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 大 學
進 大 學
父親和哥哥都是北大畢業，我當然也想進北大，但是我在高中畢業那年北大，清華和北平大學聯合招生，考期和中大、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同在一天。那時北方局勢已很緊張，我們家又住在南京，只好放棄北方的學校。中大等三校之外，在南京招考的還有湖南大學和山東大學。我在湖南大學報考數學系，本想報考山東大學的化學系，但是那年他們的化學系不招生，只有化工系，我也報了名。中大方面父親的朋友黄建中老伯建議我考文學院，說那裏的文學院師資陣容堅强。其實中大各院師資都很整齊，可是父親認爲黄老伯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他的觀察準没有錯，要我填文學院爲第一志願。文學院中共有中文、外文、哲學和歷史四系，黄老伯和父親都没有向我說明各系所教的課程和將來的出路爲何。我誤以爲中文、外文都是要做文學家，哲學我根本不懂，歷史雖然不是我的興趣所在，但至少還不陌生。我的中文、英文作文雖然都得到很高分數，但自知没有文學天才，也不想做文學家，於是就報考歷史系。第二、第三志願的浙大和武大也都填了同一科系。好在那時没有就業的壓力，轉系也很方便，萬一仍舊不喜，可以轉數學系，所以後來入學還選修一門微積分，就是預備轉系之用。三校都榜上有名，家在南京，自然是上中大。但是七七事變不久爆發，日本飛機轟炸南京，這次政府並没有立即準備遷都，各機關照舊辦公。父親留在南京，哥哥送母親和我到開封外婆家暫避。暑假很快過去，眼看中大開不了學，父親有位朋友王老伯的公子在湖南大學教書，母親便滙去學費請王大哥替我在湖南大學註册。誰知不久中大來了通知，說準備搬到重慶，四川的民生輪船公司免費接我們到校。那時覺得四川遠在天邊，母親很不放心。不多幾日接到當時擔任中大教務長的童貫賢太太來信，說他們將隨校入川，會照應我，請我母親放心。童太太是父親最好的朋友何仲雍老伯的長女公子，我們叫她大姐，北大物理系第一届女生。因爲自幼失恃，視我母親如同一家。有她照應，母親比較放心，何况哥哥不久也會去，於是進大學之事就決定了去中大。
中大要我們自行到漢口校方臨時設立的辦事處報到，然後候船入川。舅舅替我找到一位考上中大醫科的女同學盧延榮與我同行，兵慌馬亂中隻身離家，心中的慌亂苦痛可想而知。火車開動時，母親兀立凝望的眼神不知讓我流了多少淚，直到一年多後重聚才破涕爲笑。
到了漢口和盧延榮一同住到二表哥家中。二表哥在漢口鹽務機關做事，家中每月津貼一百銀元，所以住在法租界很漂亮的公寓裏，還有女傭照應。不久，女中同學六年的汪文雍也來候船。汪文雍是我在初中時的鄰座，我因年幼身材不高坐在第一排，她比我大兩歲，也和我同樣高矮，坐在我旁邊。另外一位羅警華因爲眼睛近視，也坐在第一排鄰近，三人結成好友，直到她二人去世。文雍大學畢業後回到上海，一直留在大陸。警華雖到台灣，卻因我忙著教書，她先在中油公司工作，後來她的先生創辦中鼎工程公司，她從旁協助，各忙各的，很少見面。去年她臨終時，她的女兒通知我見上最後一面，從此天人永隔。我痛心之餘，寫了一幅輓聯：「七十年至交，碌碌衣食，聚少離多；九泉期重逢，更無塵慮，細訴寒溫」。文雖不佳，卻是出自肺腑的真情實話。工商業社會加上全球化，競爭激烈，不進則退，失敗的人固然境况凄慘，即使成功，精神方面親情友情也難得享受。
