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在 師 大
我 在 師 大
八年抗戰，學者及大學生，或顛沛流離，或身陷敵區，能够繼續作研究工作者爲數不多。勝利之後，大學師資普遍不足。台灣因爲日治時期惟恐殖民地反叛，不敢造就眾多高級知識分子，情况尤爲嚴重。台灣師範學院是光復以後爲培養本省中學師資新近設立，師資更爲缺乏。台北僅有三個高等教育機構，台大、師院及台北工專，聲氣互通。莊長恭先生知道我能教書，立即延請，師院聞悉，也同樣致聘。我因迴避剛伯將台大聘書退還。師院方面則因北方局勢緊張，萬一不能北上，爲留退路，予以接受，但在觀望期間，未隨剛伯來台。師院由中央銀行滙去之一百元金元劵亦未領取。中國傳統上讀書人素不計較金錢，開學時如果不能到校，由中央銀行原封退回，最爲得體。領出之後再行滙回，就不免落了痕迹。這種習慣，八年抗戰一般人迫於生活的現實，做到的已經不多，目前知道的更少。偶然與人閒談中提及，聽者即說「錢已經給你，領了有什麼不好。」故而特别談談。
師範學院的校舍是日治時期一個高級中學改用，經過戰爭，多有破損。三十七年暑假大量修復，延至十一月中旬才能開學。這個期間，内地情形卻急轉直下，金元劵每日貶值，店家惜售，市面蕭條。北京局勢更危在旦夕，眼看已經不能去北師大上課，十一月初决定來台，先夫在中大的學生李純武、張書生、湯秀芳等位爲我在飯館餞行。飯館多半關門停止營業，找到一家，門户半開，電燈也不亮，點著蠟燭，爲我們做了一頓簡單晚餐。第二天上火車時，平時代客拿行李的「紅帽子」搬伕已經不見，三位幫我提著箱子送我上車。故人之情，今猶感激思念。可惜李、張二位已經作古，秀芳的情况尚未打聽得到，只有在此表現一點追思。
到了上海，不但暑假中可買一張飛機票有餘的百元金元劵（那時機票只有八十餘元）只能買一張没有舗位的所謂四等艙票，而且根本買不到。自從决定赴台到抵達上海一週之間，母親賣了幾桶煤油足够購買機票的錢，已經又跌得只够買「邊艙」，睡在船邊甲板上。幸虧一位遠房堂妹嫁的是虞洽卿的外孫，虞家擁有的三北輪船公司以三張他們公司不知到達何處的船票換得中興輪的一張邊艙票。到達基隆時，平時車船不暈的我，因爲疲勞及精神緊張，大吐特吐。莊校長親自陪同剛伯去接，以爲我坐的是頭等艙，卻見我靠在船邊，端著面盆，像街邊乞丐一樣的狼狽像。
剛伯隻身在台之時，莊先生邀他同住在校長官邸，我去之後，仍然不許我們搬出。我們趁他不在家時，帶了簡單行李，搬到一般教授居住的台大校内空教室中，住了一個多月，搬到青田街學校配給的宿舍，已如前述。
十一月中旬，師院開始上課。到校之後，發現院長李季谷、史地系主任湛亞達先生都已回到内地，系中也無助教，更未見到其它同仁，只有一位工友郭木花小姐給我一張課程表，我就按時上課。後來郭小姐也考進了史地系，畢業後在中學教書。
過了不久，幾位學生和台大學生一起不知闖了些什麼禍，引起全校騷動。大禮堂中經常開會，我偶然經過，看見台上有些教授講話，許多課都停止。我班上也有過學生請我讓他們去開會，不要上課，認爲國家已到緊急關頭，大家一定要討論挽救。我說惟其要討論國事，才要抽空讀書，增加知識和判斷力。歷史是最好的前車之鑑，尤其要趁還能讀書的時候多加參考，好在上課只有有限幾個小時，儘有餘暇可供討論。學生聽了也未再作請求，所以整個不安期間，我没有少上一堂課。學生還是很講理性的，鬧了一個時期，政府宣布解散師院，重新整頓，如何整頓我全不清楚，只知道整頓期間由教育廳副廳長謝東閔先生兼任院長。