦「白沙萬人大合唱」，參加者有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大學先修班、國立十七中學等十餘團體，規模之大，前所未見，當地居民，印象極深。同年，東北大學藉校慶機會，舉辦「川北運動會」，川北各縣中等學校均派選手參加。這種運動會，在川北尚屬創舉，對於提高當地人士對於體育之興趣，極有幫助。三十二年，武漢大學與國立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各自成立滑翔倶樂部，對於當時頗受重視的新型運動，也有推動之功。（註二七）
提高邊疆省分教育及生活水準 二十七年，教育部甄選國立各大學二十六年度畢業生成績優良、品行端正、身體强健者一百名，分發四川、雲南、貴州、廣西、陝西、甘肅、寧夏等省，充任中等學校教員，藉以提高當地教育水準。三十年，教育部舉辦四川省境内各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暑期邊疆服務團」，遴選員生五十餘人，前往松潘、理番等地實際考察服務，爲期两月。對於當地社會、經濟、地理及教育文化等方面，均有新發現，極有助於以後之改進。三十三年，教育部向私立燕京大學定購營養、衛生及食物等小掛圖各一百份，分發各邊疆教育機關及學校使用，以提高當地的生活水準。至於一般大學生畢業以後，很多人願意到邊疆服務，一方面幫助邊疆同胞，一方面也可接觸許多新事物，满足青年人的好奇心。這些人對於邊疆的開發，貢獻不少。大學教授對於邊疆也極富興趣，一有機會，就參加邊疆考察，對於地理、歷史以及地下資源之蘊藏，頗多發現。（註二八）
促進國民外交 二十九年，倫敦各大學「中國委員會」函請我國派學者赴英講述中國現況。牛津、劍橋两大學各組「中英文化合作委員會」，向我國建議每年交換學者數人。牛津大學並擬先派教授二人來華，洽商中英文化合作事宜。三十年，教育部派武漢大學徐賢恭教授應聘往緬甸仰光大學講學。同年，心理學家郭任道教授赴英應聘，並就便向英政府洽商有關两國文化合作事項。英政府允俟交通恢復後，每年贈送我國學生赴英研究獎學金數十名。三十一年，英國議會訪華團參觀學校，讚揚我國戰時教育。同年，太平洋學會在加拿大開幕，我國代表蔣夢麟先生當選爲副主席。同年，英國「文化委員會」在英國各大學設置中國研究生獎學金十餘名，研究期限两年。英國工業協進會也願贊助我國工科畢業生三十一名，赴英入工廠實習，期限一年。三十二年，美國國務院邀請我國中央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及雲南大學，各派教授一人赴美講學。由教育部派蔡翹、張其昀、劉廼誠、蕭作梁及費孝通等教授前往。次年，又函請另聘六教授，由梅貽寳、嚴濟慈、鄭作新、袁敦禮、林同濟等五教授應聘。三十二年，我國與印度政府辦理交換學生十名。三十三年，英國文化委員會函請我國派遣教授赴英講學。考賽無線電公司亦建議由我國派遣教授一、二人，赴該公司研究。經教育部會同航空委員會，選派浙江大學胡剛復教及重慶大學教授周肇西前往。同年，美國康乃基學院地磁部提議，以中美科學合作方式，與武漢大學共同在四川樂山設立一觀測游離層之研究室，由美海軍負責購買、運送及裝置所需之儀器材料，並在樂山訓練觀測人員，於適當時期，將該研究室移交武漢大學。（註二九）太平洋戰爭發生後，英、美軍隊與我並肩作戰，對於蔣中正先生之英明領導，戰士之英勇以及人民之勤奮，印象很深，我國大學師生逺赴彼邦講學、研究，更增加一般人士對我之瞭解。鴉片戰爭以來，西方人士對於我國之偏見，因之逐漸消失。中國得臻四强之列，並非僅具軍事上之重要性而已。
結語
由於蔣中正先生對於教育的重視與支持，抗戰期間，高等教育無論質與量皆較戰前增加。睽之當時戰事之緊迫，物力之艱難，真可謂之奇蹟。當時所培植的人才，近數十年，無論在國内國外，都有優良表現。建國重任，正由這些人士承擔。中華民國今天所表現的成就，足可證明蔣先生當年的逺見。今逢蔣先生百歲之辰，謹誌其百年大業之鱗爪，以資紀念。
註釋
註一：周書泰誓。
註二：伍振鷲：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
註三：蔣主席自傳；蔣經國：我的父親；秦孝儀：我們的領袖。
註四：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五日，蔣中正先生在牯嶺出席廬山暑期訓練團總理紀念週演講：「救國教育」，蔣總統言論選集，中央文物出版社編印。
註五：蔣介石年表，傳記文學出版社編印。
註六：民國二十年二月，蔣中正先生在教育部演講：「中國教育的思想問題」。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印。
註七：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蔣中正先生在成都出席四川省黨部擴大紀念週演講：「救國必須實施文武合一術德兼修之教育」，蔣總統言論選集，中央文物出版社編印。
註八：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五一二。
註九：黄覺民：「從戰時校舍問題說到改革學校制度」，教育雜誌，第二十七卷，第十一、十二號；李公樸：「抗戰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張元濟：「我國現在和將來教育的職責」，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十六、十七號。
註一○：羅家倫：「炸彈下長大大中央大學」，教育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七號。
註一一：查良釗：「抗戰以來的西南聯大」，教育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一號。
註一二：同註八，頁五九八。
註一三：同註八，頁六○二。
註一四：謝幼偉：「國立浙江大學」，中華民國大學誌。
註一五：孫祥治：「抗戰以來的武漢大學」，教育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一號。
註一六：各校遷移情形，均見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五九六—七八○。
註一七：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八—一一。
註一八：教育大辭書；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中華民國大學誌；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抗戰時期之高等教育，載革命文獻，第六十輯。
註一九：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註二○：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中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行政院教育工作報告有關高等教育部分，載近代中國。
註二一：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頁四三—四四；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五三。
註二二：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頁四四；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五三。
註二三：同註十八。
註二四：同前註。
註二五：同前註。
註二六：同前註。
註二七：同前註。
註二八：同前註。
註二九：同前註。
本文發表於1986年10月26-30日“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並刊於1990年8月近代中國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