民生公司的輪船多而且好，最大的民權輪比起現在小型郵輪也差不了許多。上船之後，一切由同學自行管理，艙位由抽籤决定。我們一年級的小蘿蔔頭抽來抽去，不是船底，就是船邊，根本没有床舗。底艙比較寬敞，但是起錨時在頭上轟隆隆的聲音震耳欲聾。窗户只有一條細縫，空氣相當污濁。邊艙是船邊或船尾露天之處，不但擁擠得像沙丁魚，下雨時還要蓋著包行李的油布睡覺。樓上的大餐間（頭等艙的俗稱）都是高年級乘坐，看他們打著橋牌，談笑風生，非常快樂。不過我們並不羨慕，更無怨言，只忙著觀賞船旁的山光水色，或靠岸時到處遊覧。大約過了半個多月，換了好幾次船，終於到了重慶。
位在重慶郊外約三十里的沙坪壩有著重慶大學廣濶的校園，和漂亮的建築。重慶大學特别撥了校園後面一座像饅頭似的小山給中大作爲臨時校址。山上蓋滿松樹，名爲松林坡。第二年又在嘉陵江上游六十里的柏溪建了分校。所以到台以後，抗戰期間在中大讀書的同學組織一個小型同學會就稱爲「松柏同學會」。小山頂上有一座石頭碉堡，碉堡下面是圖書館。小山周圍平地蓋了一圈房屋，作爲教室或教職員及男生宿舍。我們女士宿舍在半山坡上，初去時全校女生只有八十餘人，同在一個宿舍。兩年之後分校在重慶招收的新生升到二年級，搬到沙坪壩和我們一起上課，一年級新生仍在柏溪。並且在重慶的第二年開始學生大量增加，女生宿舍又增建兩三座，我們一班一直到畢業都在第一座宿舍中。
宿舍内部是個大統艙，用上下两層的床舗隔成若干間，每間四張床，八人居住。每人一張小小竹桌，拼在一起是長方形，放在房間中間。床下兩頭各有一個粗糙木板製成的小木櫃放置書箱。蚊蟲很多，必須掛方形蚊帳。臭蟲更多，常要在半夜起身點著蠟燭捉得乾淨才能安睡。因爲没有真正隔間，所以同學的鼾聲和夢話都聽得到。宿舍進門處隔出左右兩個小間，一間是一位女管理員和女門房合住，另一間是四年級的同學居住。所以比我高班的女同學我都認識，低一年以下的因爲不同宿舍，如果不同系或不一起上課，就不認得了。
教室内的桌子也是竹製，上鑲白木板，和宿舍中的一樣。白木板上常有同學寫的大作，其中最多的是校長羅家倫先生的畫像和詠他的大鼻子詩，如「鼻子人人有，惟君大得凶，江南一噴嚏，江北雨濛濛」之類。另外就是對於女同學的評論，所以我們上課時常要先看看桌上有没有關於自己的言辭。
圖書館不大，裏面藏書卻很多。同學都很用功，晚間常常需要搶位子，圖書館搶不到位子的就到空教室中做功課。記得幾十年前電視上演過一次王藍先生大作改編的「藍與黑」，編的和演的都非常好，美中不足的是導演太年輕，中大到台灣的同學也不太多，大概導演限於時間無法去找在沙坪壩讀過書的同學詢問，其中兩場與事實不盡符合。一是男女同學在圖書館中大吵，實則我在中大六年，經常去圖書館，裏面都是鴉雀無聲，絕對無人在其中吵架。如果換在空教室中或者可能。另一件是一位女同學追求男生，提著一塊臘肉到男生宿舍送給她仰慕的對象，男生板著臉，對她說些不禮貌的話，將臘肉扔出門外。據我所知那時女同學都很保守，縱使心中暗戀某人，也不至於提著臘肉到男生宿舍去找對方。男同學也都很有紳士風度，即使有那樣臉皮厚的女生，也不至於那樣没有禮貌地對待她。世變很快，許多事都是二三十年後就難于想像的。
校中一切房屋都是用竹籬笆外糊泥土做爲牆壁。因爲避免日機轟炸的關係，外面塗成黑色。所有建築簡陋而不美觀，一切傢俱都是白色原木没有一點油漆。可是就在那樣的物質環境中卻孕育出像被稱爲生物工程之父的馮元楨等劃時代的學術界菁英和海峽两岸許多建國的棟樑之材。所以我覺得大學只要有足够的圖書和實驗設備就可培養人才。我在中學時就是因爲作實驗才愛上化學，在中大時讀書的興趣也是面對著圖書館中貼在四壁的滿架琳琅，恨不得一口都吞下去才培養出來的。校園建築的好壞只是對局外人的炫耀，對於學生本身其實並不重要。我没有去過昆明，不過想像中教育出諾貝爾獎金得主的西南聯大校園也講究不到那裏去。不過也許講究的建築對學生心理上會有影響。我非專家，說的話未必對，只是就自己的經驗說出心裏的感受。