謝先生請我們吃了一頓飯，教授人數不多，大約他都能認得。以後見面，他總稱我爲曾教授而非沈夫人，以舊日同事自居，直到晚年我帶女兒全家去拜見他，仍然如此。謙和之情，令人更加敬佩，他還命人爲我們照了一張相，我們相片無暇整理，隨手亂放。如今謝先生已經作古，返台以後當試著尋找，如能找到，倒可以做個歷史見證。整頓以後由劉真先生接任院長，以後幾十年來，校務蒸蒸日上。但因平靜無波，無事可以叙述。甚至何時改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何時將史地系分爲歷史地理兩系，我都不復記得。
初到師大的第一、二、三年只教西洋通史，因爲全院十系爲補學生在中學所受日本教育之不足，都要讀西洋通史和中國通史。教西洋史的只有三人，每人每學期只開兩門課，共六小時。最初史地系的由先來的王德昭先生教，不久改由我教，本系之外另教一般外系。幾年之後，中學生全部已經接受本國教育，不再需要補充及改正日人解釋之錯誤，外系對此兩課不必修，我就只教本系的西洋通史和西洋上古史。後來兼任教西洋中古史的陶振譽先生去了香港，系中派我兼教該課。中古史是三年級必修，上古史是四年級讀，這樣情形一直到我七十歲時自專任職務退休爲止。到校不久一位兼任教授教英國史的去世，系中也派給了我。仍爲史地系時因爲必修課太多，全系都無選修課程，學生爲要增進英文閲讀能力，要求我爲他們講些西洋史學名著。於是每週一次在晚間六點到九點連上三小時，上課地點在理化系作實験用的階級教室，學生坐得滿滿地，似乎不完全是本系同學。因爲不算學分，没有學生名單，不知道有多少人，大約總在四、五十人左右。有些在後面聽不清看不清的還在課外找我詢問，用功的程度，非常令人感動。後來歷史、地理分開兩系，歷史系有了開選課的空間，系中就將此課作爲選修的正式課程。我每週教九小時已經太多，不能再教十二小時，乃將西洋史名著選讀與英國史輪流開授。七十歲自專任教職退休，專教研究生，應學生的要求開西洋史名著研究。八十歲時預備全面退休，系主任和同學都留我繼續教學。但是有限餘年所學所思都急需整理，對父母同學有個交代，所以折衷辦法只開半年課程。西洋名著研究需要逐字逐句討論，半年時間太短，改開「西洋民主政治發展史專題研究」。
我開始教書的十幾年中，學生没有一人不及格。女子師範學院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第一志願考進，女孩子又要面子，除非戀愛談得神魂顛倒，都很用功。即使正在戀愛，也會在考前收回心神，拼上一拼，成績雖然不好，總會及格。臨時大學的學生，都是經過家國甚至個人的苦難，使命感，責任感以及謀生前途的需要，推動著他們努力用功，追求多一點知識。台灣師院及師大初期人數不多，大部份是清寒子弟，爲了改善生活謀求出路，又爲節省學費及生活費，進入師大，求知感非常旺盛。日治時代英文底子不好，要我給他們課外講授西洋史名著，學校圖書館裏只有五本不成系統的西洋史書籍。歷史組同學每年大約十幾位，我用自己名義全部借出，給他們參考。我自己的書經過由四川到南京，再由南京到台北，兩度播遷，只能帶來幾本常用的，微薄的薪水也買不起新的。學生不但細心聽講，勤作筆記，甚至還有人要我出個題目讓他們作作練習。參考資料本校没有，到台大圖書館及美國新聞處的圖書室翻閲。兩地的書都不能借出，經常步行去看。