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 伯 在 台 大
剛 伯 在 台 大
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在台北設立一座帝國大學，一方面裝飾殖民地門面，一方面因爲台灣的氣候和地理環境與南洋羣島相似，將它作爲未來佔領南洋羣島後利用榨取的研究機關。原來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元老重臣已將日本附近地區向南畫個半圓，將朝鮮半島，我國東北，一直到海上的南洋羣島都包括在内，預備據爲己有。所以台北帝國大學最初只有農學院以及講授基本課程的文理學部。後來才將文理學部擴充分爲文理兩院。工學院是侵華之前不久才設立。所以光復之時，台大工學院的設備還不及台南工學院。法商兩院是光復以後將兩個專科學校併入改成，所以校舍都在校本部之外。學校既以農學院爲主，所以農學院佔地廣濶，直到公館。而實驗林的範圍之大，爲全世界大學少有。台北帝大不但不是爲教育台灣同胞而設，對台灣同胞入學也限制重重。開辦之初，只有六人在校。事實上，日本對於台灣同胞接受高等教育，不僅在台灣，即在日本除農、醫之外，也儘可能不收台灣學生，惟恐台灣人才濟濟，發動叛變。即使農、醫方面，大學畢業生也寥寥可數。所以光復後台北帝國大學改爲台灣大學，本地的教授人才非常缺乏。爲了順利開學，勉强降低水準。教授水準，參差不齊。
第三任校長原任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所長，學識精湛，辦事認真。民國三十七年（1948）接長台大以後整齊教授陣容，解聘不適任者達八十四人之多。秋後極難開學，乃赴京邀約中大工學院教授盧恩緒先生爲教務長兼工學院長，剛伯主持文學院爲之延聘人才。
我和剛伯於民國三十五年結婚，當時法幣已經大量貶值，出租房屋者常以黄金計算。我們的新房是一幢房屋七間「下房」（住傭人之房）的兩小間，面積不到十坪，没有紗窗，地板，水泥地上許多坑洞。早上東晒，下午西晒，房子太小，無可躲避。台灣省教育廳長許恪士先生原在中大任教，三十六年暑假期間到京邀約方東美先生、剛伯和我到台灣演講。我們正苦於酷暑難耐，欣然應允，在上海乘飛機，一小時半即達台北。台北人口不多，街道很安靜整潔，住户院牆上常常掛著紅黄艷麗的木槿花。出牆老樹亭亭如蓋，恍如世外桃源，和南京的破舊喧囂恰成對比。學校的學生不多，非常安靜有禮。許多會場進門都要脱鞋，我因懷孕，時常嘔吐，未能登台演講。偏遠地方道路顛簸也未能去。留在台北的時候，每日午後雨過天青，氣溫下降，涼爽舒適。和方夫人漫步衡陽街上，車少人少，恍如公園之中。那時内地來台的人極少，台灣政府各部門殷勤招待，各所所長、三軍統領都曾邀宴。民政廳長嚴家淦先生伉儷也到我們下榻之處惠顧。省主席魏道明先生不在台灣，秘書長徐道鄰先生代表在省政府招待所邀宴，招待所曾經爲昭和太子訪台時掌厨的師傅尚在台灣，親自爲我們調製一頓日式盛筵。可惜我們都吃不慣地道日式料理，例如生吞連腸在内的小型香魚等等，事後覺得最好吃的只有西瓜。我們初下飛機住在寧波西街教育廳長的官邸，後來改到陽明山省政府招待所，後來總統蔣公曾住其處。招待所是日式，寬敞整潔，屋外林木成陰，極爲幽静。當時名爲草山，陽明山是後來改稱。只可惜早上起床正預備在林間散步時，卻看見樹上掛著幾條四五尺長的青蛇，嚇得急忙回頭，不敢再去。原來草山多蛇，曾經名爲蛇山。招待所内沐浴用的是硫磺温泉水，洗時水滑，頗爲舒適。返南京時卻意外發現母親給我陪嫁的金項鍊成了暗赭色，非常難看。台北市長游彌堅先生非常健談，夫人曾說王賡先生介媒。我那時對徐志摩私人的事情所知不多，王先生的更少，不知道他是陸小曼的前夫，没有問游夫人她們當年的事情。其實就算知道，可能也没有多大興趣，根本不會問。
