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 始 教 書
開 始 教 書
研究所畢業的時候，又有三個我無限嚮往，别人也會羨慕的工作機會，但是結果走上的這條路卻使我畢生一事無成。
我上研究所的時候，朱希祖先生已經離開中大，主持國史館籌備處，那時他已七十高齡，子女都很優秀，公子朱偰是留德著名經濟學家，在政府有關機關中擔任要職。女公子朱倓是中大史學系名氣極高的學長，女婿羅香林更是有名的史學家。朱先生常召我和同班女同學到他家中便飯，並給我們講述他研究南明史的心得。朱師母愷悌慈祥，住宅在歌樂山上，非常幽静。朱先生約我到國史館籌備處工作，處内人員不多，工作清閒。我如進去，和朱先生經常相見，一定可以得到他的真傳，他也表示可以將他畢生收集關於南明史珍貴的資料給我應用，培植我作南明史專家。這是研史之人夢寐以求的好機會，我豈有不願接受之理，但是年輕糊塗，只知道他的筆記中提到便血，卻不知便血的嚴重性，看他談笑如常，以爲他很健康。一方面白沙女子師範學院找我教書，那時大學教書之人不多，非常神氣，我躍躍欲試，請求他讓我教上一年，一定再回來跟他讀書，他也同意。我寒假從白沙回到家中的第二天就興沖沖地去看他，誰知道進門就見一座靈堂，師母說他病入膏肓，醫藥罔效，不久以前去世。我的哀痛可想而知，悔恨之意也伴我終身。
女子師範學院是戰時新辦的學校。政府因爲北京淪陷，北師大和女師大都未内遷，爲了培養高等師資，在湖南設立藍田師範學院，在白沙設立女子師範學院。雖然都是國立，政府對之極爲重視，但是藍田交通不便，師資參差不齊，錢鍾書先生的《圍城》之中曾有述及。白沙卻因濱臨嘉陵江，離重慶不過六十里，小輪船上溯不過大半天，下游半天可達，師資非常整齊。兩校的學生都很優秀，女士因爲該校是後方唯一的國立女子大學，又是公費，都以第一志願進入。校内名師甚多，我所見到的魏建功、韓儒林先生都是著名學者，後來在台大任教的臺静農、夏德儀先生也在該校教過，魏建功先生擔任台大文學院院長時，一齊受邀到台。可是西洋史方面因爲抗戰已經六年，出國的人不少，回國的更少，許多學者又留在淪陷區内，師資異常缺乏。我雖没有留過學，但是西洋史所有課程及英文的成績都在九十分以上，研究所的論文又和西洋史有些關連，所以該校史地系主任謝澄平先生就找到了我。那時歐美等國讀博士學位的都不多，無論那一科，有個碩士學位就可到大學任教，我國自不例外。那時我年輕膽大，派我教的西洋通史兩科，我自覺離上課還有四五個月，積極準備還來得及，就一口答應。後來聽說那裏的學生水準很高，目光如炬，第一位金陵大學畢業的余先生教了一年已經離校，第二位仍在白沙，學生卻不願上他的課。我因還有朱先生和歷史語言研究所兩處機會並不在意，只是我自幼至今都怕在大庭廣眾之間講話，小學中學都有演講訓練，我總講不出來，被罰再講，愈罰愈不敢講。研究所中的論文報告也是語無倫次。既然答應，不能不去，只是臨行時告訴父母，我若講不出來，就馬上回家。
研究所最後一個學期還未放假之時，史學會在重慶召開。是否是第一次不得而知，地點在中央圖書館。大學史學系中助教、研究生都可參加。開會時濟濟一堂，都是有名學者，像我一樣的年輕人大約只有幾位。與會人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慕名已久的史學界前輩陳衡哲女士。傍晚散會只留下負責選舉幹事開票的幾位，大會要我監票。開票後會場主人蔣復璁館長招待我們吃飯，好像只有蔣先生、傅斯年先生和姚從吾先生。我和他們都是初次見面。傅先生說他是教育部聘請審查我的論文兩位學者中的一位。