後來經濟漸漸繁榮，社會上需要的知識水準增高，學生人數大量增加，一班經常在五十左右，開始有人未達及格標準。原因並非學生不肯用功，一方面是就業機會增多，不一定要鑽用功讀書的窄門，甚至於家庭富足根本不必就業，上大學只是爲了家長及自己的顏面。更重要的是升學競爭劇烈，大多數小學、中學脱離正常教法，專教學生如何應付考試，重複作練習及背書，使得學生對讀書厭惡，進大學只是爲了出路或顏面，並非爲了求知。但是大學是正常教法，多數學生逐漸培養出讀書興趣，成績仍然不錯。少數則因個人關係或對某門功課不感興趣，或因老師雖有學問卻不擅教學引不起學生興趣，於是成績江河日下，至於不能及格。我總認爲既然學校將學生交給我們，我們有責任要他們上進，不能任他們耽擱年輕時代最寳貴的光陰，所以對不用功的同學督促特嚴，總要他們以自己的能力達到及格標準。我在女子師範學院、臨時大學和師院初期都是因爲缺乏參考書只好口頭講述，由他們做筆記。後來師大經費逐漸充裕，參考書增多，社會上一般生活改善許多，學生自己也買得起書，我就開始要學生看參考書，上課時口頭報告，然後我再以我的意見加以討論。這本是最正常的教法，孔子和目前歐美等國都在採用。人類對自然界及本身的知識都非常有限，許多地方需要想像。學者的看法常常人言人殊，所有的學問都無定論，因此才需要高等教育加以探討改進。如果知道一切事物的真相，有了定論，大家只要記誦即可，大學都要關門。大學教授的主要任務是啓發學生的思想，而非填鴨式地將自己並不完美的看法灌輸給學生。歷史方面，事過境遷，死無對證，史料有限，大部份需要揣測，更没有一定看法。不成熟的作品甚至抄襲，當然不在話下，即使公認有價值的名著，也因時代背景，或個人立場及條件，有需要修正的地位。如此才能有更接近正確的看法，史學才有進步。史學的最終目標是鑑古知今，鑑往知來。惟有認清過去的來龍去脈，才能對目前所有問題有正確瞭解，從而正本清源，找出有效解决方法。由於古今中外人性大致未變，事理彼此相通，參考過去事蹟可使未來趨吉避凶。爲了探求過去歷史真相，非要大家羣策羣力，薪火相傳，一棒接一棒不斷努力才可。大約五十年來我都是用這種討論方式教學，少數學生非常喜歡，也頗有所得。大多數卻因小學、中學將他們讀書的興趣折磨殆盡，把在我班上的口頭報告視若畏途，於是我惡名昭彰。前幾年還有一位他校畢業的博士班研究生，當我說到我因家庭關係，五十年來在學術界已經默默無聞，無法給同學一位名師非常慚愧之時，他很幽默地說「您很有名，當我告訴我母校同學我在選您的課時，他們都說你怎麼敢選她的課」，可見我的惡名不但在校流傳，已經遠達校外。話雖如此，但是在七十歲前仍教大學部時，不及格的同學只有少數一、二，或二、三位。經過重修，不但及格，而且都在七、八十分或者以上。七十歲後專教研究生，十幾年來從無人不及格。我的惡名也就漸漸淡化減輕。
我從開始教書就不在上課時點名，直到如今仍然如此，理由是要培養學生的自尊和自制。我自幼至今不喜别人強制我做任何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是自尊也要有被别人尊重的條件，許多不應該做的事必須自制。如果上課點名，曠課就扣分，不但傷害學生的自尊，剥奪他們自制的機會，萬一對聽講没有興趣，人在心不在，不是在課堂夢見周公，就是翹首四望，百無聊賴，急切等待下課。這種情况，教書的人看了也很没趣。要學生樂意上課只有自己充實講課的内容，改善表達的方式，循循善誘，才能彼此和樂相處。