校園的建築簡陋，圖書及實験設備卻是極爲豐富。由於盧作孚先生所有的民生輪船公司鼎力相助，除了鋼琴，一切讀書和研究所需的東西都搬了去。只有醫學院因爲需要醫院實習，所以搬到成都和華西大學合作。後來由於一位王西亭先生的義舉，連農學院實驗用的牛也到了校中。王先生是農學院的工友，專管照應牛隻，學校搬遷時無法將牛運出，他留在南京，照樣飼養。後來聽說學校在重慶安定下來，他就趕著牛羣，沿著長江，一路步行到了宜昌才和學校聯絡上，學校給錢讓他和牛坐船到校。中國向來愈是没有没有讀過書或讀書很少的人，常常道德水準愈是高超。他們或她們謹守讀書人傳下的道德規範，卻没有讀書人因有知識有時會從中衍生出些負面的陰謀詭計，所以在中國廣大的領土中愈到鄉下治安愈好。父親有一位英國朋友，戰時到過中國後方，驚嘆鄉下没有警察卻人人守法。我在重慶，因爲家住歌樂山附近的金剛坡上，週末返家，週一爲趕八點鐘的功課，常常天不亮就下山。一個年輕女子毫無恐懼，附近也從未聽說有什麼意外事件。我初到台灣時，台灣也是如此。如今教育普及，物質生活水準大量提高，社會上卻罪惡叢生，歐美工業先進國家更是如此。近代的文明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實在值得深思和改進。
校中各院的師資都很整齊，不但原有的名師絕大多數都隨校遷川，後來國内國外陸續培植的新進也因重慶是戰時政治中心的關係，多半願意到中大教書，所以大學聯考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以中大爲第一志願。我們初到沙坪壩時，學生並不多，戰前各大學的學生都很少，戰爭一起，有些人家鄉淪陷，無法到校，學生更少。我們歷史系全系只有十四人，我們班最多，共有五男二女，合計七人。哲學系全系四人，巧的是每年級一人，並未斷代。學生有病不能上課，老師就放了假。不過第二年時大量招生，又有淪陷區的大學生由教育部分發來中大借讀，校舍不足，所以在柏溪設置分校，到二年級才到沙坪壩。
史學系中我獲益最多的是朱希祖和丁山兩位老師。我從小學到研究所畢業，學生都稱老師爲先生。我進中大時朱先生是史學系主任，二年級時朱先生教我們戰國史，三年級又教中國史學史。第一堂課就叫我們抽籤每人研究一國，我們班上恰好共有七人，我抽到了燕國，這是我第一次做真正的「研究」。遍搜資料，發現許多問題，試著找尋解答，非常有興趣，既培植了我研史的基礎，也引起了我對歷史莫大的興趣。一年級時選了微積分，預備轉數學系。教我們數學系以外的學生的是趙少鐵先生。趙先生後來也到了台灣，在台南工學院教書。我第一學期得九十分，第二學期九十二分。可是學期終了可以轉系時，因爲大學教歷史的方法和中學不同，已經引起了些興趣，猶豫不决，好在三年級時還可以轉。到了讀戰國史時決定繼續讀史，不再轉系。研史的興趣老而彌篤，没有轉到數學系或化學系，也從來没有後悔過。
丁山先生教我們中國古代史。他那時肺病相當嚴重，身材瘦削，時常咳嗽，有時還聲音發啞。但是教學極爲認真，恨不得對我們傾囊速授，我們都被他非常感動。他曾叫我幫他做東周長曆，放在他的文章中。我不但在課程之外學到了些曆法，還引起對中國古代史莫大的興趣。後來我雖然一直教的是西洋史，但是希望從中西文化起源時的背景探討後來中西文化差異的原因，基本的知識和動機都是由那時而來。丁先生不但熱心教學，對學生更像對子女一樣愛護。對日抗戰以前大學教授待遇很好，大約都有三百元左右，學生不多，教授常請學生吃飯。抗戰期間法幣劇跌，教授的生活都很清苦，可是許多人還是會請學生。丁師母出身富家，尤其慷慨慈愛。那時幾位師弟師妹都很幼小，丁先生身體又不好，肺病需要飲食滋補，他們不但買不起富有營養的魚肉，還要省出錢來請我們吃東西，那不是拉攏學生而是慈愛。因爲絕大部分的學生家鄉淪陷，經濟來源斷絕，靠政府發給微薄的貸金，吃得更糟。所以每次師母要我們去吃飯，我們都是吃在嘴裏，無限感激在心頭。台灣和大陸開始來往以後，我首先打聽的就是丁先生和師母的情况，不幸二老都已去世，不過聽說師弟妹都很優秀。我今年逾八十，不知是否還有機會和他們見面，訴說一下我對丁先生和師母的感念之情。
