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父 親
我 的 父 親
每一時代都有賴以維持安定繁榮的特殊精神。環境和人們内心的想法不停變動，時過境遷，這種精神不再適用，問題叢生，弊端百出，必須革舊創新，才能免於淪亡。滿清末葉，朝廷專制腐敗，思想故步自封，面對各方帝國主義的侵略，節節敗退，至於淪爲次殖民地。幸有先知先賢揉合中西，崇尚理性，倡導自由民主，形成新的時代精神，才能救亡圖存，自立自强。但是人類積習甚難更改，革舊創新的過渡時期，重重阻撓，先知先覺的創見需要繼承者的毅力和犠牲才得實現。黄花崗諸烈士的壯烈事蹟，秉國之鈞者的豐功偉業，都已載諸青史，家喻户曉。但是獨木難支大厦，樹少不能成林。若無眾多愛國人士默默奉獻，推波助瀾，這股新思潮也難滙爲洪流。我的父親就是這些人中的一份子。
父親一生言行充分反映當時革舊創新的精神，雖然有時有些矯枉過正，但是在改革之初，「過正」也常常在所必需。例如他認爲大家都是中國人，不必再講什麼地方區别，可是當時無論工作讀書都要填上籍貫。哥哥在北京上小學，他開玩笑似地寫了河北大興。我在河南入學，他又寫個河南開封。於是我和一母同胞的哥哥竟然不是同鄉，看來有點滑稽。不過哥哥和我一生之中胸襟開濶，無論交友結親都無地域觀念，於羣於己都很有益，實在是得力父親的啓示。這種思想如今已很普遍，絲毫不算稀奇，但是談人論事一定要加上時間的座標，父親在九十年前率先做出，實是彌足珍貴。
小時候過年，父親總要哥哥和我向佣人磕頭，感謝他們一年的照顧。佣人往往驚慌失措，忙不迭答禮，一時跪了滿地。這種行徑，當時似乎是絕無僅有。我們兄妹長大以後對於任何人都加以尊重。别人的善意照顧，我們也萬分感激，往往贏得對方更多的回應，獲益匪淺，都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受了幼時的影響。（到南京後，一般人除了祭祖及對長輩，很少磕頭，我們也改爲鞠躬，比較不覺得稀奇）。
祖父祖母去世之後，父親放棄家中財產繼承，經常告誡我們兄妹，我們一無所有，必須要以自己能力謀生。富貴浮雲，不必追求，只要是於國於民有益的事，無論地位高低，都值得去做，他自己也說到做到。畢生交友，但論人品道義，從不計較其行業、地位，更不以其官銜相稱。常說「你交往的是這個人還是他的職位。職位只是代表他的工作性質，只有在工作場所才能適用。私人交往，全同家人親戚。他如不在這個職位，你還認不認他做朋友」。家中幫助做家事的所謂「佣人」，只能稱他做「先生」，不能喊「老爺」。認爲人人生而平等，先「生」一些還是平輩，「爺」字實不敢當。「佣人」的子女願意讀書的就認做弟子，稱他「老師」。不讀書的一概稱他做伯、叔，和我們兄妹都互稱名字。哥哥和我畢生服務公教，但求能够勝任，不計名利權位，天君泰然，從不患得患失。朋友交往也不以職位相稱，有時甚至忘記他的職位。所以一經交往都是終身相敬，從不因爲他的職位有無而有親疏之分。
父親八歲隨同祖父到新安任所，祖父聘請當地名聲最著的學者張子文先生教父親和叔父讀書。子文先生的長公子張鈁和父親同年，也隨同附讀。總角之交，終身莫逆。革命軍興，張鈁糾合鄉人奮起響應。北伐成功以後，曾任二十路軍總指揮及軍事參議院院長，聽說新安有他的紀念館。因爲張氏的關係，父親結識幾位北方的軍事將領。北洋政府時代，軍事將領多數成爲軍閥，擁兵自重，互相攻伐。父親雖是文人，卻以正直出名，若干軍人對他非常尊敬，有時相爭不下，掛了專車請他去調停。有時意見不合，也曾下令捉拿，父親就到天津租界暫避，我們家人也隨時作逃亡的準備。幸而有驚無險，未曾真正受害。軍人之中對父親最好也最正直的是曾任河南督軍的胡景翼先生，不止一次去到我們家。那時母親爲了貼補家用，將前面一進院子出租，我們經由院旁「更道」走出大門。胡氏因爲過胖，又是冬天，挺著大肚，穿著大衣，將「更道」塞得滿滿地，非常有趣。我五歲時，胡氏邀請父親參觀閲兵，我也跟著站在閲兵台上，若干年後看到照片才想起此事。如今照片不知流落何方，多半已不存在。
父親十歲時進入開封「客籍學堂」，畢業後進入河南大學堂。某次，當地長官到校視察，和學生共餐。父親在席間痛陳時弊，同學響應，講到激烈處，有人掀了桌子，一時秩序大亂，當局下令捉拿鬧事的人，父親的學長何仲雍先生帶領父親等人逃出開封。父親到省立二中教英文，著名史學家姚從吾先生和曾任教育部次長的田培林先生都是他那時的學生。他們告訴我說校中有三位英文老師，父親最受歡迎，其他二位不歡而散，卻因禍得福，另謀出路。一位陳先生做了中央銀行的高級主管（好像是副行長之類，正式頭銜不詳），鈔票上都有他的大名。另外一位劉先生進入郵局，抗戰開始的時候，擔任漢口郵政局長。父親入川經過之時，還和他晤聚，在重慶時也常來往。可見只要上進，不必計較一時得失，一時的不如意，可能只是工作性質不適合，並非自己無用，換個跑道，還更能發展。