所以我教書以來，不但不斷吸收新知充實内容，而且每堂下課必定反省這一堂有否講錯，有什麼地方還待改進。所以我每年講授内容，甚至每章題目都有不同。歷史研究的對象是百行百業的人事，不但歷史書籍和資料要看，其他學科和常識，政治、經濟、社會等等情况都要知道。學無止境，我雖然長到老學到老，還是自覺不足，這也是我至今文章尚未寫出的原因之一。我在師大下課以後，因爲距離較近，至今還是步行回家。爲了腦中不斷反省上課的情形，有時想在在途中買些東西或辦些事，卻不知不覺已到家門。我自己雖然不斷努力改善自己以期學生自願不缺課，但是學校賦予我的責任，講書以外還要督促學生上進，不點名但不能放任學生缺課，所以每對新的班次總要宣布，他們除學校規定的病假事假之外，如果去别處聽講或在圖書館看書，所得的比上我的課要多的時候，也可不來上課，但事前必須向我請假，我絶不會不准；事後一定要向我作書面報告聽了那些演講或别的教授講課内容，或看書的内容和心得。畢竟大學只有四年，每堂課只有五十分鐘，其餘時間儘可用來做休閒活動。有限的上課時間不能蹉跎，以至於後悔莫及。開始教書的一、二十年根本用不著督促，學生個個用功。以後人數加多，必修課總有少數的人不感興趣，如此做法倒很收顯效。不但學生偶然無故缺席的人很少，經常上課也逐漸培養出對這門課程的興趣。不及格的人一年年減少，最後只剩一、二人，甚至一個人都没有。即使一時不及格，重修以後成績也都不錯。有一位已經讀了五、六年的僑生，在我逼迫之下，重修之後得了八十多分，畢業時告訴我他如在一年級時就遇見我，他的情况會大有不同。還有兩位夜間部的學生，一位經常打架，有時從火車上打到車下，遍體鱗傷的所謂不良少年，畢業之後告訴我他已在桃園某校教書，成績很好，很受學生歡迎，而且做了警察局對於少年問題的顧問和辦案助手。另一位經常讓父親被傳到警局備詢的三十多歲才考進師大的同學，在經過多次讀書報告，兩次重修之後，居然考上了兩個學校的研究所。我對性善性惡的問題没有研究，不敢妄言。但是從接觸過的兒童看來，每個都很想做好孩子，長大之後做好人，後來的墮落是外來因素造成。蔣經國先生曾經說過「没有問題少年，只有少年問題」。這話出於一位並非專家學者而爲主政者之口，實是難能可貴的至理名言。我在求學時代没有讀過教育課程，不懂教育理論，這樣的教法不知是對是錯，但是對必修課程班上的學生顯然生效，選課的學生則不論大學部或研究生都無一人缺課，他們似乎很喜歡這種討論式的教法。我喜歡開選課，姚從吾先生開選課時曾說他的課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他教學認真，選課的不多，但是最優秀的學生後來都是有名學者。我的選課班上也是如此，不過我的學問遠不及姚先生，所以我常說學生没有壞的，到學校上課的都是好青年，成績不好的只是懶惰而已。孔子的學生絕對是他教出來的，因爲他那些至理名言，既無書可參考，甚至也無别人說過，非在他門下學習不可。如今有許多參考書和資訊管道，可學之處甚多。我教過的學生，成績好的絕對是自己用功的結果。我對學生的小小幫助只是推動懶惰一點的自己用功而已。