柳詒徵和顧頡剛兩位著名學者都教過我們，不過都是兼任，只教過一年就離開。柳先生年事已高，和我們課外全無接觸，他的名著《中國文化史》我們早已讀過，上課時照本宣科，没有特别發揮，所以印象不深。（柳先生好像只教半年，我今已記不清楚）。顧先生則印象極深，他高高身材，道貌岸然，但是一開口卻是輕柔的吳儂軟語。教學極爲認真，對同學非常熱心。他身兼《文史雜誌》主編、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社長等多種職務，同學畢業後有幾位都在他領導的機構任職。我也承他邀請過，到他和他繼娶的師母家中吃過飯。
西洋史方面，沈剛伯先生雖然是當時非常叫座的教授，但是從不接近學生。我一生未曾主動和不熟識的人講過話，所以一直到畢業，都未和他單獨會面，甚至四年級時重慶郊外發現楚墓，他帶我們全體去參觀，我也没有和他講過話。雖然我也因爲他的講授對西洋史發生興趣，成績也在他門下少有的九十五分以上，但是年紀太輕，對於他講授内容裏對於思想的啓發未能感受，直到中年以後才發現他的識見的確不錯。
說起參觀楚墓，倒是意外地見到一位名人。那時郭沫若先生住在發現地的附近，抱著一個孩子也去和我們閒聊。有些同學和他談話，我是一貫地從不越眾向前。那時我對他知道得不多，只聽同學說他是政府中某一單位的主管，他在考古學上的地位是我教書以後才發現的。
史學系以外教過我們的老師中，印象最深的是羅家倫先生。羅先生雖是校長，日理萬機，卻於百忙中抽空教我們一年級學生三民主義。因爲是一年級全體，所以在大飯廳中上課。他教三民主義，絕不像有些當作聖經一樣逐字逐句講述，實際上他只是講述他後來撰寫成書的《新人生觀》。内容非常的生動活潑，我們聽得很有興趣。我記筆記的能力很强，學年終了，我不但得了九十多分，筆記也被羅先生收去，永未退還。羅先生的事蹟，記載的人很多，不必詳述。作爲他在中大的學生，我覺得他率先將學校搬到重慶，和破格聘請教授和取學生，都是很了不起的。原來政府早就預備對日作戰，而且戰爭一起，日本海軍強大，南京近海，必不能守，所以派人四處密訪戰時遷都之地。羅先生身爲黨國要人，也參與其事。多個地點之中，他認爲重慶最爲適宜，所以率先將學校搬去。卓見和魄力，都是一時少有。抗戰以前一般大學並没有嚴格一致的教授資格審查制度，北大等校皆曾破格用人。羅校長也不例外，像馬思驄，黄君璧者都是他破格請來而傑出少見的優良師資。學生方面我因在進川的船上曾和劉香谷學長相識，聽她說她也是被破格取到體育系的，果然不負所望，不但在校品學兼優，網球的造詣當時無雙，甚至古稀之年還在美國高齡網賽上拿到冠軍，爲國爭光。因而想到「制度化」固然好處很多，但是過分拘泥，流於僵化，也會失去很多有用的人才。所以制度化之外，加適當的彈性補救，實在必需。
中大因爲位在戰時政治中心，所以許多名人都去演講過。政府要員如汪精衛、周恩來等的演講都給我們深而且好的印象。那時國共合作抗日，周先生是政治部次長。外國名人如英國的蒙哥馬利將軍、美國的總統候選人威爾基等也曾去過。此外令我非常感動的是雷鳴遠神父。雷神父原籍比利時，在山西傳教，小小的個子，一雙湛藍的眼睛，地地道道外國人的模樣，開口卻是流利而稍帶山西口音的中國話。鼓勵我們抗戰，說得我們熱血沸騰之外，最後還用了一句北方的俏皮話「老太太跨車沿，好的還在後頭呢！」我坐過舊式馬車，車夫坐的地方叫做車沿，是在車的前面，後面車廂是主人或租用的客人乘坐。車簾低垂，普通女眷都坐在車内，外面看不見。假如人多坐不下時，只有讓老太太坐在外面車沿上，和車夫並坐，年輕婦女都在後面車内，所以他說「好的都在後面」意指對日抗戰的前景非常樂觀。還有一位在東北打遊撃的趙侗先生叙述他們抗日的英勇事蹟，也都令我們非常感動。