三十六年台灣之行印象極佳，也是剛伯最後應諾到台一行的另一原因。主要原因是方東美先生的力勸。方先生那時認爲時局不安，台灣是比較安全之地，他自己是欣然願往。不過那時我們二人已經分别應了北大和北師大之聘，和莊先生的黙契是只在暑假幫他請人開課，開學之前就離台返京，和我一同北上。所以我没有和剛伯同去台灣，只在南京相候。誰知北方局勢急轉直下，南京又因金元劵招致金融崩潰，商人將物資囤積惜售，政府發動配給，每日天不亮去店外排隊，店舗開門時只買得菜油數兩。無奈之下，只好於十一月十幾日乘中興輪赴台。
我到台之前，剛伯住在莊先生的校長官邸，我到台後不好再行打擾。那時莊夫人尚在内地，大約住了一個多月才搬到學校撥給我們的宿舍中。學校最初給我們日本時代文學院院長自建的大型住宅。那位院長是日本貴族，多金之外，又有藝術天才，自行設計的住宅，大而講究，位於安東街，但爲前任錢歌川先生居住。錢先生已應台南工學院之聘，本人南下，眷屬尚未搬遷。我們請學校不必去驚擾，學校另配青田街另一幢大宅，宅共九間。青田街房屋都是日本教授的私產，地一樣大，房屋卻視各人需要大小不等。盧恩緒先生有五位子女，我們那時長子已經夭折，只有夫妻二人，容身即可，立即應諾，住進當時稱爲五巷四號，後來巷數增加，改爲九巷四號。居住至今，房屋只有五間。兩個睡房之外，一個書房，一個客廳，一個飯廳。雖然不大，比起我們在南京湖南路所住的兩間「下房」，已是天堂。因是日產，屬於日產管理局，由台大代爲租用，我們每月需付租金，約爲薪水的十分之一。溫州街等地的房屋是台大校產，不須付租。後來中央政府遷台，日產管理局改爲國有財產管理局，若干年後公開出售，住人可以廉價購買。那時市面已經開始繁榮，四層樓房的公寓房相當普遍，建築商會登門請求代爲改建，現住人可以免費分得兩層，非常合算。許多人紛紛購買改建，但是學校方面認爲國有財產管理局應該撥給台大使用，提出交涉，因此通知住在青田街的同事不要自行購買。我們是最守法之人，自行購買雖然對於政府是合法，對於學校則有違校規，於是未曾自購。剛伯去世後，我立即將房屋交還校方，總務長焦先生特别到我家中告知依照學校規定，教職員本人雖已死亡，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仍可合法居住，所以我一直居住至今。不過該房是昭和八年所建，太過老舊，每逢大雨必定漏水。近幾年學校因爲經費拮据，不再代修，修屋之費變成我微薄退休金中的最大負擔。但是外表看來，古色古香，台灣已經少見。土木系城鄉研究所一位研究生曾經以之爲素材寫成論文。鄭欽仁夫人也曾介紹一位女畫家來將之入畫。假如校規不變，我可居住終老，也是一大幸事。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是否爲自己所有，又何必計較。