考試時候我都是自己監場，從不麻煩助教。出的題目也是要吸收消化之後融會貫通，經過重新組織，用自己的語言答出，不是摘取中間一段就可交待，即使能够抄寫筆記或參考書也没有用，所以幾十年來没有一人作弊。我自小學到研究所畢業都未見過同學作弊，那時都是正常教學，讀書是件愉快的事，既然能够吸收也就不難應付考試，所以不但無人作弊，似乎也没有人不及格。近幾十年都是作弊成風，花樣百出，不但中國如此，過去謹守基督教誠實不欺教訓的歐美學校亦復如此。就我所知學生都是好孩子，好青年，考試作弊只是和老師鬥智鬥法，别的壞事絕不會做。但是道德的堤防和水堤一樣，一個小孩手指就可堵住的漏洞，如果任它發展就可衝破堤防，淹死千萬人。考試作弊如果不加防止，將來遇見機會，下意識地不知不覺就會做出壞事。防微杜漸，學生時代必須嚴加防範。一位教中學的優秀畢業生曾經向我訴苦「您說不能讓學生作弊，我如言照做，結果我班上的成績比别班差了許多。家長、校長，交相指責，飯碗將要不保。」原來其他班上的好成績大半都是學生作弊作出來的。對於這種現象，我只有盡一己之力，獨善其身，主政當局不知有何對策。
我從開始教書就立定原則，只要學校對我有禮貌，學生願意聽講，不給錢我都願做，二者缺一，只好悄然引退。這話並非唱高調，我曾不止一次身體力行。開始教書的時候，六年抗戰，國困民窮，公教人員待遇非常微薄，白沙女師學院教職員伙食團的情形已如前述，但是我欣然願往。中大政治系我曾從他上過政治學的張滙文教授介紹我去美軍電台工作，待遇是我教書的許多倍，我一口拒絕，毫不後悔。剛到台灣的前幾年，我同先夫兩份教授薪水月底卻買不起肉。葷菜只有菜場上一小堆一小堆出賣的有圓有扁有紅有黑幾寸長的爛小魚。我在隔壁鄰居家的女傭處分了些她替軍方做的圓領白布衫，每件手工两元，貼補家用。挖下來圓領内的白布還替先夫補襪子。那時一個外國機關的打字員薪水都比我高得多，我也可以勝任愉快。但是我教書教得心滿意足，絕未想到改行。直到現在不單學生有足够的人選我的課，系中同仁更是親切照應，無微不至。甚至教育當局也曾聽過我一點小小意見。那是我六十五歲時，應該屆齡退休，但可逐年延長，直到七十歲。以前都是系中主動爲之延長，不需任何手續。不知什麼時候教育部有了統一規定，必須自行申請，而且附交健康證明及學歷文件。系中助教將公事轉給我，我立即向系主任寫一封信說封建時代尚且要「君使臣以禮」，臣才能「事君以忠」。目前已是民主政治，怎可對教師如此無禮。師範大學如果照辦，「師範」二字又如何解釋。教員的健康情形，學校當局應當自行察看，學歷經歷初聘時已經審查通過，校方應有存案。我的教授證書是243號，也就是當時全國各校各科只有那麼多教授。雖有許多教授並未送審，實際上不止此數，教授資格並不稀奇，但絕非做假。我六十五歲時已經擔任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委員多年，所有教授的資格審查都由該會經管，如果有假怎能聘我做該會委員。再說師大對我的教授資格既已通過，如有問題，應是學校負責。我六十五歲時已在師大任教三十多年，怎在此時又提此事。信送去後，系主任及文學院長都來我家勸說，說不止我們一個學校如此，何妨敷衍照作。衛生事務所和某一醫院檢查都不嚴格，健康絕對可以過關。我說我又没有愛滋病，怕什麼檢查不及格，這是原則問題。後來鬧到教育部，聽說教部酌量一下，取消了這項規定。我一年年延長，直到七十歲爲止，無人再要我填什麼這類表格。不久以後，同時或稍後退休的他校教授見了我時，還向我道謝。以後是否又恢復這種手續我不知道，不過當時教育部的從善如流的確值得贊揚。我受到各方面這樣的好意相待，只要仍然有同事支持，學生願選，我也没有患上老人痴呆症的話，雖然年逾八十，真想再教下去。