戰時國共合作，不但政府要員兩黨都有，同學之中左派右派也公開活動。我初進中大，右派的社團曾經舉我做幹事，左派的話劇社也邀我做「日出」、「雷雨」劇中的主角。我因年紀太小，不懂政治，也因父兄都是無黨無派，覺得只要做一個好國民，無黨無派也無不可。這一點我終身做到。但是經過這些邀約，和女生宿舍的大統艙中所見，深知那時無論左右，都是熱心愛國的有爲青年，只是所信仰的報國之道不同。這些人中許多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只是後來女同學都做了賢妻良母，没有一位飛黄騰達。
我在校時，女同學都相當保守，除了家中認識或同班或已是情侣之外，很少和男同學來往。可是女同學自己相處卻總是三五成羣吃喝玩樂得相當熱鬧。沙坪壩地處嘉陵江邊，山下的部分叫中渡口。靠近松林坡的地方有幾家小吃店和茶館。茶館純吃茶，我一生没有進過飲料之外有其他花樣的茶館和咖啡館。小吃館中最令我懷念的是包有豆沙的煎餅，百吃不厭。江邊沙灘除了同學之外很少别的人去，風和日麗的課餘時候，女同學常去一面吃零食，一面看書或談話。嘉陵江上過往的船隻都是人力操作的帆船，似乎不記得見過汽艇。逆流而上時，常需縴夫下船用縴繩拉船前進。縴夫工作辛苦，工資微薄，拉縴之時因爲水流阻力太大，常常將身子幾乎彎到地面才能拉動，肩上背著的竹編縴繩磨擦肌膚，痛苦可想而知。他們爲了整齊步伐，幫助呼吸，常由爲首一人念一句詞，後面眾人齊聲喊應最後兩字。有一次那位爲首的縴夫看到沙灘上或躺或坐的女生認爲稀奇有趣，竟然喊出「各人把眼睛斜起」，後面眾人齊聲響應「斜起」，同時所有縴夫都偏過頭來看著那些女生，直到走過她們所在的那段路程，弄得那些女生啼笑皆非，尶尬異常。縴夫幾乎是最窮的人士，在極端辛苦的工作中尚且能够有開女同學玩笑的幽默感，比起我所見過的外國苦力，工作時都是咬牙苦幹，真不可同日而語。因而想起我所看到的資料中，古代其他民族以及西歐中古封建時代下層階級的農民都没有關於描寫他們生活的作品留傳。僅有的一首西元前八世紀希臘Hesiod的《工作與時日》(“Works & Days”)詩歌，只是描寫當時農人一年到頭的工作如何辛苦，令人讀到，心情非常沉重。而且根據有限的資料，Hesiod似乎原是小地主，兄弟霸佔了家產，才使他陷入貧困，並不能代表一般的農人。他另一首詩《神譜》(“Theogony”)似乎也不是一般農人做得出來的作品。中國卻在三千年前詩經當中不但有〈七月〉、〈甫田〉等心平氣和地描寫農人工作情形，更有多達二十餘篇描寫他們感情生活和工作之外其他生活的詩歌。一方面可能是那時中國農人的生活比其他民族似乎好些，一方面也表現出中國人樂天安命的民族性。這種精神流傳下來，每代都有不同的山歌、漁唱等等民間文學，表現中國人忍受艱苦的韌性，所以能够屢仆屢起，渡過多次艱險低潮。别的古代民族如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等等最後都一蹶不振。目前西方强大的國家不過一千多年，中國卻在七千多年中一脈相承，如今又能自立自强。
民國三十年（1941）大學畢業，父親要我出國留學。當時美國並無托福考試，入學相當容易。我國政府也照應有志深造的青年，特許照官價結滙。在美兩年讀個碩士學位，一切費用在内大約需五千美元。法幣跌價，官價結滙五千元中如果在黑市賣出一半就可收回成本，等於免費在美讀一年書。可是大學畢業生絕大多數都往新疆、貴州等偏遠地區工作，很少出國。我也不願意去，父親大發雷霆，打了我一頓。可巧中大史學系正在向教育部申請辦研究所，經過母親的說項，父親總算答應如果考上研究所就不出國。