剛伯到台大後，首先聘請臺静農、英千里、洪耀勳、李宗侗四位先生分别主持中文、外文、哲學及歷史四系。方東美先生與剛伯到台以後陸續又請劉崇鋐、姚從吾、鄭騫、趙麗蓮、殷海光、毛子水、屈萬里等先生到校任課。教授陣容大爲加強，唯一遺憾是剛伯已與朱自清先生通函邀請，朱先生未能成行。後來梁實秋先生來台，剛伯亦一再登門懇請，惜由師範學院捷足先登，剛伯爲之扼腕。後來中研院史語所遷台，李濟、董作賓、凌純聲、芮逸夫、李孝定、王叔珉、董同龢等先生皆由史語所與台大文學院合聘。其他所内諸先生亦曾就其研究專題作系統演講。教授陣容之盛，即使抗戰以前國内諸大學亦屬少見。名師出高徒，台大文學院畢業生中亦多第一流學者，蜚聲國際。以後台灣經濟日漸成長，學校經費稍稍增加，又自國外請來趙元任、李方桂、嚴停雲等作爲短期客座教授。外語方面借重天主教神父修女及美國其他教會人才，對學生裨益良多。
剛伯到校之初，文學院尚循日治時期往例，財務、事務皆獨立作業。剛伯認爲除與課務有關者外，均應由校方統籌辦理。因將會計、庶務人員併歸總務處，僅留秘書及事務員一人。到校之時正值暑假，某日經過辦公室外走廊之處見一桌上散置眾多聘書，詢問之下始知日治時代教授聘書皆由本人自行領取，取得之後尚須赴院長室鞠躬道謝。剛伯認爲該項舉措大違尊師重道之中國傳統。中國一向最爲尊師，普通人家，東主對於西賓禮貌優隆，年節親自陪飯。即使皇帝亦對太子太傅禮貌有加。急將聘書取回辦公室，親自將各系聘書分送該系主任家中，再由系主任親送至各位教師。我家與李宗侗先生居處對門，兩家常有往來，知悉李先生在其任内皆係親送。剛伯則至辭謝院務爲止，每年皆係親送至各系系主任家中。
台大文學院本有中文、外文、哲學、歷史四系。史語所遷台以後，剛伯認爲中國國土廣濶，地下古物甚多，清末列强侵入大事挖掘，席捲所得。有史語所李濟、董作賓等大師主持安陽發掘，地下古物始歸我國所有。然而一所人才究竟有限，繼起之人急待培植，因此力主增辦考古人類學系。除李、董二氏之外，更有凌純聲、芮逸夫等先生共同領導。多年以來，造就人才無數。張光直、宋文薰、李亦園等都已蜚聲國際。宋文薰、連照美等在台灣之發掘更對台灣史前史大有供獻。至於圖書館系則係美國請求。剛伯最初因爲師資難求，未予允准，後因有益國民外交，勉强增辦。最初之師資如萬惟英、王振鵠等先生尚與師大合請。同樣原因，以後教育部命令增設博士班，剛伯亦因教部未予博士班指導教授，未曾增加名額及設置經費，未曾應命。是以國内第一位博士羅錦堂先生雖係台大中文系畢業，指導教授亦爲台大之鄭騫先生，但第一文憑卻由國内第一所博士班之師大國文研究所頒給。台大文學院則在指導教授名額及設置經費足够時始行辦理，是剛伯做事認真求全，寧缺勿濫之處。地理及心理二系初辦之時，亦願列入文學院中，剛伯認爲中國過去注重人文地理及教育心理，最新研究已顯不足，未來發展應予列入理學院爲宜，予以勸阻。
莊長恭先生於民國三十七年接掌台大，不到一年於三十八年暑假以前遽行離去。教育部長朱家驊先生邀剛伯繼任。剛伯以爲台大百廢待舉，非借重傅斯年先生長才不可，幸獲傅氏承諾。傅先生未到之前，仍由剛伯代理。剛伯素性疏懶，除多年以後女兒念祖出國返台，急欲相見，親到機場等候之外，只爲迎接傅先生到過一次機場。傅先生與剛伯爲留學歐洲時舊識，中山大學任教時又是熟識，常開玩笑。在台之時，兩人同屆半百之年，尚賭過喝醋，各人皆盡一碗。此次傅氏一下機，見到剛伯第一句話就說：「你怎麼整我這一下子，再有不測，我只有跳海了。」後人常引傅氏跳海之說，即係此時針對「你怎麼整我這一下子」一句而發。
傅氏對台大大事整頓，奠定台大成爲第一流大學的基礎。種種事蹟，言者甚多，兹不贅述。傅氏去世之後，剛伯又奉命代理。當時中央政府尚在大陸，台灣政務由陳誠先生主持，陳先生又邀剛伯正式繼任。剛伯力辭不允，最後推薦錢思亮先生，遷延十一閲月，始獲允准。錢先生時在巴黎參加聯合國文教組織會議，毫不知情。返國接事，精細穩健，台大各方面逐漸步入正軌，成爲國際知名之高等學府。剛伯疏懶成性，不喜行政工作，每次請辭院務皆未獲准，建議實行任期制，亦未被採納，最後因罹患肺癌，始獲擺脱。癌症癒後節省體力，只教研究生中國上古史，並擬開始撰寫學術性論文。初則苦於白内障，割治以後又以肺部受傷太甚，肺活量大减，身體日衰，小病不斷，以致擬撰之中國思想史只寫完有限數篇。