（另一位我始終不知是誰。）我的論文寫的不錯，又談了些别的話。幾天之後他的姪子傅樂煥先生到中大看我，說傅先生要我到歷史語言研究所做事，並帶給我些關於匈奴的資料。我當然非常高興，而且感激。但是回到家裏一商量，父親首先以爲史語所所在的李莊離重慶好幾天船程，我隻身遠行，不像入川讀書的時候有何大姐照應，還有好幾位中學同學同行，對我很不放心。我也因爲日機時常轟炸不放心兩老，所以辭謝了傅先生的好意，失去一個最好研究機會。那年冬天已在史語所工作的大學同班同學王鈴還啣傅先生之命到白沙女師學院找我，要我教書一年之後再去史語所。傅先生來台之後，某次當著幾位朋友指著我說「這是我請不到的人」，我雖愧不敢當，但若真去史語所，有傅先生和李濟、董作賓等前輩的指導和同學的切磋，我黽勉以赴，幾十年下來，也許小有所成，不會像現在一樣兩手空空。
說起王鈴去白沙找我的事，倒非常有趣。王鈴絕頂聰明，他的父親是北大畢業，他家學淵源，中英文都臻上乘，在飯廳外面貼的大字報，辣味四射，是同學最喜歡看的作品，被稱爲中大一絕。讀書隨興之所至，喜歡的科目，可以得到九十分以上高分，没有興趣或認爲教授教得不够好時根本不上課，分數好壞絲毫不在意，可是大而化之，小節不拘，畢業以後我和同班女同學黄少荃還在校中，他給我們二人的信常漏貼郵票，害得我們要到五里外的郵局領取。黄少荃寫信請他貼足郵票，他來信道歉說「小弟糊塗，有一次把給女弟子的信寄給了家父」。教了一年中學以後進了史語所，剛巧李約瑟在編《中國科學史》請傅先生介紹一位助手。傅先生推薦王鈴幫他找關於火藥的資料，他從此在英國、澳洲居住，直到退休。退休以後曾到中研院研究一年，他和他的太太來看過我。當年的豪氣已經蕩然無存，可能是長期身居異國的關係。他去白沙找我的時候是乘從重慶回李莊，路過白沙之便，船到時已是夜晚，到校時在九時左右。宿舍女工每晚將淨桶放在我們每人門外，由我們自行拿進房中。那時一般女同事還未入睡，淨桶仍在各人門外中間通道之中。通道無燈，那時没有電話，王玲事先没有通知我，他黑夜闖進，一路上踢翻好幾個淨桶。
去白沙的船是天不亮就從重慶開，我家住在歌樂山附近金剛坡上，距城數十里。先一天到城中，在表兄朱撫松處住一晚。他那時在中央宣傳部工作，表嫂徐鍾珮在中央日報做記者，二人住在中宣部宿舍，前後兩間，我在外間睡在臨時搭的舗板上。第一次去時，父母不放心，請以前在我家做過事，那時擔任審計部警衛的高先生送我。高先生身材高大，神態威猛，對我却必恭必敬。雖然穿著便服挑著行李，看上去仍然儀表不凡。上船時負責檢查的憲兵看到這位彪形大漢卻對我這個怯生生的小女子既恭且敬，不知我是什麼身份，詢問之下，我竟然說「去白沙女師學院教書」。那時的大學教授許多都是年高德劭，道貌岸然，女教授更是寥若晨星，那有我這樣的黄毛丫頭？於是就要我的名片。我一直到先夫去世之後才印名片，平時也很少帶，用了二十幾年，一盒還未用完，那時那裏會有。他又問我是否有聘書，我說聘書留在家中。好在他態度很是客氣，做事也很小心，要我等在船外，進去請教上司，去了半天才出來，放我上船。我有了這個教訓，以後上船照例檢查時，只說是女師學院的學生，便順利無阻。