我一生没有「找」過事情，總有不止一處現成的機會供我選擇。大學畢業時居然有七處之多，我選擇了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的編審職位。由於日機轟炸的關係，許多機構都在鄉下，教育部在距重慶七十里的青木關山坡上。每一單位各有一座小木屋，屋外花木扶疏，非常幽静。史地委員會同事只有六人，主任委員是黎東方先生，派我審查送審的大學用書。我審查之後再請部外專家複審。我審了四部，受益最多的是有幸對蕭公權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先睹爲快。另有一部法文撰寫的《法國大革命時的比利時志願軍》。我在中大雖然讀過三年法文，但閲讀這樣水準的學術性作品還很吃力，翻破字典的結果，我的法文進步不少。
暑假期間中大歷史研究所已經獲准成立，我也徼幸考中。在教育部做了三個月就返校上課，那時部長是陳立夫先生，次長是顧毓琇先生，不知二位之中那一位的好心，多發給我三個月的薪水作爲進研究所的獎學金，就此結束了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公務員生活。黎先生在中大教課時曾經教過我西洋古代史，在青木關時黎師母非常照顧我，常邀我到她家中吃飯。黎師母是福建世家出身，學的是音樂，漂亮而且賢慧。四位師弟師妹都很幼小，其中一位小師妹金髮白膚，像小仙女一樣，非常可愛，可能是不知若干代前的遺傳。我曾見過不止一位這樣的小孩，可是長大以後頭髮顏色逐漸變深成爲棕色。平常民間罵人「雜種」是對對方母親的侮辱，但是一個民族種族越複雜，越能吸收各族的長處，滙成更好的血統。中國對待外族從不歧視，也是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原因之一。
中大歷史研究所投考的人非常多，但是只取我和魏煜孫兩名。研究所主任是教我們宋遼金歷史的金毓黻先生，研究所和系辦公室在同一室内，兩個研究生外，另有兩位研究助理，和系中一位助教。門上用連環鎖，每人一把。魏煜孫常常心不在焉，鎖上門就走，有一次我們眾人都在裏面，包括金先生在内，助教周軾賢先生只好扒著氣窗將鑰匙扔出，請求過路的人幫我們開門。
我的導師是賀昌羣先生，研究的題目是「兩漢匈奴史表」，後來又擴充到匈奴的西遷，因此牽扯了些西洋史的研究。
研究所並非每系都有，在台時謝森中告訴我他是低我一年農經研究所畢業的。女同學只有四位，同住第二女生宿舍靠門的單間小房，對面小房住著那個宿舍的管理員王女士。同房的三位同學一位是教育系的林鳯藻，一位是教育心理系的鹿齊安，一位是電機系的陳淑德，都非常優秀，大家處得很好。
研究生在學校的地位似乎比大學部的同學稍微高些。一年級時是在大學部飯廳吃飯，第二年就將我們升到教職員伙食團，和些女助教們共成一桌。無論學生或教職員伙食團都是八人一桌，四菜一湯共享。大學時代都是女中同班七人加上一位繆競新八人同房同飯，一方面都是熟人，一方面法幣還未跌價，菜肴非常豐富，所以毫無問題。最後兩年法幣跌價，母親每週給我帶菜到校，大家也都客客氣氣酌量取用。畢業之後八人分散，我獨自一人，研究所一年級時加入學生伙食團被派到另外七位女同學一桌，她們搶得厲害，帶去的菜，一頓也都吃光。最後母親只好給我一罐豬油，一罐辣椒醬。我用她們搶剩下的菜汁配上豬油辣椒醬勉強可以下飯。至今我還喜歡用菜汁泡飯，就是拜她們之賜。後來其中兩位都來台灣，其中一位職位很高，再見面時已經彬彬有禮，使我深悟衣食足而知榮辱的道理。
一年級終了，某一學術機構給我們第一名一千五百元獎學金，機構的名稱已記不清，學校頒給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獲得的收入，給父親買了代替牛油的人造奶油，給母親買了一匹夏布。