剛伯十七歲時爲文言志，有「量才適性」之語。十七歲的年輕人常常騖遠，胸懷大志。成年以後，歷經挑戰誘惑，往往難以實現。剛伯早之無高論的話，倒真能終身信守。他自留英返國以後，先在母校武昌高師改名之武漢大學任教。學校發生學潮，驅逐校長，有關當局命剛伯繼任。剛伯以政局複雜，未予應命。抗戰期間，湖北成立參議會，剛伯以議員身份自中大短期返恩施與會，省主席陳誠先生有意辦一大學，邀剛伯主持。剛伯又以經費有限，交通不便，師資難求，不敢應命。台大兩次機會皆以事務繁雜，才能不足，薦賢自代。較之目前許多不自量力，千方百計取得高位卻難勝任，誤國誤民之人實在不可同日而語。逝世之後，救國團爲之建亭紀念，碑文本擬依照常規，本人事蹟之外，兼及家人姓名。我認爲公家爲文旨在供人參考，妻子兒女人人皆有，不必列入。文中只舉其「量才適性」及敬業二事，或可供年輕人參考。「量才適性」他畢生謹守不渝已如上述。敬業精神則可見之於在台大文學院二十年左右服務期間及畢生任教之具體表現。見過剛伯上課的人常讚其記憶力强，不帶文稿而極少錯誤。實則其無一堂課事前不加準備。人名，地名惟恐記錯，則於香煙紙或日曆背後寫上小抄，以備不時之需。在文學院服務期間，除非有病，風雨無阻，每日上班。遇有出國開會機會，除非會中點名非去不可，否則另推同事前往。一則自己不誤公務，二則可予同事與外國學者交換意見機會。其間只有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開設東方研究，請其爲首任主持，一再促請至第三年，錢校長顧及兩國邦交，勸其前往，才勉强接受。到校頗受學生歡迎及校方重視，校方予以最高待遇，學生稱之爲“Papa Professor”。本擬請其長期負責，剛伯以台大職務未能辭卸，一年過後即遄返台灣。以後數年尚有曾經受教之德國學生到台探視。可惜其以英文撰寫之《中國近代史》及其他稿件在其常用之壁間書櫃中均爲破壁而出之白蟻所嚙，半年後剛伯去世，或亦事前不祥之兆。
剛伯於院中原有課程之外，另加兩課，我認爲相當難得。一爲邀請在台唯一能說滿文之立法委員廣祿先生，到校教授滿文。歷史系之陳捷先及史語所之李學智先生從其學，皆成名家。不但對清史研究增加許多新材料，增加創見，對於延續少數民族之語文亦大有裨益。如非今日大陸仍有少數通滿文之同胞，則陳、李兩位先生及其再傳弟子將成僅有具此知識之人。另一課程爲在中文系開現代中外詩歌研究，並請余光中先生及聶華苓兩位合開。剛伯又請北大畢業精通蒙文之學者扎奇斯欽先生將元史譯回蒙文，再翻爲漢文，因之亦可發現若干桀誤及新解。
剛伯曾經召開亞洲史學會，是爲光復以後第一次具有國際性之學術會議。歐美等國亦有學者參加，返國後宣傳台灣進步之情况，政府認爲有益於改善我國形象。自此以後，一改過去封閉態度，主動推動各種學術討論會議。剛伯又組織「阿爾泰學會」，由陳捷先先生負責推動，首次在台灣召開討論會，以後又在日、韓等地召開，頗受學術界重視。
剛伯代理校務期間，曾經推動農學院與康耐爾大學及加州大學Davis分校合作。醫學院及約翰哈普金斯大學、杜克大學合作。我至今猶能記得曾任美國醫學會長之韓福瑞教授，及身爲美國開國元老亞當斯總統後代之 Davis教授Adams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