到校之時離上課還有一週，由於丁山先生的函介，我去拜訪了魏建功和韓儒林兩位先生。兩位都邀我在他們家中吃飯暢談。在中大教書的胡小石先生，家住白沙，也約我到他家中便飯過。韓先生未待開學就離開學校。謝澄平先生已經辭職，新任主任沈普珍先生也是中大前身南高畢業，是一位溫厚長者，除了安置我的宿舍和加入在校及附近文教機關伙食團之外，上課時還親自陪我到教室向學生介紹。我事前想到上課腿就發軟，跟著他走進教室，他介紹完畢退出之後，我居然順利地說出話來。一旦開口，準備有素的課程内容也就有條不紊地陸續講了出來。也許是上天安排我要走這條路，否則朱先生去世之後我多半會去李莊，後來的一生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時入學不限年齡，學生中除了一位比我小三個月外，都比我大，有的還大上四五歲。可能看我年輕，都對我很好。我預備的題庫，一題都没有人問過，事實上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問過。可見我準備的問題多而且深，多半找出了答案，少數没有答案的也找出没有答案的原因。教學相長，真的不錯。學生不但當時對我非常好，直到今天，她們多半名成業就，爲人師，爲人祖母，仍然對我恭而且敬。去年上過我課的幾位同學還提了一個蛋糕，上寫受教六十年的字樣，到我家中紀念。
一學期終了，由於學生反應極佳，校中附設的國文專修科中一門中國上古史没有人教，也讓我去承乏，我一口答應。回到家中卻挨父親一頓訓斥，說無論做人做事都不該如此，做人顯得張狂，做事一個寒假怎能準備一門新課，訓得我汗流浹背，終身謹記，以後再也不敢如此。不過當時拜丁山先生及顧頡剛先生之賜，中國上古史的底子非常札實，再閲讀些其他前輩的參考書，上課不但没有丢人，學生反應也同樣的好，所以校方第二年就將我的聘書由講師改成副教授。那時聘任、升等，各校都没有一定的審查制度，也没有升等年限，這樣的優遇，其他學校也都有過。女師學院的院長是曾任安徽大學校長的謝循初先生，謝夫人也是校中英文系的教授。學校辦得有聲有色，可惜勝利之後歸併到其他學校。由於時間太短，所以後來知道的人不多。不過校中的任培道教授在台灣光復以後出任台北女子師範學校的校長，不少女師學院的畢業同學前去任教。台北女子師範與台北師範齊名，兩校的附屬小學一直到現在都是和國語實小同被認爲最好的公立小學。所以白沙女師學院的畢業生對於台灣師範教育貢獻不少。也有在其他方面發展的，表現都很出色，更難得她們都是賢妻良母，就我所知，下一代都很優秀。史地系畢業上過我課的同學熊秉貞女士到台後在建中任教，直到退休，是該校優良教師之一。中文系選過我課的裴溥言女士隨魏建功先生到台大中文系擔任助教，陸續升到教授，是詩經專家，退休後還是該系的榮譽教授。
在女師學院教得高興，暑假回家，行李依舊放在宿舍房中，預備下學期去時再用。誰知因爲沈剛伯去學校看過我，追求之意已很明顯，父親知道之後大發雷霆，不讓我再去白沙。謝循初院長親自到我家邀請，並請他熟識的杜光塤老伯向父親說項。父親執意不允，把我關在家中，出門一步都由母親跟隨。半年之後在北碚的國立編譯館找我編西洋史辭典，才放我前去。母親在北碚租了間房子和我同住監管，教書的工作，暫時中斷。
編譯館館長是陳可忠先生，人文組主任鄭鶴聲先生也是南高畢業。館中正在編輯中國史及西洋史辭典，中國史部分人才濟濟，西洋史卻只有隋先生一人。聽說我已經不在女師學院教書，在家閒居，乘機找我去承乏。在編譯館工作時顧頡剛先生也在北碚，常找我去他家吃飯閒談，使我對中國古代史的知識又增加了不少。在館中某次同樂會上聽到老舍和梁實秋兩位先生表演相聲，水準不亞於職業藝人，也是我平生一大幸事。