二年級時，羅校長出任新疆監察使，蔣委員長中正先生兼任校長。同學覺得他是軍人，爲何做文學校的校長，很不歡迎，我也有同樣感受。他每週都要到校視察，有時還要講話，開始設置教官。但是教官都很客氣，並不真管學生。聽說蔣先生常去男生宿舍巡視，宿舍中衣被亂置，不堪入目，教官總替他們疊得整整齊齊。羅校長時同學偶然遇到都是隨便點頭招呼，可是蔣先生來時教官要喊學生立正敬禮。有一次我在路旁碰見，只見同學歪歪扭扭隨便站定，似乎未見真正立正的姿勢，有的人還背對著他，他倒也没有生氣，只微笑點頭，心平氣和地走過。他常和學生一齊吃飯，那時伙食已經很糟，飯裏夾雜著稗子甚至沙粒，號稱八寳飯。他吃完一碗，附近坐著的學生爭著替他添飯，將飯用飯瓢捶得緊緊地，一碗幾乎抵上兩碗，他也毫不在意地從容吃完。他在大禮堂講話並不強制學生去聽，我爲了好奇，站在門口聽了一次，没有聽完就離開，也無任何人阻止。那天他講到革命要從自身做起，做事要從小事做起，他在日本士官學校先學掃廁所。後來同學開玩笑地改編成「先要革掉自己的命，才能革他人的命，做事先要掃廁所」。我回家講給父母聽。父親在南京時針對分掌軍政的蔣先生和汪精衛就有「精衛空填海，介石難補天」的詩句，也對他自兼中大校長不以爲然。蔣先生做了一年就離開，聽說他對繼任的顧毓琇先生說「中大很難辦，要小心辦理」，不知是否真確。
民國三十二年（1943）我順利畢業，畢業典禮由蔣先生主持，學校要我代表同學領文憑。真正的文憑須待教育部發下，那個封面寫著「畢業證書」内裝碎紙的牛皮紙袋是由他親手遞給我，文憑上校長的名字當然也是他老人家。得到這樣證書的人大約只有那一届中大畢業的若干人，將來也許可以放在博物館。
蔣先生後來被選做總統，在台灣的人都稱他做老總統。他在台灣勵精圖治，相隨心生，他的像貌也變得慈祥和靄。我的女兒在一女中時被選作樂隊，有時會在總統府前演奏，當老總統出現之時，許多同學都感到親切興奮。他對學術界非常重視，每年教師節他都與資深優良教師共餐。爲了尊孔組織的孔孟學會，最初由師大、台大的中文系和歷史系教授參加，我也是其中之一。每年開會時他都參加，並且共餐。胡適之先生回國以後，他每年請教授們吃春酒，先夫也被邀參加，人數不多，大家暢談，他都靜靜聆聽，而且對重要改進意見都用筆記下。他的母親王太夫人百歲冥誕時，他約請十位名士撰文紀念，先夫受邀參加，他事後答謝在官邸吃飯，賓主連陪客只有三桌，我也在座。他和夫人一一招呼，走到我們跟前時還和我說「聽說你也教書」，我當時很想告訴他我是他親手發給文憑的中大學生，但是中國傳統上讀書人清高自持，不事權貴以及父親身教的影響，始終說不出口，只答應了一聲，任他走過。後來他百歲冥誕之時舉行了一個紀念學術討論會，事前邀我寫篇文章。我想他辦中大時，極力想把事情做好，我們狃於成見嫌他不是學者，處處對他不客氣。他在台灣勵精圖治，奠定台灣安定繁榮的基礎。研史的人，論人論事最要公正。對日抗戰期間，萬難之中，他盡全力幫助大學内遷，又將學生的貸金改爲公費，幫助許多清寒子弟及淪陷區逃出的莘莘學子完成學業。我爲什麼不肯說句公道話？「人到無求品自高」，我們不去巴結富貴之人，卻也不必連普通的關係都不承認。我面對面都不肯叫他一聲老師或校長已是過分矯情，如今他已亡故，他的兒子雖然也做總統，可是我教我的書，絲毫無求於他，爲什麼連作歷史見證的一篇文章都不肯寫？於是寫了一篇〈蔣中正先生與對日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費了幾個月時間查到的資料，後來還有學者加以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