風聲平靜之後，父親進入京師大學堂，主修英文，曾從辜鴻銘先生等名師受教。畢業之後，在中國大學教授莎士比亞戲劇等課。我對英國文學的興趣就是在閲讀家中那些有關書籍得來的。後來又辦報紙，和同在北京辦報的于右任先生結爲好友。監察院成立之後，于先生擔任院長，邀父親共事，先是秘書兼機要課長，後改參事。那時政府各機關人員都不多，監察院中，參事和秘書只有幾位。政府規定簡任以上的人員都是當然國民黨員，父親大加批評，認爲國民黨雖有大功於國，但是入黨必須尊重個人意願。強迫入黨，實與孫中山先生倡導的自由民主宗旨不合，所以雖被列爲黨員，始終不肯承認，終身未曾參加黨内任何活動。
父親雖然放棄祖產，早年做事時斷時續，收入也不多，可是由於母親勤儉持家，加上外祖父對母親的贈與，多少有些餘力，用以幫助别人。父親認爲讀書是開闢光明前途最佳的途徑，何况家中財力有限，也只能幫助他人讀書。那時除了宗教機構辦的學校和師範教育以外，都要繳付學費。清末民初，經濟蕭條，社會上能够供給子女讀書的人家不多。父親先從近處做起，家中佣人的子女，只要願意讀書，一概供給學費。到對日抗戰爲止，這些人中，已經有一位專科畢業，在故鄉縣政府擔任課長。一位考進郵局，端了那時人人羨慕的鐵飯碗。一位師範學校畢業，在小學教書。另有一位孫先生因爲他的母親在我家工作，自幼在我家長大，母親除了讓他照應教哥哥讀書的家庭教師以外，也命他隨同一齊讀書。抗戰時期，隨我家入川，不久，考上審計部書記。父親在監察院時，月薪四百元，家用最多只需百元，房租百元，另外二百元經常幫助别人。有一位杜新吾先生才學倶佳，只是没有上過新式學校，苦無學歷，只能在審計部充任書記。父親覺得他大材小用，資助他到日本進入法政學堂。返國後在河南大學任教，遷台以後曾任監察院專門委員。
父親的理性主義和自由思想，使他對政治意見不拘一格。只要是於國於民有利的辦法，不論那一黨派提出，他都加以贊同。蘇俄革命之初，主張弱小民族一律平等，廢除與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面目並未顯露，孫中山先生曾經與之合作。國民黨中不乏左傾人士，後來國共分裂，兩黨之中絕大多數也都是愛國志士。所以不管那方人士有難，只要父親力所能及，都願加以援手。記得我幾歲的時候，有一位哥哥的同學平家楨先生被控制河南政局的軍閥追捕，半夜跳牆逃入我家，母親關照我不要對人說出，住了些時，父親設法幫他逃出開封。後來他被國民黨選爲國民大會代表，遷台定居。父親在監察院時也曾幫助幾位左傾朋友離開南京。哥哥和我秉承父親這種開明思想，在台也曾幫過别人。十幾年前，我曾接到蘭州寄來一位樊軍先生的信，說他是先夫的學生。幾十年前在台大就讀時，被疑有左傾嫌疑，惟恐有難，急欲離台，苦無盤費，到我家投訴，見我毫不猶豫自箱中取出薪水袋，拿錢給他。他平安返鄉之後繼續研史，卓然有成，一直在學校任教，海峽兩岸既已交通，特函向我致謝。我因當時盡過微薄力量的對象不止一人，樊先生不是我的學生，大名並不知曉。些許小事不足掛齒，往事如煙，早已忘記。可是那時我們買不起傢俱，所住學校宿舍之中只有校方借給有限的幾張桌椅和床舗，一些衣物銀錢都放在箱中。我們的全部家財也只有薪水袋中有限的鈔票。樊先生所說當時情形絕對不假，更不是現在年輕朋友們所能想像。樊先生學成名就，半世紀以前舊事猶自念念不忘，睽諸目前許多只重功利不念舊情的社會實在少見，這也可能是我國幾千年來屢仆屢起國祚綿延的原因之一。
父親並非完人。他最大的缺點是性情暴躁，甚至於會出手打人。可是他非常講理，並不隨便發作。一生之中除了我們兄妹受過責罰之外，只在監察院時掌摑一位監察委員，一位秘書長。打人固然非常不對，可是事後監察院同事之中頗有些人稱快，被打之人也無報復舉動，可見他絕對有理，對方也有忍讓的美德。哥哥和我受到他的遺傳，脾氣也都不好。不過哥哥並未打過人，我更記取我們曾家前賢曾子的訓示時常反省，深自壓抑。除了中年時期内外忙碌，有時對女兒及學生望之太切，脾氣有些急躁，晚年常向他們懺悔道歉之外，幸無大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