抗戰勝利，政府爲補淪陷區大學教育之不足，特别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設了四個特别教育機構，爲他們補習歷史等科（好像還有國文），糾正在日本統治下若干不同說法。本國史當然是主要課程之一。這個機構正式名稱我只在聘書上看到，完全忘記，只記得一般稱它爲「臨時大學」。南京臨時大學主持人是中大心理系的王書林教授，我在中大一年級時母親將錢交給何大姐，我每週週末都到她家住上一晚，週一拿了錢再和她的兩個在中大附小上小學的大孩子一齊回校。王教授是大姐的緊鄰，每次去時都要經過王家。没有圍牆的院子，和王先生伉儷自然而然非常熟悉。王教授出掌臨大，歷史方面需要十位左右教師，要我也去湊數。那時戰爭剛告結束，後方的人急於返鄉，車船的票都很難買，更不用說爲數極少的民船飛機。抗戰以前南京房租非常昂貴，房價倒相當便宜，買一幢普通房子不過四五千元，租金卻要百元。父親的好友李夢庚老伯是東北開創的前輩，對於房地非常熟悉，就在監察院後面不逺相當荒涼的明故宫附近約了四五家同事蓋了新房。父親不管這些事，一方面大事有李老伯負責接洽，小事有哥哥照應，我們也在那裏蓋了一幢佔地四畝多的两層樓房，建材和裝潢都很講究，才不過七千元。勝利之後監察院一時尚未返京，哥哥在開封善後救濟總署河南分署做專門委員，母親聽說臨大可以提供機票返京，希望我去接收我家的房子，主張我接受王教授的邀請。我先搭乘救濟分署的專車伴同母親到開封探望二舅全家，然後再從開封由老僕藍祥隨同赴京。救濟分署的所謂專車是一輛像公共汽車一樣的大型旅行車，同車的分署眷屬不過二十餘人，非常舒適平穩。沿途經過秦嶺、陝西，飽覧山地險峻雄姿。在西安拜見張太師母，在她家住了一晚。張鈁老伯贊助的秦腔「易俗社」特别爲母親上演了一齣「大孝傳」，叙述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的故事。據說這一類戲碼平時上演很能叫座。我深感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無論中外都有很多有益社會善良風俗的文學和戲劇作品。近幾十年一切商業化，這種作品日益稀少，代之而起的都是些使人犯罪或墮落的暴力或黄色内容，如何補救，值得深思。自開封到南京的火車票很難買，幸而三表哥在交大的同學很多都在鐵路機關工作，總算相當順利到京，没有耽誤臨大上課。
南京的臨時大學設在金陵大學校内。經過八年淪陷，金大的建築相當破損，不復往日壯麗。七年前我到南京拜訪我母校改名的南京大學，南大目前校址就是以前的金陵大學。我住過的宿舍已不可見，上課的大禮堂也不復能辨，滿園盡是新式建築。熙熙攘攘的莘莘學子往來其中，朝氣勃勃，十分可喜。
學校派給我的課程是中國通史。因爲淪陷區所有的大學生都要補修此課，所以學生很多，教授也不少。每班分發三十人，大約有十幾班。可是我每次上課都有新同學加入，據說是别班轉來，由一小點的教室換到大些的還是不够，最後改在大禮堂上課，學生竟有兩百多位，是我一生中教過的最大班，也算出了一點小小的風頭。在台灣時有幾位上過我課的同學還提過此事。因爲是初次教中國通史，每天準備到半夜的辛勞總算没有白費。
暑假來臨，臨時大學結束。王書林先生到東北創辦中正大學，約我同去。編譯館舊日館長陳可忠先生出掌廣州中山大學也邀我去教書。江西的一所大學也托人和我接頭，北京的北京師範大學因爲童貫賢先生的推薦給我聘書。母親因爲大舅在北京，主張我去北師大，我便接了北師大的聘書。但是當年結婚，次年又懷孕，預產期在十月，都没有到校。校方竟然保留我的職位，直到三十七年（1948），那時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聞知此事，也邀先夫去北大任教。我們準備開學時一定北上，兩人在校擔任的課程都已排定，卻意外地去了台灣，人生的際遇真是難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